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製出賣甲米和旗地，是消極的防範措施，雍正還著眼於發展旗人生產，即位之初，就興辦熱河屯墾。元年（1723）六月命於熱河、喀喇和屯、樺榆溝三處屯田，從京城滿洲、蒙古八旗中擇取沒有產業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編設佐領，另設總管從事經理。十一年（1733），命喜峰口駐防兵屯田，每名給地一百五十畝，菜園四分，照民田例交稅，稅銀留充兵餉。
雍正更為關注的是八旗井田。雍正於二年（1724），他批準戶部侍郎塞德的建議，設立井田，令撥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縣官田二百多頃，作為井田，在京城八旗內，選擇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沒有產業的人員前往耕種，每戶授給一百畝為私田，十二畝半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一百畝，私田在外，公田在內，又給每戶十二畝半作室廬場圃之用，朝廷給蓋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給每戶發銀五十兩，購置耕牛、農具、種籽。私田收入歸井田戶，公田收成，在三年後全部交公。為辦理此事，設置井田管理處，派建議人塞德前往料理。實行以後，願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雍正說：那些沒有產業，遊手好閑的旗人，依靠親戚為生，使其受累，而他們卻能為非作惡，遂強迫他們遷往井田處耕種，那些犯了枷號鞭責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罰往耕種。以後，又把侍郎哲暹、尚書石文焯等先後派往井田處理事。由於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不僅不好好從事生產，反而偷賣官牛，私自出租井田。管理官員又將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調換，幹沒公田租課。種種情弊，不斷發生。乾隆即位後，即將井田改為屯田，不願屯田的井田戶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願意留下屯種的，按地畝完納錢糧。雍正試行井田製十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關於井田製，議論者多，然都不敢貿然實行。康熙年間也有議行的，康熙說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勢已不允許它實行了，“後世有欲於曠閑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無補於民，正恐益滋煩擾。天下事興一利不如去一弊之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布：“特開井田，以為八旗養贍之地”，希望它能解決八旗的生計，滋擾之弊，在所不計。但是，他的認識不符合於客觀實際。第一，一部分旗人因長期脫離生產，成為寄生蟲，要他們改變習性和生活習慣，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們實行井田製，他們就隻能破壞而不能建設。第二，實行井田製不是一個孤立的簡單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製、政治製度、賦稅製度等相關，在封建土地私有製已流行千百年後，沒有經曆社會革命，實行以土地公有製為基礎的井田製，即使在一片國有地上實行，在地主土地私有製的包圍下，它也不可能長期存在，必然會出現將井田私租出賣的現象，如此情形，井田製當然難以維持下去。第三，縱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長期維持，墾田不過二百餘頃，戶民不過約二百家，人、田均極少，而要想擴大，政府給田、房、開墾費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難達到的，這就是說井田很難大規模發展。那樣的小規模進行，根本解決不了旗人的生產生活問題。因此，雍正實行井田製，雖力求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勇於實踐，但以主觀代替客觀，盲目實踐，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雍正晚年謀圖擴大旗人的生產地區，令人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調查，規劃分撥旗人前往居住耕種，正當就緒之時，由於他的故世而沒能實行。
在八旗人員逐漸地脫離生產、追逐享樂、生活窘迫的現實麵前，雍正力圖挽救危機，勸誡他們節儉，為他們堵塞錢財漏洞，又希望用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財源。他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沒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趨勢，旗人的生計問題依然存在。他以後，問題更趨嚴重。這是清朝一代的問題。清朝對八旗用養起來的辦法，使他們漸漸成為寄生者，漸漸成為廢人，這個基本政策不改變，旗人的問題根本解決不了。雍正希望發展旗人的生產，是有識之見，但沒有從根本上變更對旗人的方針，所以就不可能改變旗人的狀況。
優待明裔
反清複明思想，早在自清廷入關之初，就在一部分漢人中流行著，有的人積極實踐，故而朱三太子事件不斷出現。
明崇禎皇帝有七個兒子，第二、五、六、七四子都殤逝，長子朱慈烺立為皇太子，三子朱慈炯為周皇後所生，封為定王，四子慈炤生母為田貴妃，受封永王。李自成進北京，獲朱慈烺，封之為宋王，得朱慈炯，封為宅安公，朱慈炤下落不明。李白成退出北京，朱慈烺和朱慈炯兄弟也不知存亡去向，可是不久有人自稱是故太子朱慈烺投奔南京福王政權，因真偽莫辨，被朱由崧囚禁。據《明史》記載，該人為明駙馬都尉王昺之孫王之明，迨清軍至南京，乃投降清廷。至此，崇禎的長子已不為人所注意，他的遺胤最尊貴的就是第三子朱慈炯了。因為此人不知所終，於是一些漢人便利用他的名號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京城有人稱朱三太子，記載說他叫楊起隆，又叫朱慈，他草創政權，建年號廣德，封了大學士、軍師、總督、提督、齊肩王、護駕指揮、黃門官等官，聯係鄭成功部下降清將領，準備在京城起兵，被人告發，“朱三太子”逃亡，其妻馬氏及齊肩王等被捕。此後，有人詐稱楊起隆，也即詐稱朱三太子，在陝西造反，被撫遠大將軍圖海拿獲，於十九年（1680）解至北京遇害。與楊起隆活動的同時，蔡寅在福建稱“朱三太子”，組織數萬人，與在台灣的鄭經聯合，攻打清朝的漳州，被清朝海澄公黃芳世打敗。有個明朝後裔叫朱慈煥，贅於浙江餘姚縣胡家，生有六子，本人流浪四方，教書為生，化名何、王士元。清朝政府對他有所察覺，康熙四十五年（1706）將他的三個兒子拿獲下湖州長興縣監獄。其時，在寧波、紹興等府，有張念一（張廿一、張君玉）、張念二（張廿二、張君錫）、施爾遠等人從事反清活動，尊奉朱慈煥為朱三太子，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清軍對他們圍剿，他們打敗官軍，進入四明山中的大嵐山堅守，次年初失敗。在蘇州，有一念和尚，也聲稱是“朱三太子”，秘密組織群眾，當清軍圍攻張念一時，他們豎起大明旗號，頭裹紅布，搶劫太倉州典鋪，聲言攻打州倉庫，當即被州官鎮壓。江南、浙江兩案發生後，康熙派遣侍郎穆丹到杭州審查，張廿一、張廿二、朱慈煥、一念和尚先後在蘇州、山東、吳江等地被逮捕。康熙以朱三父子為首惡，將他們殺害。又據吳振棫記載，江南有金和尚，詐稱崇禎第四子永王朱慈炤是朱三太子，將之擁立，聚眾於太湖，準備在康熙南巡時起事，活捉康熙，屆時發炮不響，遂為清軍破獲。康熙最後一次南巡是在四十六年春天，吳振棫所記，與一念和尚的活動在同時同地，但情節又有所不同，因此尚難於斷定為一件事。如果金和尚就是一念和尚，則他的活動計劃是較龐大的。
康熙對出現的反清複明活動進行了嚴厲鎮壓，同時他借南巡至江寧之際，親至朱元璋明孝陵祭奠，或派官員往祀，表示出對明太主朱元璋的敬意。他為保護明十三陵，派皇子巡查、掃祭，以此籠絡漢人，希望消除時人反清思明情緒。雍正深知關於“朱三太子”的活動及其能量，特別是大嵐山及一念和尚的案子，他應當是很清楚的。他也參加了查看明十三陵的活動。也就是說他對時人反清複明之舉不僅知道，而且還采取對策。
元年（1723）九月，雍正說他發現康熙的未發諭旨，稱讚朱元璋統一華夏，經文緯武，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於是命訪求明太祖的後裔，以便奉其禋祀。次年，找出正白旗籍、正定知府朱之璉，封為一等侯，世襲，承擔明朝諸陵的祭祀，同時把他族內人丁都抬入正白旗。據說朱之璉的先人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簡王的後人，在鬆山戰役中被俘，入了八旗。雍正利用這類旗人，完全不用擔心他們會和擁護朱明的漢人攪在一起，卻可當作招牌，用作宣傳不仇視明朝，不歧視漢人的工具。
雍正中，漢人假借朱姓之名反清的仍大有人在。七年（1729），雍正說：“山東人張玉偽稱朱姓，冒充前明帝裔，宣稱星士為他算命，當有帝王之分”。同年，廣東總督郝玉麟在恩平縣拿獲藏有“楚震公”令旗的民眾，據說他們的軍師叫李梅，以災變勸人造反。李梅宣稱有一個人，生辰八字俱是壬寅，今年八歲，現在交趾，山西、陝西、福建、廣西各省都有他的人，都發了委任書。又據說：康熙末年在台灣造反的朱一貴的兒子稱朱三太子，原在交趾小西天，已出發到巫山，有眾幾十萬，不久就要領大兵來了。郝玉麟稱這個案子“人犯眾多，情事重大”。案中人原計劃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攻打恩平縣，事機不密，被清政府發覺，首領區在台、陳京幹、梁偉傑等被捕，李梅逃亡，後被捕，又逃脫了。雍正對這個案子很是關注，責怪郝玉麟辦理不力。同時期，廣西人張淑言、福建延津道員家人馬姓等說：欽天監奏紫微星落於福建，朝廷業已派人到閩，把三歲以上、九歲以下的男子全部斬殺。李梅、張淑言等人的言行透露，有“朱三太子”活動在國境之外，可能在南方鄰國安南。他們是否為一夥，資料沒有揭示清楚，但李梅提到八歲孩童勢力達到福建、廣西，而張淑言正是廣西人，又說福建將發生變故。他們所說的地區、內容相同，似非偶合，估計當時兩廣、福建部分漢人假借朱三太子旗號，進行反清複明活動，並有一定的勢力。有人認為，康熙朝破獲朱慈煥案件後，反清力量轉移到海外呂宋、交趾等地。此說不無見地，因反清勢力屢受挫折，國內活動困難，一部分就轉往鄰國。然而這隻是講了一方麵的道理，還要看到，隨著不斷發生的“朱三太子”事件的一一失敗，再簡單地詐稱朱三太子，很難使群眾相信，不便於首領的活動，而詭稱其在海外，把他當作一個偶像，則可以用它繼續組織群眾，這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麵，清朝加強了對北方和江浙的控製，反清力量不易在這些地方集聚，而兩廣、福建處於邊遠地區，又有反清傳統，因此反清複明的活動就南移了。
上述內容是雍正朝出現的幾起“朱三太子”事件，另外，康熙朝朱慈煥餘眾仍在秘密活動。案內人甘風池被捕，受過兩次夾刑，爾後放出，繼續進行反清活動。他被人稱為“煉氣粗勁，武藝高強”，“各處聞名，聲氣頗廣”，成為領袖人物。和他共同為首的有周昆來，原籍河南商邱，久居江寧，原姓朱，或說是明朝封在河南的周王的後人，曾往蘇州見過朱慈煥，與其認為叔侄。另外還有張雲如，有人說他是明朝後裔，以相命、念符、練槍為手段，廣收門徒。他們聯絡各階層人士，因為名氣大，和地方大吏都有往來。張雲如被兩江總督範時繹請至官署，範為學其坐功，欲拜其為師，張雲如不肯，就上坐，範時繹在側領教。江蘇按察使馬世烆命其子向張雲如學習，稱張為師。江寧駐防旗人佛插、赫者庫亦同張時繹交遊。江寧人於璉捐納為候選縣丞，張雲如收為徒弟，告訴他“輔助海中真主”，又把他薦給揚州鹽商程漢瞻。
浙江總督李衛獲悉甘鳳池、張雲如等活動，要從甘鳳池突破，假意為他的兒子學武藝，請甘鳳池及其子甘述為師，甘氏父子應允入衙而被捕。雖是受騙上當，亦可見他們有較高的地位，也自視不凡。
他們聯絡各地人士，其中有蔡胡子．浙江人，在安慶算命，說八年（1730）秋天要舉事。有鎮江旗人潘朝輔，賣私鹽，“有大誌，結交往來過客。”有常州人陸劍門，會天文六壬奇門，懂得兵法，在鬆江水師提督柏之藩幕中作事，遍遊南北十省，交際人甚多。有平湖人陸同庵，是貢生，立誌反清，往來蘇鬆各處，看視河道地勢，在昆山教習徒眾。有無錫範龍友，也是生員，教人拳棒，聯絡醫生李九征，說海上四方山有朱姓聚集，遣人到內地聯係，舉人張介綏及金甸南、華希渭往浙江乍浦尋覓未遇。有蘇州踹匠欒爾集，與段秀清等二十二人拜把結盟，準備進行齊行增價的鬥爭。嘉定有踹匠王朝和監生姚秉忠，姚給其聯絡人餉銀，每季七兩二錢，說是從海上領來，有事聽征集調用。還有江寧人夏林生，在河南固始縣賣花樹，聯絡該縣武生周圖廉，周組織小車會，“黨羽甚眾”，常對結盟弟兄說：“我們雖然窮困，終了還有出頭日子。”七年（1729），甘鳳池叫他到鎮江相會，屆期，甘鳳池被李衛“請”去，周圖廉因缺乏盤費，延期赴會，未得相遇。這些人有的相互間有交往，有的沒有，但眾人都以甘鳳池曉得天文兵書，“欲得以為將帥，無不與之邀結往來”。這些人均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甘鳳池隨身攜帶兩個密本，記載各省山川關隘，險要形勢，攻守機宜，他要奪天下。他們與“朱三太子”朱慈煥一案關聯，後仍堅持信仰朱明後裔。陸劍門勸陸同庵入夥，以“呂宋山島內有朱家苗裔”為說詞，在給其委任狀上用“東明龍飛六年”紀年。他們中人總宣傳朱家後人在海上，有寄托，是進行政治鬥爭。甘鳳池等的活動，被李衛派人打入內部，暴露了秘密，七年（1729）、八年（1730）間相繼被捕。雍正深知反清複明活動對清朝統治的不利，對這個案子極為重視，他說：
此種匪類，行藏詭秘，習尚乖張，暗懷幸災樂禍之心，敢作逆理亂常之事，關係國家隱憂。
又說：
斯種匪類，為生民害甚於盜賊，孟子所謂惡莠恐其亂苗也。
在他看來，盜竊犯隻是單個人的行動，政治犯則可以影響到一群人。有鑒於此，他特派工部尚書李永升到浙江會審。範時繹、馬世烆因與張雲如有交往，為護己之短，與李衛不協調，雍正支持李衛，讚揚他“矢誌堅定，勇於奉公”，“能於眾所忽處留心究察”。樹為“督撫模範”。他對朱明後裔之說倍加警覺。向李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