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錄取範圍。元年，順天鄉試，雍正命檢查落榜的試卷，從中選取二人。同年會試，複檢落卷，中選竟多至七十八人。次年會試，如上年一樣複檢。清代鄉試有取副榜的製度，雍正四年（1726）鄉試，命中副榜者，若前曾中過，則授予舉人，這是雍正的創例。五年（1727）會試，雍正命於落第的舉人中，選擇“文理明通”的，引見後發往各省，擔任教職。拔貢，舊例州縣學每十二年一選取，雍正即位開恩，普選一次。至五年，命以後六年一選，以增加它的名額。雍正以這些辦法擴大中式的額數，增加讀書人入仕的機會。
雍正還用其它方法籠絡士子。比如元年的恩科，殿試在十月二十七日進行，時天已寒冷，雍正怕硯水結冰，令將貢土在丹墀對策改於太和殿內舉行，又讓太監多置火爐，使溫暖以便書寫。五年的會試原定在二月，因天寒改在三月，天仍冷，若再延期，怕舉子盤費不夠，遂按期舉行，特許攜帶手爐和穿皮衣、厚棉衣入場，並由官家供給木炭、薑湯。湖南省的鄉試，過往在湖北省進行，雍正以有的應試人要經過洞庭湖，有覆溺的危險，因命在湖南建立試院。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由公費樹立，康熙三年裁省，由進士出資自建，雍正認為這是關係國家振興文教的大事，命仍用庫帑建造，以使士子觀覽豐碑，“知讀書之可以榮名，益勵其自修上達之誌”。
雍正對讀書人不僅是獎勵，他還用科舉做為懲罰手段。如因查嗣庭、汪景祺的緣故，停止浙江鄉會試。
自比和尚
尊崇喇嘛教是清朝的國策，然而實踐中各個皇帝的態度不盡相同。康熙皇帝很有節製，如他所說：“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雍正也有所節製，但與其父親相比則是優寵佛徒、廣修廟宇、大做佛事。
雍正在青年時期，與當時的其他貴族一樣，雇人代他出家，即有替僧（替身）。在他即位之後，有一僧人正修，自稱又名“四和尚”，曾為雍親王府附近的柏林寺住持，是“王府替僧”，求見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法敏，代人請求差事。法敏將此事折奏雍正，後者朱批寫道，“王府豈有此等替僧，一毫影響全無之事也。殊屬大膽可惡之極，即嚴拿夾訊，審明定擬具奏。此奏並朕此諭皆不必敘入本內”。正修不一定是雍親王替僧，有可能是詐騙犯，然從朱批可知，雍正有替僧，他自己也不否認，隻是不承認正修罷了。
雍正自稱少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成年之後，更事研過，與僧侶密相往來，過從較多的是章嘉呼土克圖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二年（1713），雍正在藩邸舉行法會，進行坐七，與章嘉活佛、迦陵性音論說佛法，受到章嘉指點，得蹈“三關”，章嘉讚許他“得大自在矣”，他則稱章嘉為“證明恩師”。這時他自視精通佛法，要找京中高僧講論，眾僧推薦千佛音禪師，遂召之來問難，迫使對方說“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果，貧衲實無計奈何矣”。他在雍邸贈給僧人扇子，親書五言律詩：“綠陰垂永晝，人靜鳥啼煙。脫網遊金鯽，翻階豔石蟬。無心猶是妄，有說即非元。偶值朝來暇，留師品茗泉”。這是他研討佛理、交結僧衲的紀錄。他在西山建大覺寺，用迦陵性音做住持。大覺寺後來成為西山名刹之一。
雍正在《悅心集》中收輯了闡發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如卷四所錄無名氏的《醒世歌》：“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色是空。朝走西來暮走東，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夜深聽得三更鼓，翻身不覺五更鍾。從頭仔細思量看，便是南柯一夢中。”宣揚人生如夢，一切皆空，不如“安心坐下念彌陀”。那時雍正在藩邸集雲堂坐七，作《集雲百問》論佛旨。所以那時的雍正從儒、佛兩家吸取思想，同時也以禮佛掩蓋他參加儲位鬥爭的事實。
雍正在位期間，自雲“十年未談禪宗”，實情並非如此。他在臣工奏折的批語中好談佛法，一日看了年羹堯在二年七月初二日上的折子，批了一段與該折內容毫不相關的閑話：
京中有一姓劉的道人，久有名的，說他幾百歲，壽不可考。前者怡王見他，此人漫言人的前生，他說怡王生前是個道士。朕大笑說：這是你們生前的緣法，應如是也，但隻是為什麼商量來與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說不是這樣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大家來為利益眾生，栽培福田，那裏在色像上著腳，若是力量差些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閑寫來令你一笑。
此朱批的語氣和內容，反映的是君臣間歡洽地談佛論道。在這裏，雍正把怡親王允祥視為道士，自比和尚，是戲言，然又表示了他的某種實際思想。他說他們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聖人，隻是來為眾生栽培福田的。雖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的出家人要高明。文中說他問怡王，你這個道士為什麼來為我和尚出力，而“王未能答”，他於是講了一番道理。這樣的交談及紀錄它的行文方法，是采用禪宗的機鋒，允祥不能回答皇帝的問題，是沒有覺悟的俗人，隻好傾聽得道的皇帝的教誨。不僅自稱和尚，雍正還自視為“野僧”。他在題為《自疑》的詩中說：
誰道空門最上乘，謾言白日可飛升。
垂裳宇內一閑客，不衲人間個野僧。在此他自謂是不著僧服的野盤僧，無有閑暇地為眾生奔走四方，把自己打扮成在家的為臣民謀利益的皇帝。五年（1727）正月，當群臣慶賀“黃河清”時，蒙古王公進覲朝賀，並要求誦經祈福。雍正說：若蒙古地區因做佛事而人畜興旺，是受我之賜，“朕亦即是釋主”。不但允許，還要給以資助。在這裏已不是一般地比作佛徒，而是自稱教主了。雍正自號破塵居士，又稱圓明居士，表示他身不出家，卻在家修行。十一年（1733）在宮中舉行法會，召集全國有學行的僧人參加，凡予會者以為榮耀。雍正親自說法，收門徒十四人，為愛月居士莊親王允祿，自得居士果親王允禮，長春居士寶親王弘曆，旭日居土和親王弘晝，如心居士多羅平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學士鄂爾泰，澄懷居士大學士張廷玉，得意居士左都禦史張照，文覺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楚楚雲，妙正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個。雍正把和尚、野僧、釋主念不離口，可見他當了皇帝也沒有忘掉談佛。不僅如此，他還密用僧人參預過問政事。
密用僧人
僧人文覺禪師不僅住於宮中，雍正還命他參預議論國家最機密的要務，“倚之如左右手”。據說年羹堯、隆科多、允禩，允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十一年（1733），文覺年滿七十，雍正命他前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儀衛尊嚴等王公”，所過地方的官員多對他頂禮膜拜，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稅關監督年希堯等都以弟子禮相見。由此可見，他因密參帷幄具有較高的地位，隻不過始終沒有公開政治身份罷了。
三年（1725）五月，雍正講：“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俯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比丘何以敢於冒稱聖旨？而且又不隻一起？和尚弘素是雍正的老相識，他的門徒在外地要刊刻《金剛經》，據說是雍正在藩邸賜給弘素的，還有雍親王親書的序文。雍正叫把序文送京觀看，不承認是他寫的。是否為他所書，今已不得而知。這件事和前述正修自稱替僧相聯係，二者都是和尚，皆爭言與皇帝有密切關係。雍正對迦陵性音的態度，前後有絕大的變化。四年（1726），雍正說他登基後，性音不圖權勢，到廬山隱居寺修行，“謹守清規，謝絕塵境”，與江西官吏絕無往還，一居四年，默默圓寂。又說性音對佛學“深悟圓通，能闡微妙”，“其語錄乃近代僧人之罕能者。”為了表彰他的真修翼善之功，下命追贈國師，賜給諡號，其語錄收入經藏。數年之後，雍正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說他早看出性音品行不端，“好幹世法”，所以在即位後即令其出京，以保護法門的清規。性音的語錄也是“含糊處不少”，不是“徹底利生之作”，於是性音不能作為“人天師範”，削黜封號，語錄撤出藏經。不僅如此，還命地方官查訪，不許性音門徒“將朕當年藩邸之舊跡私記作留，違者重治其罪”。這些和尚聲稱與皇帝有瓜葛，雍正或不承認，或加斥責，究其原因，是他們假借與皇帝關係之名，幹預政務，雍正對他們的排斥，是不允許他們從政，或超過他允許的範圍的幹政，但也從反麵說明確有僧人參與政事。
雍正的引用僧人和信佛，很自然地引起一些篤信儒學而又正直的大臣的不滿，並借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意見。五年（1727），青年時曾為沙門的沈近思升任左都禦史，雍正問他：你必定精通佛教宗旨，不妨陳說一些。沈近思回奏：臣少年潦倒時逃於佛門，待到進入黌宮，專心於經世之學，以報效國家，那有閑情顧及佛學。臣知道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之學，但是萬機庶務，係於聖躬一身，“是以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臣就是懂得佛學，也不敢向主上妄陳，“以分睿慮”。這一番儒家道理，那時人認為是光明正大的，迫使雍正改容稱是。在沈近思以前，侍郎李紱尚得雍正寵幸時，也諫言佛教無補於天下國家。據記載，有一次，雍正賜宴，九卿侍坐，為討得皇帝歡心，大家竟談禪學，這時雍正問戶部侍郎趙殿最，你也能談這個嗎？趙回奏沒有學過，雍正笑著說你不妨試著講一下，隨即以一佛語問他，趙殿最不願說佛法，就用儒家的觀念加以解釋，雍正被弄得哭笑不得，隻好對群臣說，他“真鈍根也”。另一日，雍正問翰林院檢討任啟運佛教經論，任啟運奏稱“臣未之學。”雍正隻好訕訕地說：“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當文覺禪師頤指南下，地方官趨迎之時，漕運總督魏廷珍獨不為禮，且上疏聲稱：“臣不能從佛法”，以示抗議。陸生楠在被任命主事前的引見時，呈遞的奏折上說：“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凶，何以異於佛老。”據雍正講，這是譏刺他崇尚佛老。這些官員是從維持朝綱的大題目出發，主張獨尊儒術，排斥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