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拜孔子
雍正對孔子的尊崇，超越於以往帝王，做人所未做，言人所未言，是雍正留於後世的特性之一。
元年（1723）三月，雍正追封孔子先世為王。他說：天地君親師是人人所至為尊重的，而闡明天地君親大義的則是教育，教育又以孔子為最優，所以自幼讀書，就極其崇敬他，但孔子既被尊為“大成至聖先師”，已脫離人臣的封號，沒有辦法再尊稱了，因此決定追封孔於五世先人。把他們由前代封的公爵，改封為王爵。二年（1724），雍正將“幸學”改稱“詣學”。他在舉行臨雍釋奠禮以前，諭告禮部，過去帝王去學宮，稱做“幸學”，以尊帝王之巡幸，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但“朕心有所未安”，以後凡去太學，一應奏章記注，“將幸字改為詣字，以申崇敬”。同年六月，曲阜孔廟火災，燒了大成殿及兩廡，雍正命工部堂官趕去興修，三年（1725），雍正命對孔子的名諱像如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凡地名姓氏均加改易。四年（1726），雍正親書“生民未有”四字匾額，懸掛於天下學宮。為曲阜孔廟書寫“德冠生民，道隆群聖”對聯，並書大成殿榜額，還應衍聖公孔傳鐸之請，為《聖跡圖像》作序文，親自書寫。除此之外，他還親祭孔子。過去帝王在奠帛獻爵時，從不行跪拜禮，雍正徑行下跪，事後告訴禮部和太常寺官員，他不按照儀注所定行禮沒有錯誤，因“若立獻於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由此可見，雍正是把孔子真正當作老師來對待了。五年（1727），定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聖誕，其典禮規格同於康熙聖誕節，這一天禁止屠宰，命天下虔誠齋肅。孔子誕辰祀典，過去本為中祀，至此改為大祀了。八年（1730），雍正以聖廟執事人員沒有爵秩，不足以光祀典，因特設執事官，三品的二員，四品的四員。這些人員由衍聖公在孔氏子孫內揀選，報禮部備案。同年十月，曲阜孔廟大成殿修成，“黃瓦畫棟，悉仿宮殿製”，所用器皿，皆由宮中頒出，用銀一百十五萬兩。雍正命皇五子弘晝、淳郡王弘景前往參加落成告祭典禮，弘晝回京複命，奏報孔林圍牆傾圮，雍正又遣官往修。
雍正如此尊敬孔子，他認為，講君主從孔子學說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極力尊崇他。孔於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一實現，沒有犯上作亂的，君主的統治就安穩，當然是帝王從中受益最多了。過往人們隻講遵循孔子名教，使風俗端淳，於民有益，不懂得對君主的好處更大。雍正體察到了，又公開地講出來，這有其坦誠的一麵，更重要的是在孔學與維護君主統治的關係上，他比大多數封建統治者要認識得深刻。
雍正對於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並且超出常人之外。五年（1727）會試，出的論題有“士人當有禮義廉恥”，雍正看了試卷，認為貢士們所答，“皆詞章記誦之常談，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批評他們“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他認為禮義廉恥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他說所謂禮，若講究進退周旋、俯仰揖讓，這是小禮，“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這才是禮的本意。至於“義”，主要是講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講信用，不欺人，謹言行，這是對義的狹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東西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於理財，教民務本崇儉，做到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汙吏無以自容。“恥”，對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樣，作為人君，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而人臣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一般百姓以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為恥，則是恥之末意。他的結論是：士人以天下為己任，有致君之責，不可徒知小節而不懂它的大義，拘於小節，檢束一身，不敢擔負天下重任，這是小民的行為，而不是士人之道。由此可見，雍正是從君主的需要出發，解釋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
雍正宣傳儒家思想，重要的途徑當然是學校教育和科舉。雍正以前的鄉試、會試，各考三場，頭場試題從“四書”、“五經”裏出，“四書”題由雍正皇帝裁定，二場作策論、判文、表文，三場作經詩時務策。三場中最重要的是頭場，解釋“四書”經文。雍正取士，第一重視“四書”文，十年（1732），敕諭負責科舉事務的禮部：“製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在他看來，隻有“四書”才是檢驗土子真才實學的標準，加以提倡。他要求“四書”文一定要做得“雅正清真”，“雅”、“清”當指文章優美，分量適中，“正”是思想醇正，“真”是講解真切，符合於儒家聖賢的原意。他的這個要求，針對科場文風而發，他感到當時“士子逞其才氣辭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要求考官衡文，“支蔓浮誇之言，當所屏去”。以科舉衡文製約文風。朱熹作《四書章句集注》，考“四書”，是以他的注釋為標準，雍正重“四書”文，要求士子按照朱注觀點，發表議論。但是科舉早已成為人們入仕的敲門磚，以“四書”為內容的八股文已經不可能做為經世致用之學的文體了。
雍正中，沈近思上疏說：“近來士子惟知習學時文（按即‘四書’文），以為梯榮之具，身心民物，久置度外”。雖然這是早已存在問題，但是它的嚴重程度加劇，與雍正的提倡有很大關係。後來乾隆也如其父以經義取士，敕命學士方苞選輯了《欽定四書文》，頒布為標準。經過了兩代皇帝的倡導，於是士子“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把通曉經典和古今之變的看作“雜學”，寫作詩古文辭的目為“雜作”，不精於“四書”文的不被承認為有學問。這是一種極其惡劣的學風，把人束縛於“四書”及朱注，不研究實際問題，不關心國計民生，使士人成為汲汲於個人私利而又沒有真才實學的庸人。雍正聲稱改變唐宋以來科舉積弊，但是他對科舉製本身不作任何變動，就不可能去觸動它，以朱注為標準的八股文取土的傳統不變，士人攻習章句就不可能振作有為，所以他的提倡“四書”文，隻能窒息人才，培養忠實於帝王的奴才。
雍正提倡“四書”文，是以儒家理學為正宗，這是繼承了其父康熙遺政。但在實踐上，他對理學並不迷信，他用什麼，根據需要來確定。他要講求孝道，就恢複順治時鄉會試二場從《孝經》出題的辦法，舍棄了宋儒的性理著作，他說，“宋儒之書，雖足羽翼經傳，未若聖言之廣大悉備”。十一年（1732），福建學政楊炳條奏，認為《孝經》中可出的題目不多，要求在它之外，也從性理著述中選出一些題。雍正予以回絕，他說：《孝經》是孔子的撰述，宋儒理學再好也是解釋聖人著作的東西，兩者不能等量齊觀。他所以還讓士人留心理學，“蓋欲其實體聖賢之德性，非徒記誦宋儒之文辭”。所以還是專從《孝經》出題。不僅如此，國子監司業那布爾建議，把錄取童生複試時用的“小學”試題，改用《孝經》之題，雍正對此表示同意。不過《孝經》確實分量小，可出之題不多，所以乾隆即位，鄉會試二場的論題，就參用性理之書了。但是雍正對程朱理學還是尊崇的，提倡的，他是把儒家鼻祖孔子的原著和宋儒的注釋視為一體，在使用時有所側重。
曆來有統治思想，必然會有對抗思想的出現。雍正四，年因參劾田文鏡而被發往阿爾泰軍營效力的謝濟世，不以懲罰在身而有所顧忌，批注《大學》，被當權者雍正說為“毀謗程朱”。當時他究竟關於程朱寫了些什麼，沒有記錄，無法獲知。後來，他在乾隆初年出版經書注疏，批評朱注《論語》、《中庸》“錯誤支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己意箋釋釋之”。他自己在《進學庸注疏疏》中，就指責他毀斥程朱一事辯解說：“蓋以誹謗者因先儒之有疵，諷刺者特行文之失檢也。”他主張“發揮孔、曾、思、孟，何必拘泥周、程、張、朱”，“遵古本而不遵程朱”。他大膽攻詰程朱，不怕獲罪。這雖是乾隆初年的言論，聯想雍正中可能會更盛。雍正不允許他抨擊程朱，又認為他是借題發揮，譏訕時政，因而加罰他在軍營當苦差效力贖罪。謝濟世是在清代朱學地位提到高峰之後，早期反對它的一個代表，此後，不滿意它的人增多，至乾隆後期，形成“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醇，學者罕誦習之”的局麵。由此可見，雍正堅持的儒家及其理學，在統治階級內部也不甚得人心，他用它愚弄人民和訓練忠實奴才，與社會的進步是背道而馳的。
科舉是讀書人的仕進之路，科舉的做法實際上起著指導教育的作用。雍正反對朋黨，打擊過科目人，但並非不要科目人，他不滿意的隻是科甲朋黨，對於教育、科舉、科甲出身的官僚相當重視，采取了許多優崇士人的措施：
增加科目和科次。雍正即位後，下令於元年舉辦恩科會試，又考慮到入闈官員的子弟需照例回避，這個規矩不能破，還要不使他們向隅，決定另開回避卷，使他們得以應試。雍正在即位恩詔中，要求府州縣衛官員各舉孝廉方正，暫給六品頂戴榮身，以備召用。數月後，見沒有官員推薦，於是再命各省督撫速遵前詔，“廣詢博訪”，屬民中“果有行誼篤實，素為鄉黨所推者，即列名具奏”。次年根據浙江，直隸、福建，廣西疆吏的薦舉，各用二人為知縣，年齡在五十五以上的用為知州。這是清朝實行孝廉方正科的開始，此後新皇帝繼位照例舉行。三年（1725），命在八旗、漢軍中推舉孝友讀書人士。五年（1727）四月，又要州縣官會同該地教官，在每個府州縣學的貢生、生員內，公舉“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的一個人，於年底申報上司，偏僻之地無人可舉，要縣官、教官出具印結，避免人才的遺漏。這兩項也是舉行孝廉方正科的意思。雍正元年，命八旗滿洲人於考試漢字生員、舉人、進士外，另試翻譯，恢複康熙年間中斷的滿洲翻譯科。九年（1731），雍正怕蒙古文字的廢棄，特設蒙文翻譯科，取生員、舉人、進士，以備理藩院使用。雍正還下令開設專門技術科。元年（1723），侍講學士戚麟祥疏奏，請設醫學，考取醫生，雍正“欲得良醫以濟眾”，命禮部議奏，後因禮部意見欠妥，又讓吏部和禮部協商，“將如何教習方成良醫之處詳議具奏”。十一年（1733），雍正以算法為六藝之一，要求各部院筆帖式、官學生、候補筆帖式學習，三年後舉行考試。還沒到期，因他離世而沒能舉行。康熙開博學鴻詞科，雍正亦行效法，十一年下令準備開科，要求三品以上京官各舉所知，外省督撫會同學政保題，除現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員外，都可被推薦，屆時他將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兩年中，隻有河東總督和直隸總督各舉了一二人，其他疆吏遲延不動，雍正下詔催促，然而他尋即死去，此事由乾隆分兩年舉行，就其影響而言，遠不及康熙朝的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