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鍾琪誘騙張熙時，張熙明白表示，他們最崇敬的是呂留良。張熙說他去過呂留良家，見其詩文，且隨身帶有呂留良的詩冊，讓嶽鍾琪觀看。嶽鍾琪說看不出呂留良詩有什麼反清觀點，張熙為他一一指明。張熙的見解來自曾靜，曾讀呂留良的評選時文，認為呂留良是“進世名儒”，及讀他的詩，反複推敲，得其旨意，遂以“華夷之見橫介於中心”。也就是說曾靜師徒的華夷之辨的觀念，受呂留良的影響很大。曾靜對呂留良欽佩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應當做皇帝。他在《知新錄》中寫道：“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諺所謂光棍也。”在他看來，合格的皇帝，春秋時應是孔子，戰國該是孟子，秦以後，應為程、朱，“明末皇帝該呂子做”。
呂留良（1629～1638），號晚村，浙江石門人，順治十年（1653）中秀才，後思想大變，悔恨獵取清朝功名。康熙五年（1666）棄青衿，操選政，名氣很大，被人尊稱為“東海夫子”。他在著述中強調區分華夷的不同。他說“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教人站穩華夏的民族立場，不能效忠於夷狄政權。他曾借講述曆史道出對清朝的看法，他說“德祐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經，於今複見”。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軍進臨安，南宋實已滅亡，與此同時，蒙古族的元朝在全國建立了統治，這是第一個統一全國的少數民族政權，所以呂留良說是從古未有的不幸事變。清朝是繼元朝之後的統治全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呂留良也把它以特大的災難來看待。他懷念明朝，在文中說南明永曆皇帝朱由榔被緬甸送回國時，“滿漢皆傾心”，向他下跪，處死他時，“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裏以內的關帝廟都被雷擊，意為天怨人怒，反對清朝暴政。他堅持漢族的立場，不承認滿清政府，謂之為“彼中”，“燕”、“北”、“清”，而不稱“大清”、“國朝”、“聖朝”。他於是拒絕為清廷效勞，康熙十八年（1679）開博學鴻詞科，官員推薦他，他則誓死不就。次年，地方官又以山林隱逸薦舉他，堅辭不赴。他把這些薦舉看做是逼他出仕，厭惡至極。為免得再被糾纏，便削發為僧。他這個立場，加上作為理學家的聲望，成為具有一定影響的學者，所謂“窮鄉晚進有誌之士，風聞而興起者甚眾”。僻處湘南山區的曾靜聞其名而向往之，可見其名播海內。
呂留良的門人嚴鴻逵等繼承了他的思想，敵視清朝，希望發生變故。一日觀天象，說數年之內，“吳越有兵起於市井之中”。他總想看滿人的笑話，說索倫發生地裂，熱河大水淹死滿洲人兩萬多，同情朱三太子。大學士朱軾推薦他纂修《明史》，他在日記中表示：“予意自定，當以死拒之耳”。嚴鴻逵的學生沈在寬作詩雲：“陸沉不必由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還說“更無地著避秦人”。又錄呂留良私淑門人黃補庵詩：“聞說深山無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這時清朝統治已近百年，他秉承師說，拒不承認清朝，希望恢複漢人的天下。張熙到東南訪求呂留良遺書，嚴、沈熱情接待。所以呂留良雖死，而後繼有人。
雍正說呂留良以批評時藝，托名講學，造成“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深知要清除一部分漢人的反滿情緒，要批駁曾靜的華夷之辨，必須結合觸及他們所崇拜的呂留良，於是將呂留良師徒和曾靜一並譴責。他指斥呂留良“凶頑梗化，肆為誣謗，極盡悖逆。”嚴鴻逵為呂留良羽翼，其言詞有較呂更惡劣處。沈在寬“墮惑逆黨之邪說，習染凶徒之餘風”，亦是不逞之徒。更重要的是雍正駁難呂留良、曾靜等堅持的華夷之辨。他針對漢人反對少數民族做皇帝的觀點，提出不以地域作為區別君主好壞標準的理論，他說帝王所以成為國君，是生民選擇有德之人，而不是挑選那個地方的人。這個為分析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立了一個標準，即合不合生民的需要。他舉例說；虞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並不因地域而不能做君主，也不能損害他們的聖德。因此，他說清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同虞舜、文王一樣可以為君主。聲明清朝統治的合理。雍正還說了清朝統治的好處：第一，清朝使中國疆土開拓廣遠，是中國臣民的幸事。第二，清朝創造了太平盛世，使“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第三，清朝是從李自成手中奪得天下，不但不是奪取了明朝皇位，還是為明朝報仇雪恥，漢人專以朱明後裔為反清旗號，是叛逆的行為。第四，清朝的衣冠是天命來主中國的形式，“孔雀翎，馬蹄袖，衣冠中禽獸”的話，是無知之人的詆毀。雍正在華夷之辨中具有自豪感，認為南北朝時，君主隻能統馭一方，所以南人指北人為索虜，北人詆南人為島夷。明朝朱元璋的威德不足以撫育蒙古，才兢兢於邊防。他以各族都在清朝統治之下的事實，說明華夷無別，維護以滿族為統治民族的清朝政權。雍正主張不分地域，以德為王，在理論上，在實踐上，對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有積極意義。但他以地域觀念代替民族觀念，是偷換概念，回避清朝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問題，這是由他作為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地位所決定。
經過案情的審查和思想觀點的駁詰，雍正遂作結案的處理，就此又抓了兩個方麵，一是文字上的，另一是組織上的。
雍正在曾靜案初發時表示，曾靜投書不必隱諱將來自有處置。過了將近一年，即在七年（1729）九月，下令將論述這個案子的上諭編輯在一起，附上曾靜的口供和懺悔的《歸仁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加以刊刻，頒於全國各府州縣學，使讀書士子觀覽知悉。如果不知此書，一經發現，就將該省學政、該州縣教官從重治罪。曾靜口供和《歸仁錄》，說清世宗至孝純仁，受位於康熙，兼得傳子、傳賢二意；又說雍正朝乾夕暢，懲貪婪，減浮糧，勤政愛民。所以《大義覺迷錄》一書是為世宗嗣位及初政作宣傳的著述。
同年十月，雍正命將曾靜、張熙免罪釋放，並且宣布不但他不殺他們，“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這樣處理的原因據說有兩條：一是嶽鍾琪為明了投書真相曾同張熙盟過誓，嶽鍾琪為雍正寵信大臣，雍正不能讓他失信，故應寬免曾、張二人。二是因曾靜投書，才獲知造作謗言之人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監，追出元凶，得以曉諭百姓，這樣看曾靜還有功，不應斬殺。其實，雍正真正的用意是為用他們現身說法，宣傳《大義覺迷錄》。他命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南江寧、蘇州、浙江杭州等地宣講，然後秘密押送到湖南，在觀風整俗使衙門聽用。張熙由尚書史貽直帶往陝西，在各地宣講完畢，送回原籍，在家候旨，以便隨傳隨到。他們的宣傳作用，是任何人所不能起到的。
對呂留良一幹人等的處理要複雜一些。八年（1730）十二月，刑部提出結案意見，雍正命交各省學政，遍詢各學生監的意見，因為要焚禁呂留良的著作，擔心有人私藏，因而以此為名，廣做宣傳。雍正還命大學士朱軾等批駁呂留良的四書講義、語錄，到九年（1731）十二月書成，也刊刻頒發學宮。又過了一年，才正式定案，將呂留良及其子、已故進士呂葆中、嚴鴻逵戮屍梟示，另一子呂毅中、沈在寬斬立決，呂和嚴的孫輩，人數眾多，俱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倘有“頂替隱匿等弊，一經發覺，將浙省辦理此案之官員與該犯一體治罪。”呂留良家產籍沒，充浙江工程用費。案中牽連人等分別判處：黃補庵已死，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放邊外；刻書人車鼎臣、車鼎賁、與呂留良交往的孫克用、收藏呂留良書籍的周敬輿均擬以斬監侯，秋後處決；呂留良門人房明疇、金子尚革去生員，僉妻流放邊外、陳祖陶，沈允懷等十一人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秀才，杖一百；嚴鴻逵、沈在寬的學生朱霞山、張聖範等人因年幼釋放。被處分的還有呂留良的同鄉朱振基，他景仰呂留良的為人，在任廣東連州知州時，供奉呂留良牌位，呂留良案發生時，他已調任廣州府理瑤同知，但連州生員告發他，雍正將他革職嚴審，爾後，死於獄中。
在審查曾靜不久，雍正就此事在寵臣田文鏡的奏折上批道：“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傾耳以聽可也”！對鄂爾泰亦作了同樣內容的朱批。
文字之禍
曾靜案和呂留良案發生後，雍正和官員更加注意對人們思想的控製，文字獄和準文字獄接踵發生。
七年（1729）十二月，湘撫趙弘恩折奏，瀏陽縣發現《朱姓家規》一書，端首稱謂條內，有“侏左衽，可變華夏”二語。趙就此說：“當此聖明之世，飲和食德，在在蒙休，乃敢肆其犬吠，狂悖褻慢”。以為朱姓是曾靜一黨，嚴加審訊，沒有結果，於是將《朱姓家規》奏呈雍正。“侏左衽，可變華夏”，是漢人觀點，具有普遍性，《朱姓家規》所寫，並沒有反清的特殊意義，而且與曾靜案毫無關係，雍正因此指示不必深究，但要對朱姓嚴加教育，以警其餘。
張熙往見嶽鍾琪時，說他聽說廣東有屈溫山，詩文很好，亦不出仕，可惜沒有見過，嶽鍾琪為引誘他上鉤，說藏有屈溫山集。八年（1730）十月，署理廣東巡撫傅泰看到《大義覺迷錄》。因“屈溫山”，想到廣東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認定屈溫山是屈翁山讀音之誤，遂查到屈翁山文外、詩外、文鈔諸書，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遇到明朝稱呼之處俱空抬一字。這時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監，交出所存其父詩文及刊板。傅泰因以其為線索，進行嚴審，並上報雍正。刑部議請按大逆律問罪，屜大均戮屍梟示。雍正以其子自首，減等論處，命將他的後人流放福建，詩文毀禁。
徐駿，江蘇昆山人，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中進士，選庶吉士。作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詩句，被人告發有“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之意。雍正說這是譏訕悖亂的言論，將他照大不敬律斬決，文稿盡行焚毀。徐駿出身大官僚家庭，青年時驕狂暴劣，據說暗置毒藥，害死其塾師，因而為情理所不容。但他“明月清風”詩句，本為文人騷客所濫用的詞藻，與反清複明思想風馬牛不相及。他死於文字之禍，不能說不是冤枉的。
八年（1730），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童生範世傑讀到《大義覺迷錄》，向福建觀風整俗使劉師恕投遞詞呈，斥曾靜，頌雍正，對師恕稱讚他“忠愛之心可嘉”。待到福建學政戴瀚按考到汀州，他又上呈文，說曾靜的話是“逆天悖命越禮犯分之言”，對曾靜指責雍正的言論一一加以駁斥，說雍正在即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授受之際，“三兄有撫馭之才，欽遵父命，讓弟居之，而聖君不敢自以為是，三揖三讓，而後升堂踐天子位焉。”說明雍正同諸兄弟和睦，得位正當，沒有弑兄屠弟的事。他還說雍正世道比三代還強，為生於這樣的盛世而慶幸。他滿以為會得到學政的賞識，豈料遭到拘禁審問。戴瀚問他三兄讓位的話從何而來，是什麼意思？範世傑供稱，在汀州城裏，人人都是這樣說的。戴瀚很敏感，理解為這是講誠親王允祉有撫馭之才，應該當皇帝，所以嚴厲迫問，並立即將範世傑呈詞上奏。雍正對戴瀚之舉大加讚賞，稱讚他說地方大員若能對這樣的事情不隱諱，範世傑之類的棍徒匪類必能盡除。於是諭令戴瀚會同督撫密審，又準情度理，認為範世傑是一個企圖僥幸進身的小人，不會有多大背景，不必鋪張擴大事態。隨後，戴瀚與福建總督劉世明，巡撫趙國麟密訊範世傑，重點審問三兄讓位的話頭。範供稱，他知道雍正序居第四，他即位，必是三個哥哥讓位，所謂三兄，不是指第三個哥哥，而是長、二、三三位；說三哥有撫馭之才，也不是真知道，隻是想天家的龍子龍孫自然都該是賢才，他們讓位，更說明皇上聰明天縱。他將三兄解釋為三個兄長，是為避允祉的實指所進行的詭辯，因為他聽人說過：“朝廷家有個三爺，雖然有才，乃是秉性凶暴，做不得人君。”不過他的原意還是說允祉盡管有才，做不了皇帝，雍正不是搶皇位，謙讓再三才坐的龍廷。三位疆吏審不出什麼來，隻能說他造言生事，建議將他押交原籍地方官，嚴加管束，每逢朔望，令其宣讀《大義覺迷錄》，若再多事，即行治罪。雍正於九年（1731）六月同意了他們的處置辦法。
江南崇明縣人沈倫，著有《大樵山人詩集》，於雍正十二年（1734）九月病故。該縣施天一與沈家爭田產，遂挾嫌首告沈倫詩內有狂悖語句。江南總督趙弘恩查出沈倫名在沈在寬案內，詩板藏在蘇州沈蒼林家，就捉拿沈倫嗣孫沈自耕、沈蒼林，施天一等人，徹底查究。對此，雍正極表讚同，在趙弘恩的奏折上寫道：“凡似此狂妄之徒，自應徹底究懲，以靖悖逆風習”。此案如何結局，未見資料。施天一以詩句狂悖告詰仇人，則是文字之禍成風的一種表現。
吳茂育，浙江淳安人，官宛乎縣丞，著作《求誌編》，被族弟、生員吳雰告發，浙江總督程元章立即拿審，認為該書評論古今，“語言感慨，詞氣不平，肆口妄談，毫無忌憚。”該書一種本子上的李沛霖序文，於紀年處隻用幹支，書“癸卯九月”，不寫雍正元年，更幹法紀。雍正誇獎程元章辦理的得體和用心，要求他“嚴加審究，毋涉疏縱”，並向他講解這種匪人比盜賊有害的道理：盜賊有形跡外露，該管有司不想懲治也不可能，而托名斯文，借口著述的奸匪，盡可置之不問，所以除盜賊易，除思想犯人難。而地方官不盡心的原因，在於不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也在於怕煩勞和招人抱怨，因此，做純臣就“不可因遠‘多事苛求’四字之嫌，而貽誤於世道生民。”《求誌編》的另一種本子，有吳茂育的自序，卻書寫了清朝年號。究竟該書有無吳霧，程元章等人所說的狂悖文字，這也是人們理解的問題，當文字獄盛行之時，原是可以任意添加這個罪名的。
上述數案，發生在雍正統治後期，它們與前期的汪景棋、查嗣庭、錢名世等案有所不同，汪、查、錢等之所以獲罪，雖同文字有關，但是涉及到年羹堯、隆科多的政治鬥爭中了。曾靜案和呂留良案發生之後，使事情發生了變化，後來出現的徐駿諸獄，犯事人本身沒有政治主張，也未牽涉到政治集團，完全是受了文字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