雍正和允祥，在康熙朝是至誠至信兄弟，雍正即位後則成了密邇無間的君臣。
雍正即位，命允祥總理事務，封怡親王。元年設立會考府，命允祥主其事。允祥同時奉命管理戶部三庫、戶部事務。雍正諒期間，四個總理事務王大臣中，主事的就是允祥和隆科多。
雍正統治前期，允祥主要從事整頓財政、發展生產的工作，而且兢兢業業，雍正贈他的詩中說：“經理度支需讚畫，疇谘水土奏豐穰”。六年（1728）五月，雍正講到雲南布政使李衛的銅政業務時說：“怡親王之在戶部，諾岷之在山西，李衛之在滇省，實係公忠體國，滌弊清源，勞績茂著”。在此，他充分肯定了允祥理財的作用。七年（1729），軍機處成立，雍正命允祥為軍機大臣，辦理西北兩路用兵的事情。前文說過，開始籌商這件大事時，隻有允祥、張廷玉幾個人參預謀策，由此可見允祥是雍正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允祥隻在任總理事務王時官位最崇，後雖為議政大臣，軍機大臣，但後一官職在軍機處製度草創之時，遠不像後來之尊貴。其實，允祥在沒有正式名義的情況下，是在雍正指導下處理繁雜事務的。
雍正發號施令，有時親自進行，發布口諭，或朱諭、朱批，有時用大學士傳旨，有時則用親信大臣，如二年（1724）初冬，年羹堯陛見期間，就是用允祥傳的聖旨。允祥是被經常用作傳旨的親王，在朱批奏折中，就有疆吏對怡親王傳旨事務處理的報告，即是他此類活動的證明。傳旨，代皇帝發令，“口含天憲”，自極重要，而允祥等的傳旨，又與漢、唐、明的宦官專擅不同，他是以親王之尊，奉皇帝之旨出納王命，是參予處理最高級政務的表現。
雍正不許眾官吏結黨私營，為懲治政敵所必需，但官僚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升遷，總想在權臣中找個靠山。雍正知道這種情況與結黨亂政不同，雖然也不允許，但不絕對禁止，特別是為了牢固控製疆吏以及中級地方官，一人難於做到，需要有個中間人，這就使用了允祥。要他轉遞一些官員的奏折，還令一些大員私下和允祥接觸。如在河道總督齊蘇勒的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奏折朱批中說：知道你同怡親王沒有往來，今令你同他接交，因這是朕的主意，不用害怕，“保於爾有益無損也”。又為使齊蘇勒進一步安心，告訴他對允祥的評價：“王公廉忠誠，為當代諸王大臣中第一人，爾其知之”。有這個諭旨，齊蘇勒自然要向允祥靠攏了。為了攤丁入糧的實行，允祥奉命主動支持創議人李維鈞，雍正亦指示其有事可同怡親王密商，迨後為拆散李維鈞與年羹堯的關係，再次命他同允祥聯係：“諸王大臣中秉公為國家愛惜人才者，惟怡親王一人，卿倘有不便達朕瑣屑之隱情，怡親王盡能照拂，並可為卿周全，卿何不樂為此不但幹係之坦途耶！”如此看來，在當時與別人聯絡，有結黨之嫌，惟與怡親王交往不用作此擔心，這是雍正特許的。在這類聯係中，允祥作為皇帝代表，與那些人商洽政事，乃至他們的私事，疏通臣下與皇帝的感情，這也是使疆吏絕對忠於皇帝的一個方法，是皇帝無精力做的或不便做的，允祥替雍正操辦了。
雍正說允祥“為國薦賢之處甚多”。允祥向雍正推薦允禮是件大事。康熙第十七子允禮被雍正認為參加了允禩黨，康熙死時，雍正罰他往守陵寢。這時允祥奏稱允禮“居心端方，乃忠君親上探明大義之人”，極力保舉。雍正同意了他的薦舉，元年（1723）即封允禮為果郡王，命管理藩院事，三年（1725）以他實心為國，操守清廉，給親王俸，並按親王給予侍衛。六年（1728）晉封他為果親王。以後雍正又用他管工部、戶部三庫、戶部事務，任宗人府宗令，辦理苗疆事務。使允禮成為雍正朝威不可侵的貴族之一。他所以能得到這個地位，雍正之所以能得此寵臣，用雍正的話說是“朕之任用果親王者，實賴〔怡親〕王之陳奏也”。允祥還以推薦李衛而被雍正感念在懷，據雍正說，李衛在戶部任郎中時，還不知道他，是允祥“在朕前極力保薦，謂其才品俱優，可當大任。”所以才屢加擢用，使之位至封疆大吏。其他經允祥保舉的人尚多，如劉世明用至福建總督。
允祥還能向雍正進諫。雍正用年羹堯主持青海軍事，隆科多阻撓他成功，允祥針鋒相對，向雍正說：“軍旅之事，既已委任年羹堯，應聽其得盡專閫之道，方能迅奏膚功。”雍正接受了他的意見，便不從中掣肘了，於是青海問題迅速得以解決。雍正要懲治一些官僚，允祥也屢加諫阻，追賠戶部積欠，經允祥多次奏請，雍正作了減免。
此外，允祥做的事還很多，管理漢侍衛，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兵，負責雍正辦公處養心殿的用物製造，雍正的藩邸舊務，諸皇子的事務，雍正的陵寢，均由允祥經管。雍正曾說他辦過的事情：“總理事務，王夙夜匪懈。……至於軍務機宜，度支出納，興修水利，督領禁軍，凡宮中府中，事無巨細，皆王一人經畫料理。”而且“無不精詳妥協，符合朕心”。由此可見，允祥不僅是參予帷幄的重臣，而且是雍正的大管家和侍衛長。
允祥如此事君，雍正待他也不同尋常。元年（1723）封王後，雍正要按自己被封時得銀二十三萬兩的例子賜予，但允祥謙謝不要，最後接受了十三萬兩。雍正又要照例支給他六件官物，允祥固辭不受，雍正就另行加恩，將他兼管佐領改為其屬下，另多賞給侍衛和親軍。三年服滿，以總理事務功勞，加封允祥一個郡王，任從他於諸子中指封，允祥堅決不受，雍正就給他增加俸銀一萬兩。四年（1726）七月，雍正親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額賜予允祥。對此，他解釋說，允祥的忠，是“公而忘私，視國事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敬是“小心兢業，無纖毫怠忽。”誠是“精白一心，無欺無偽。”直是“直言無隱，表裏如一。”勤為“黽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乃“一舉未嚐放逸，一語未嚐宣漏。”廉是“清潔之操，一塵不染。”明為“見理透徹，蒞事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辨。”他繼而又說在廷臣之中，做到“忠勤慎明”的不乏其人，而具備“敬誠直廉”的則為數不多，望百官能向他效法。同年，直隸總督李紱因允祥在畿輔搞營田，而直隸無檔案，因此奏請可否立檔。雍正批示說：“怡親王所辦之事，何用爾衙門備卷！爾等大臣為朕任用，雖百千聚集一處，朕依賴未必如王一人也。勉之。必效法王之屏盡私心，純然忠愛，以受朕如是見信，庶不負為人臣一生之名節也”。十月初一是允祥生日，某年生日前，雍正指令詞臣代他擬詩作壽，詩要表達允祥“赤心為國，至誠待朕，明敏通達，廉潔正直，上蒼自然垂佑錫福錫壽，君臣兄弟永永吉祥等意”。八年（1730）五月，允祥生病，雍正撥庫帑為其齋醮祈禱，並令廷臣設醮。在允祥病危之時，雍正親往探視，及至，允祥已死，次日親臨奠祭，讚他是“自古以來，無此公忠體國之賢王”。命配享太廟，準許他名字上一字用“胤”字，賜諡曰“賢”，並破例將往日所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置於諡號之上。又在京西白家疃、直隸天津、江蘇揚州、浙江杭州為立祠祀。十年（1732），安葬允祥，雍正親往奠送。允祥死，子弘曉襲爵，原來不接受的另一郡王爵，雍正封其第四子弘皎為寧郡王。允祥子弘暾早死未受封，其聘妻富蔡氏入府守寡，雍正因命將弘暾視貝勒例殯葬。雍正對允祥及其家屬的寵眷，是很少見的。
總之，怡親王允祥克盡臣弟之道，忠心不二地為雍正既當大臣又當仆人，在雍正朝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為雍正的專製統治盡心盡力。同時他不居功，極其謙抑。這一點，當然為極端強調君權的雍正所喜。他保持寵眷不衰，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彭紹升指出允祥“每承恩禮，益加謙畏，故上眷遇日篤。”
作為雍正兄弟受到寵愛的，還有允禮、允祿等人。允祥死後，允禮似有頂替他的味道。李衛到果親王府請安，允禮對他賞賜甚多，事後，李衛報告這件事，雍正說：“王之優待斷非出於籠絡之術，卿之晉謁亦非懷有趨奉之心，朕皆深信而無疑者。人臣於義固無私交，若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又惟恐其不然也”。雍正在李衛另一奏折上又批道：允禮“居心虛公，非若輩大臣所能企及”。把允禮看得很重。雍正元年，莊親王博爾鐸死，因其無子，雍正命十六弟允祿承襲，雍正對其鍾愛程度可見一斑。雍正還讓他管理內務府事務，同時加強對他的教導。在賜詩中說：“盡洗膏梁習，須教學業醇。股肱兼耳目，屬望更諄諄”。要求他克服貴胄的紈袴習氣，做勝任的親信重臣。
雍正對那些小兄弟也賜予爵祿。四年（1726），封十五弟允禑為貝勒，八年（1730）晉封為愉郡王。四年封二十弟允諱為貝子，八年改封貝勒。二十一弟允禧得到允禕的好感，褒他“立誌向上”，雍正於八年封他為貝子，繼而認為他“感恩向上之念果誠，將來可望成立”，晉封貝勒。雍正也封二十二弟允祜為貝勒，二十三弟允祁為鎮國公，認為二十四弟允祕“秉心忠厚，賦性和平”，在宮中讀書，學識已經增長，封為誠親王。所有這些都表明，雍正除嚴厲打擊與之爭位的政敵允禩等人外，團結了允祥，允祿、允禮一班弟兄，使他在皇族中並不孤立。
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滿洲鑲藍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生，三十八年（1699）中舉，官場蹭頓，五十五年（1716）始為內務府員外郎，終康熙之世居於此職，故心常怏怏。康熙六十年（1721）元旦，時屆四十二歲，作詩自歎：“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又在《詠懷》詩中寫道：“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想不到後來知遇雍正，出將入相，為一代名臣。
早在康熙年間，時為雍親王的胤禛要鄂爾泰為其辦事，鄂爾泰以“皇子宜毓德春華，不可交結外臣”，拒不承應。胤禛認為他剛正不阿，是忠臣的資質，即位後召見他，讚賞地說：“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堅，今命汝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請托也”。元年正月命為雲南鄉試副主考，五月即超擢為江蘇布政使。雍正不計前嫌，以才德用人，有豁達大度之胸襟。三年（1725）九月升鄂爾泰為廣西巡撫，尋覺之仍可大用，在其赴任途中，命調為雲南巡撫管理雲貴總督事，而原總督楊名時隻管理雲南巡撫。二人名實顛倒，為的是人盡其才。四年十月，實授鄂爾泰雲貴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六年十二月，雍正命鄂爾泰兼管廣西，封為雲貴廣西總督。十年正月，鄂爾泰內召至京，受封為保和殿大學士，居首輔地位，充經筵講官，國史、實錄、明史三館總裁，二月封一等伯。七月，因西北兩路用兵不利，雍正命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後又巡視北路軍營。十三年，貴州台拱地區新設州縣的土民叛亂，雍正為顯示賞罰分明，以鄂爾泰經理未善，削其伯爵，留男爵，休致，仍食大學士俸，並命其為辦理苗疆事務大臣，眷注實未改變。
鄂爾泰受知於雍正，以及他的業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他適時地提出並推行改土歸流政策。這方麵已在前文說過，在此，僅將鄂爾泰的作用略敘：他正確地提出改土歸流的目標、方針、措施，獲得雍正的批準；認真實行，調兵遣將，任用能吏，剿撫兼施，基本完成改流事業，就中他不辭辛勞，深入各地山寨，就近指揮，成功較為迅速；他負責的雲貴廣西的改土歸流，推動了鄰省兩湖、四川的改流事業。
二是洞悉用人理論。鄂爾泰與雍正論用人，講才職相當，講設官為辦事而非養閑人，講珍惜與教育人才，是用人學上不可廢棄的精當至論。鄂爾泰有識人之明，拔哈元生於末弁之中，識張廣泗於眾屬吏之間，但對他們的評價亦較客觀。他在八年（1730）五月，說哈元生，“雖勇敢，少近殘刻，止可備調遣，不足以資統帥”。後來哈元生的經曆證明他的看法是準確的。他論張廣泗，胸襟頗開闊，立誌頗堅定，“但明敏強幹，猶屬見事辦事，若夫先籌全局，次扼要領，不遺瑣細，而一視繁難，張廣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雍正對鄂爾泰說：“卿之識人，實越常人”。又講：“卿之識人感人，朕實信及”。君臣際合，本身就是他們君臣知人用人理論的體現。
三是響應號召搞祥瑞。在奏報祥瑞的大臣中，鄂爾泰當首屈一指，他以此遭譏，在所不惜。他亦知禎祥之妄誕，所以大理令劉某以此奚落他，不但不記仇，反而嘉其公直，向雍正推薦他。他的報祥瑞，是在政治鬥爭中支持雍正的一種手段，當然其倡導迷信是愚蠢的行動。
不難看出，鄂爾泰是一個政治家，他適時地提出並實行改土歸流，很有政治遠見。他身為雲貴兩省總督，但考慮到完成這一不限於兩省的事情，建議統一事權，為此雍正調整了幾省邊境行政區劃，鄂爾泰又協調了當時在他功績之上的川陝總督嶽鍾琪的關係，可見若沒有顧大局的度量不可能進行改流事業。這是他作為政治家的主要內容和標誌。用人的理論和知人善任，也是政治家的品格，這一點鄂爾泰也具備了。鄂爾泰曾說；“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這就是要明辨大是大非，為政抓綱領，重大局。他的同僚張廷玉雖與之不協，亦服其見識，說他的這個名言“最有味，宜靜思之”。他的雲貴總督後任尹繼善也服膺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清人鍾琦評他為“識量宏淵，規畫久遠”。均為定評。清朝前期，國事有多方麵的發展，但由於皇權加強，臣下難於發揮到具有政治家那樣高的作用，所以極少產生政治家，因此鄂爾泰的出現非常難得。他本人有功於清代曆史的發展，雍正朝中能有這樣人物的出現，表明雍正用人有道，在君主絕對權威之中，尚能容納建立不世之功的政治家，並非專一屠戮功臣。
鄂爾泰恩寵於雍正，始於康熙中表現出的“公忠”，以後他益以此自勵。五年（1727）十月，他對新任雲南巡撫朱綱說：皇上用人行政，“無甚神奇，隻是一個至誠，事事從天上體貼下來，以一貫萬，一切刑賞予奪皆聽人自取，而了無成心。如果無欺，雖大過必恕；設或弄巧，雖小事必懲。我輩身任封疆，隻須實心實力為地方兵民計，即所以酬恩，即所以自為，一切觀望揣度念頭皆無所用，一並不能用。”在他看來，皇帝事天歸為至誠，臣下亦應以此道對皇帝，隻要誠心，事情沒有辦不好的，沒有不得到皇帝賞識的，即使辦事不甚妥協，也會得到諒解。為講這番道理，他敢於說雍正之用人沒有什麼神奇的，而雍正體察他的真誠之心，在朱批中說：“朕實含淚觀之。卿實可為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而慶幸焉”。鄂爾泰的忠誠把這對君臣聯結在一起了。雍正將他作為“模範督撫”向群臣推薦，就誇讚他“居官奉職，悉秉忠誠，此專心為國，而不知其他者”。
雍正還欣賞鄂爾泰的才識，說他每事必“籌及遠大”。是把他的忠和才結合起來看待和信用的。
自古君臣之間無所謂私交，但在雍正和鄂爾泰之間，有著私交的成份。三年（1725）冬，鄂爾泰陛辭往雲南赴任，正值身體欠佳，雍正命他乘禦輿前往，鄂爾泰於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複健康，雍正獲悉後說：“朕與卿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劫善緣之所致”。四年（1726），雍正作主，將鄂爾泰的哥哥鄂臨泰的女兒配給允祥之子弘皎，當鄂爾泰折奏謝恩時，雍正說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爾泰，今既奉旨聯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規諫，以報朕知遇之恩”。對鄂爾泰的家事，雍正也極表關切，在五年五月初十日鄂爾泰的奏折上玉批，他“默祝上蒼厚土、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爾泰奏稱，到雲南後，連得二子，已有五個兒子了，感謝皇上的祝願和賜福。雍正說他的祝願出於至誠，“今多子之願既應，其他上蒼必賜如意也”。九月十六日，鄂爾泰在奏折中道出：“（皇上）愛臣諄篤，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嚴師”。雍正卻說他“字字出於至誠”，又在朱批中告訴他，在慶賀五旬聖誕的宴會上，因沒有他出席，特將親自嚐過的食物寄往雲南，就如同君臣對席了。當鄂爾泰經略陝甘期間，雍正命內大臣海望為之建設官邸，賜給用物，治成，雍正親為檢查，嫌不精好，責令海望重辦，迨鄂爾泰回京，進入新宅，雍正又親書“公忠弼亮”匾額賜之。雍正如此酬忠，鄂爾泰亦發感恩圖報，肝腦塗地，在所不惜。
張廷玉，漢人，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出生，大學士張英之子，三十九年（1700）中進土，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雍正當政，就命他協辦翰林院掌院學士事，晉為禮部尚書，次年轉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太子太保，三年（1725）署大學士事，四年（1726）晉文淵閣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康熙實錄總裁官，六年（1728）轉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七年（1729）任軍機大臣，加少保，八年（1730）賜輕車都尉。張廷玉身為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戶部、翰林院，十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職務繁多，公務繁忙。據他自己說，雍正宣召不時，一日晉謁三次，習以為常。西北用兵以後，“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及出內廷，至朝房及公署理事時，屬吏請求指示和批閱文件的常達百數十人。坐在轎中批覽文書，入紫禁城騎馬，吏人隨行彙報，處決事務。傍晚回至府中，“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辦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雍正也說他和鄂爾泰二人“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由此可見，張廷玉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雍正所交給的各項事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