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奏折的其他內容，雍正要了解的情況較多，有地方政事的好壞，地方官的勤惰優劣，大吏待屬員是否公正或徇私，軍隊的訓練和紀律，水旱和農業生產，百姓的生活和風俗，以及本省和外地的重大事情。概括起來，無外乎不外兩條，即地方吏治和民情，可以說它們分別是奏折的第二項、第三項內容。
雍正用奏折考察地方吏治，從他的實踐看，著重點是在對地方官吏的察核。當李衛任雲南鹽驛道時，雍正在雲南永北鎮總兵馬會伯奏折上批示：“近聞李衛行事狂縱，操守亦不如前，果然否？一毫不可贍顧情麵及存酬恩報怨之心，據實奏聞”。這是指示馬會伯調查李衛。待其任浙江巡撫時，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對新任黃岩鎮總兵董一隆的優劣所知不多，“於伊蒞任後，其細加察訪，密奏以聞”。雍正派大理寺卿性桂赴浙江清查倉儲錢糧，要他到浙後，“凡有風聞之事，即行密奏。”性桂到任後奏報杭州將軍鄂彌達與李衛的隔閡。田文鏡也折奏，說李衛是“當世之賢員，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但“馭吏繩尺未免稍疏，振肅規模未免少檢，則於大僚之體有未全，於皇上任使之意亦有所未付”。由此可見，就“模範督撫”李衛來講，他密奏別人，別人也密查他。當雍正派李紱為廣西巡撫時，李紱正得雍正寵信，然而在他赴任之際，命原廣西署撫、提督韓良輔“細訪其吏治，密奏朕知”。雍正要重慶總兵任國榮留心文武官聲名，他於七年六月折奏：四川學政宋在詩“公而且明，聲名甚好。”川東道陸賜書“辦事細心，人去得。”永寧道劉嵩齡“人明白，身子甚弱。”永寧協副將張英“聲名平常”，漳臘營遊擊張朝良“操守廉潔，諳練營伍，但不識字。”雍正對這些人分別給了批語：“謹椹自守，小才器”；“為人老成，才情未能倜儻”；“觀其人甚有長進，於引見時不似有病，為何如此？”“原係甚平常人，且有猛浪多事之疵”；“其人優劣，前此未知”。湖南布政使朱綱深受雍正信任，亦同樣受人考察。雍正在湘撫王朝恩奏折上批示：“朱綱行止，輿論不一，依朕觀之，似欲速成看，然否？據實奏來。密之！”而在此以前是讓朱綱訪查他的頂頭上司王朝恩——在朱綱的二年九月初五日的奏折上批語講其引見王朝恩的印象：“觀其為人於地方吏治頗為諳練，但才具微覺狹小”，“汝其事事留意，看其居心行事，倘少有不妥處，密奏以聞。”又怕他有顧慮，指示說：“如稍隱匿，不以實告，欺蔽之咎，汝難辭也”。由此可見，雍正對親信和非親信，了解的或不甚了解的，都令臣下互相監察，文員武弁，上下級之間，中央差遣人員和地方官員都在互相進行。文武不同途，互察出了正常範圍。上級監督下級，本是應有職責，但又要密訪密奏，就不全是正常的考核了。中央特差人員隻解決專門問題，報告地方吏治，則是額外的事情。屬員向皇帝彙報主官的事，是不正常的，而雍正很重視這類報告，他要鄂昌奏述“上司孰公孰私”即指此。
對於地方紳民的情況，雍正甚為關切，希望從奏折中獲得確實消息。六年三月，蘇州織造李秉忠奏報蘇州春雨調和，油菜、小麥長勢良好，物價平穩，小民樂業，雍正批示：“覽雨水調和情形深慰朕懷，凡如此等之奏，務須一一據實入告，毋得絲毫隱飾。”“蘇州地當孔道，為四方輻輳之所，其來往官員暨經過商賈，或遇有關係之事，亦應留心體訪明白，密奏以聞”。同年，雍正在廣西學政衛昌績的奏折上批示：“地方上所聞所見，何不乘便奏聞耶？”衛昌績隨即應詔折奏：“粵西風俗之惡薄有宜整齊者，紳士之強橫有宜約束者”。使雍正獲知該省百姓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七年，署理直隸總督劉於義折奏：趙州隆平縣民李思義等妄稱跪拜太陽可以攘災避難，接受信徒，騙取錢財，然並無黨羽，請將李思義發遣邊疆，餘眾枷責。雍正同意，但指出折中未言及李到發遣地後的管束問題，命作題本時添敘明白。兩廣總督孔毓珣等奏報廣東龍門營千總劉貴於巡查中捕人，遭遇搶犯，被殺身死，業已將攔截者抓獲，題請正法，並請治疏忽之罪。雍正朱批，“地方上凡遇此等事件，但要據實奏聞，何罪之有？若隱諱支飾，則反獲罪於朕矣！”就是這些奏折，使雍正及時地掌握了各地方的民風習俗、生產生活和吏治情況。
討論用人問題和宣布對官員的任使，也是奏折的一項內容，也即第四個內容了。四年（1726）八月，鄂爾泰折奏滇黔兩省大小文武各官的情況，雍正作了長篇批語。他很明確，用人是為政的根本大事，而觀察人，是看其實踐，看他的變化。他自己要掌握這個方法，還要通過朱批讓大臣運用這個法則。
雍正利用朱批啟示官員如何做人和任職。田文鏡剛被提拔為河南巡撫，感恩圖報心切，雍正擔心他急燥辦壞事，正是顧慮及此，在其奏折中朱批：“豫撫之任，汝優為之。但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朕不慮不及，反恐報效心切，或失之少過耳”。在另一個折子上，就田文鏡處理一事不妥善，批示說：“大凡臨事，最忌猶豫，尤不宜迎合，設一味揣摩遷就，反致乖忤本意。……今後勿更如是遊移無定，隨時變轉，始於身任封疆重寄，臨大節而不可奪之義相符也，切記勿忘”。讓他不要迎合，正確理解皇上的意圖，方是大臣立足的根基。這是針對具體人、事而發，此類事例很多，如在李秉忠的一個折子上批道：“今將爾調任蘇州織造矣。勉力供職，惟當以顧惜顏麵為務”。另一折上批雲：“竭力保全顏麵，莫負朕任用之恩，但爾等包衣下賤習氣，率多以欺隱為務，每見小利而不顧品行，辜恩者不一其人，即爾奏中矢公矢椹之語，朕亦未能遭信，試勉力行與朕看”。
官員之間，特別是平級的，隻有和衷共濟，才能理好政事，雍正常以此考查和啟示臣下。在李衛的敘及鄂彌達赴京陛見、希望令其早日回任的奏折上，雍正批示：“盡心奉職之人，同城共事，焉有不彼此相惜之理，鄂彌達於駐防武臣中論，實一好將軍，汝今奏伊約束駐兵之長，伊在朕前極口讚服汝之勤敏，亦出公誠。朕覽之甚為欣悅，如是方好”。禪濟布與丁士一同為巡視台灣禦史，在他們的奏折上，雍正指示：“和衷二字最為官箴之要，倘有意見不同處，秉公據實密奏，不可匿怨而友，尤不可徇友誤公”。在雍正看來，不怕有不同的政見，問題在於秉公辦理。
雍正用奏折表彰或訓飭一些官員。元年四月江南提督高其位的請安折，雍正批道：“覽高其位此奏，字句之外，實有一片愛君之心，發乎至誠，非泛泛虛文可比，朕觀之不覺淚落，該部傳諭嘉獎之，以表其誠”。雍正在朱批中要領旨人向“模範官吏”效法，他指出：“魯論雲擇善而從，何不努力效法李衛、鄂爾泰、田文鏡三人耶？內外臣工不肯似其居心行事之故，朕殊不解。若不能如三人之行為，而冀朕如三人之信任，不可得也。亟宜殫心竭力黽勉盡職。”雍正在朱批中訓斥臣下，非常嚴厲。楊名時奏折論因循幹譽，雍正在字裏行間指出：“人為流俗所漸染，每苦不自知，然所謂漸染者，不過沽名矯廉之習，其病本輕而可治，無如身既為流俗所染，而反泥古自信，認古之非者為是，則病入膏盲，難以救藥也。”一切姑聽朕之訓示，反躬內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必簧鼓唇吻，掉弄機鋒也。”“朕因欲汝洞悉朕之居心，故走筆而諭，不覺言之迤而繁也”。由此可見，他是在指責楊名時犯了沽名釣譽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