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沿襲唐、明曆代之舊章，有贖刑，但有其特點，即捐贖的通行。順治十八年（1661）定官員犯流徒籍沒認工贖罪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定死罪現監人犯輸米邊口贖罪例，三十年（1691）又定軍流人犯贖罪例，六十年（1721）又有河工捐贖例，等等。這些捐贖事例，都是因事需要而製定，事畢即停止實行。雍正初年，定西安駝捐例、營田事例，都包含捐贖條款。至十二年（1734），吸收以前事例辦法，定預籌運糧事例，規定：不管是旗人還是民人，凡罪應斬、絞而情有可原的，三品以上官員捐運糧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捐運糧銀五千兩，五六品官捐銀四千兩，七品以下暨進士、舉人捐銀二千五百兩，貢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俱準減死罪，若犯罪應服充軍、流放刑法的，各類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銀數的百分之六十；若犯徒刑以下的罪，各類人各自交足死刑捐銀數的百分之四十。這些犯人就改行枷號杖責，照徒罪捐贖。這時西北正在兩路用兵，軍費大增，雍正用這個辦法以增加財政收入。雍正以後，清朝用兵之事仍多，使得這個捐贖例基本上堅持下去。官員和富人用金銀贖免死罪，不管什麼原因總是壞事，雍正自知理虧，在實行中要求從嚴掌握。五年（1727）十月，刑部議準王惠等數人照營田贖罪例贖罪，雍正複審，允許楊廷璋等三人贖罪，以王惠毆死人命，林必映、林鼎勳身為舉人、監生，開設賭場，大幹法紀，不準捐贖抵罪。
雍正在司法行政方麵，對決囚之事頗為注重。雍正朝以前，秋審人犯，在京的審為“情實”者，要三複奏，以定“予勾”（死罪立即執行），“未勾”（死罪暫緩施行），在地方的，徑行勾決，即沒有三複審的可能。雍正表示要“慎重民命”，於二年（1724）四月下令，地方秋審情實人犯亦要三複奏聞。次年秋天，雍正親自決囚。這在以前，還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勾決囚犯的，至此已五年沒有進行了。這次雍正搞了一個多月，勾決範受德等斬犯，對一些斬犯未予勾決。斬犯鄭人進原聘王北辰之女為妻，後王北辰賴婚，鄭人進因將北辰女搶去，尚未成親，王北辰率王蘭桂前往強接，以致鄭人進打死王蘭桂。雍正說這是賴婚引起的搶親，曲在王北辰，鄭人進雖有人命，但係鬥毆致死，並非有意殺害，於是定為緩決。雍正自雲重視刑名，“每年秋審、朝審時，朕先將招冊細細披覽，及至勾到之日，複麵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往複講論，至再至三，然後降旨”。地方決囚，亦需三複奏，這是把處決權收歸中央，而最終是加強皇帝的司法權。
雍正不斷研究司法中的問題，他從眾多人命案件中發現，故意殺人，預謀殺人的少，鬥毆中誤傷的多，起因多半是為微小物品，或口角相爭，打起架來就不顧性命了，及至抵罪，致使追悔莫及。他認為這是愚民無知，不懂法律的原因。他也知道律令條文太多，一般人也難於盡知，為此命令刑部，把毆殺人命的律例逐條摘出，詳細講解說明，由地方官刊刻，在大小村落張掛，使家喻戶曉，人知守法，減少人命案件。監獄的弊病很多，刑部衙門，凡遇八旗、各部院、步軍統領及五城禦史交送人犯，不論事情大小、罪犯之首從，一概收禁候審，受獄吏欺淩嚇詐，等到定案，重犯少而輕犯多，還有無辜者，白受監禁之苦。十一年（1733），大學士張廷玉提出區別情況分別收禁的條陳，雍正命九卿議奏，遂不許將輕罪人犯混行送部收禁。張廷玉還發現刑部定案所引律文，往往不當，這就容易出現官吏舞弊，使重罪輕判，或輕罪重判，他要求都察院和大理寺真正起到監察作用，雍正采納他的意見，也命九卿議定糾正的辦法。
“八議”是封建等級製在法律上的反映，曆代相沿，被統治者視為不易之法。雍正對它卻另有看法，他說刑法應是至公至平的，不能隨意忽輕忽重，有了“八議”，對親，故、功，賢等類人的犯罪，有意為他們曲法優容，這就使法律可以任意低昂了，這是不公平的。何況這些人，平時已得國家優崇，更應當帶頭守法，為士民的表率，他們犯罪，再得到曲宥，人們怎能心服，怎麼達到懲惡勸善的目的？並且由於有八議，這些人中的不肖者反倒可以放肆作惡。他認為這樣的律文不可為訓。不過他承認這是成法，不能取消，也不可完全按它施行。雍正對宗室、貴族、功臣中多人用刑，他這是置八議於不顧之舉。
增設府縣
雍正當政，大量增設府、直隸州和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對親民官的任用也作了一些變革。
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撫諾岷建議撤銷衛所，改歸州縣管轄。雍正命兵部等衙門議複，兵部不讚成，理由是軍、民戶役不同，不便歸並；武科甲人員出路是衛所的守備、千總，裁撤衛所，是去了他們的為仕之路。雍正與他們的看法截然不同，責備他們“所見甚小”，指示除邊遠衛所外，“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並州縣。”為了把這件事做好，他要求各省督撫詳細規劃合並事項，吏、兵二部研究武科甲出路問題。變衛所為州縣，他的決心很大，這是地方行政區劃改革的內容之一。
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增置府州，這比衛所改製所涉及範圍要大。各地督撫見雍正支持諾岷，紛紛效尤，提出申請，雍正一一采納，在短期間內許多省的行政區劃進行了改動。山西原有寧武衛，改升為寧武府，另設寧武縣為其附郭，將右衛等三衛改為縣，設朔平府領之，升平定、忻、代、保，解、絳、吉、隰等八個散州為直隸州，各領屬縣。在直隸，添設熱河廳，張家口廳，改冀、定、晉、趙、深五散州為直隸州，升天津衛為直隸州，尋升為府。在江蘇，將太倉、邳、海、通四州升為直隸州，把蘇州府長洲縣、鬆江府華亭縣，常州府武進縣，揚州府江都縣等縣析分為二個縣或三個縣，使蘇州府有三個首縣，鬆江府、常州府、揚州府也各有二個附郭縣，另改金山衛為金山縣。安徽的潁、毫、泗，六安等州，山東的泰安，武定、濱、濟寧、曹、沂六州，陝西的商、同、華、耀、乾、邠、鄜、綏德、葭等州，廣西的鬱林、賓、西隆州等州都升為直隸州。甘肅的甘州、涼州、西寧、寧夏等衛改為府，肅、秦、階三州升成直隸州，台灣增設彰化縣。陸續增置的府廳州縣，據《清史稿?地理誌》中所載，約略計算一下，增設和複置的府三十三個，直隸州，廳五十八個，州、廳二十八個，縣八十五個，共計二百零四個。
清代約有一千七百個府廳州縣，雍正年間改動的占有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可見改動的比較多，這些是添設和提格的，還有的縣及縣下的村鎮改變所隸省份，如直隸的內黃、滑、濬三縣撥歸河南，而河南的磁州轉屬直隸，祥符縣的辛安社，儀封縣的李家莊改隸山東曹縣。所有這些變易，都由雍正親自批準。他還給新置州縣命名，如因太湖古名震澤，就以之名吳江縣析出之縣，山東博山、台灣彰化等等都是他定的名稱。
在未增置州縣以前，福建人蘭鼎元撰《論江南應分州縣書》一文，認為蘇州、鬆江、常州，太倉等府州的屬縣應當析小，原因是這裏賦稅多，縣官忙不過來，化小了才便於征收。後來兩江總督查弼納提請分縣的理由與他的分析相同：該地“額征賦稅，款項繁多，獄訟刑名，案牘紛積，為牧令者，即有肆應之才，亦難治理”。蘇，鬆，常是著名的財賦重地，其轄縣，錢糧多的，每年至四十多萬兩，少的也不下二三十萬。一縣的錢糧，比有的省份還要多。如雲南通省一年的正額錢糧不過二十萬兩，貴州全省地稅丁銀六萬六千兩，雜稅一萬三千兩，倉糧十一萬四千石。蘇、鬆、常、太所屬的長洲、昆山，吳江、嘉定、常熟、華亭、婁縣、上海，青浦、武進，無錫、宜興、太倉、合計正賦銀米三百五十五萬，比滇黔兩省的總和還多。達到全國地丁銀的百分之十以上。這麼多的賦稅由極少數人來分管，很難征收齊全，需要增添縣署。江南分縣之後，鬆江民謠：“百裏分城隔浦天，東南半壁又三分。莫看鬥大州容易，堂上琴聲幾處聞”。反映這裏州縣事務依舊殷繁。江南分縣最具代表性，其他地區亦有類似情況。山西布政使高成齡奏請將散州、蒲州、澤州升格為直隸州，緣由之一是“本州稅糧”多於他郡。署理兩江總督範時繹奏請在江西安福、永新兩縣劃出一片地方另設新縣，原因是那些地方離縣城大遠，“每當征收之時，差役不能製服，是以曆來兩縣錢糧舊欠未清，新征不足”。雍正命他再行調查具奏，後終添設蓮花廳。
查弼納、高成齡、範時繹奏請的升州增縣的共同理由是為了征稅。而直隸滑縣等三縣改歸河南是解決河南漕糧運輸問題。河南每年漕糧二十萬石，定限於次年三月初一日以前運至通州糧倉。運輸由河南負責，運道是由衛河進入大運河，轉輸線上有一段屬直隸轄境，河道多沙石淺灘，需要經常疏浚，施工時因該地區不屬河南管轄，指揮很不靈便，因而河道不能暢通，河南漕糧不能及時交倉。河南巡撫田文鏡為按期運至通倉，奏請將沿河的滑、濬等三縣改隸河南。因這幾縣比較富庶，直隸總督李維鈞不同意劃分，雍正還是於三年（1725）批準了田文鏡的奏請。漕運之事立見效果，是年的漕糧即如期運至通倉。雍正於四年（1726）向李維鈞的後任李紱說起此事，李紱認為是這三年雨水大，才得幸運成事，不是行政區劃變動的原因。四年的漕糧，田文鏡上交的更早，雍正又問李紱還有什麼話說。事實上，這種改變是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清初，四川因人煙稀少，歸並裁撤二十個縣，康熙五十年（1711），川撫年羹堯提請複銅梁、嶽池二縣，至六十年（1721）銅梁始獲準複置。雍正七年（1729），川撫憲德疏言四川已“生聚日繁”，改變了“地廣人稀，政事簡少”的情況，建議恢複雙流、崇寧等十四縣，雍正全部批準了他的奏請。此外，改建寧衛為寧遠府、升雅州、嘉定、銅川三州為府，升錦州、茂州、達州、忠州及資縣為直隸州。
以上地方政區和行政單位的變化，無論是為賦多事繁、是為通漕、是為人口增殖，都是雍正為保證清朝政府的賦稅征收，適應客觀條件的變化而采取的措施。所以說保障賦稅，是產生這種變更的基本原因。
升府州，與地方官的任用製度有關聯。道員、知府的任用，在康熙朝，由吏部按照官員的俸資，挨次選授，知州，知縣的選用大體相同。道、府、州、縣員缺，又分“繁”，“簡”兩項，如何劃分繁、簡，標準不是很清楚。雍正初年沿用了前朝成法，遺留問題亦未解決，六年（1728），廣西布政使金提出新的補授辦法，即府州縣的事務分出“衝”、“繁”、“疲”、“難”四種情況，“衝”指地理位置的重要，或是交通要道，或是軍事重地，或是險阻處所；“繁”是指事務殷雜，或錢糧多，或差役雜，或為首府首縣；“難”指士習刁淩，“民風強悍”，獄訟繁多，難於治理。根據這四項內容，確定各府州縣的官職屬於何種缺分，以備選擇相應官員補任。雍正把他的建議交由九卿討論，最後決定：在衝、疲、繁、難四項中，該府州縣具備四項或三項，則成為“最要缺”，“要缺”，否則為“中缺”，“簡缺”。屬於最要缺、要缺的知府由吏部開列可以補任的官員名單，供雍正選擇，予以補授，這是所謂“請旨補授”，也即所謂“特用”。州縣官的補授，凡屬最要缺、要缺的，由督撫從現任州縣官的能員中提出名單加以任用，稱為“題授”，這種官缺就叫做“題缺”，若是中、簡缺分，則由吏部除授，叫做“選授”，該官缺則為“選缺”。選授是按俸資排列應升官員名單秩序，然後按序升轉，它隻講資格，不重視才能。題授、請旨補授選拔才力之人，可以超越俸資，含有鼓勵人才之意。
增設府縣，提升直隸州，更定府州縣官員補授方法，其後果便是加強了皇帝和督撫對基層的控製。田文鏡曾說：“我皇上眷念中土，特增加直隸，事得專達”。直隸州屬於省裏，題授由督撫進行，他們對州縣官的考核和任用權實際上加大了。請旨補授，這是雍正把吏部銓選權削弱了，使其進一步加強對地方行政的指導。所以地方行政製度的變化，同雍正改革中央官製和文書製度相一致。雍正從中央到地方全麵地調整了官製，進一步強化了皇權的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