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生柟作為一個不知名的小臣，以讀書人的身份探討政權形式和治理方法，雍正同他的爭辯，是地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見解的交鋒，本來是正常的。但是陸生柟結合時政進行評論，抨擊了康熙和雍正兩朝的某些政事，站在允禩一方，對雍正政治的指責並沒有多少道理。雍正“以牙還牙”，說他“罪大惡極，情無可免”，於七年年底下令，將其在軍前正法。
謝濟世與陸生柟可以說是難兄難弟，錫保在告發陸生柟時，也把謝濟世參了一本，說他借著批注《大學》，譏刺時政，怙惡不悛。這是對他的文字加以傅會，亂加罪名。雍正也深明其事，免其死刑，但同他開了一個“玩笑”，命錫保假意將他和陸生柟同時正法，俟陪綁後才宣布免死的決定。雍正耍弄這種心機，是刻薄的表現。
雍正反對允禩集團，年羹堯集團，打擊的對象是一部分滿洲貴族和一部分官僚，這些官僚中，有科舉出身的，也有非科目人。而第三次整治朋黨，則以反對科舉入仕者為目標，所以第三次反黨比，內容、性質各不相同，而出問題多的則在第三次，這是他在前兩次勝利的情況下，不夠謹慎的結果。而這三起事件的目標，歸結起來則是一個，就是澄清官方，推行他的改革政治。
曾靜投書
雍正六年（1728），打擊科甲朋黨還沒有完全結束，湖南秀才曾靜上書川陝總督嶽鍾琪，策動他反清。雍正就此大作文章，嚴加審訊，廣肆株連，引出後世赫赫有名的呂留良文字獄。
曾靜選擇嶽鍾琪作為下書對象，當然是事出有因。嶽鍾琪是漢人，籍貫四川成都，在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中立有大功，受封三等公，年羹堯出事後，接任川陝總督。這個職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八旗人員的專缺，他破例得任這個職務，表明他深得雍正的寵信，然而卻招來不少人的嫉妒。在曾靜投書以前，向雍正密參他的“謗書”就有一篋之多。當嶽鍾琪受命總督之際，議政大臣、署理直隸總督、漢軍旗人蔡珽奏稱嶽鍾琪“不可深信”。後來嶽鍾琪陛見進京，路過保定，蔡珽告訴他：怡親王允祥對你非常惱怒，皇上藩邸舊人傅鼐告訴你要留心。允祥是雍正最信任的兄弟，這無非是說雍正懷疑他，使他惶懼不安，不知怎樣做才好。當時倒嶽鍾琪的言論，一個重要內容，是說他為嶽飛後人，要替漢人報仇，反對清朝。這是社會上層的看法，下層也是這樣。雍正五年（1727）六月，民人盧宗漢在成都街道上大叫，“嶽公爺帶川陝兵丁造反”，並說成都四門設有黑店，殺人。同時社會上謠傳嶽鍾琪已遭到譴責，其長子嶽濬業已被捉拿問罪。後經四川提督黃廷桂等審問，盧宗漢乃是神經病患者，於是，便處死了事。嶽鍾琪益發不安，疏請解退總督職務，雍正對他大加安撫，說那是“蔡珽、程如絲等鬼魅之所為”，要他繼續供職，“愈加鼓勵精神，協讚朕躬，利益社稷蒼生，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理大清於磐石之固，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也。”當時，雍正在考慮對準噶爾部用兵，又暗示嶽鍾琪，可能還要同他協商。可見雍正對嶽鍾琪並沒有因此而產生懷疑，依賴信任如初。但是嶽鍾琪與朝廷關係不協調的話卻在民間廣泛流傳著，四川、湖南人中傳說嶽鍾琪“上一諫本，說些不知忌諱的話，勸皇上修德行仁”。郴州永興人曾靜聽說：嶽鍾琪盡忠愛民，可是皇上疑他，防他，要召他進京削奪兵權，他不奉召。因他是大學士朱軾保的，令朱軾召他才進京，後允許他回任，還讓朱軾再保他，朱軾不願再保，別的大臣也不保。這時就有人奏稱，朱軾不保他，是和他預謀造反，更不應該讓嶽鍾琪離京。雍正於是派吳荊山追嶽鍾琪回京，嶽鍾琪不從命，吳荊山因而就自殺了。嶽鍾琪到任所，就上章非議朝政。可見嶽鍾琪是朝野矚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權重的漢人而忌他防他，民間則又以為他是忠義愛民的、反對皇帝暴政的人，對他寄予厚望。這就使得他成為政治鬥爭和民族矛盾的焦點人物。
曾靜中年棄舉業，教授生徒，人稱“蒲潭先生”，有自己的政治觀。他根據社會的看法和自己的理解，相信嶽鍾琪能實現他的目標，就派遣門人張熙帶著他的書信和《生員應詔書》赴陝策動嶽鍾琪造反。六年九月，張熙在西安向嶽鍾琪遞交了書信。
曾靜書信封麵稱嶽鍾琪為“天吏元帥”，它的內容，據嶽鍾琪轉述，是“江南無主遊民夏靚遣徒張倬上書。其中皆詆毀天朝，言極悖亂，且謂係宋武穆王嶽飛後裔，今握重兵，居要地，當乘時反叛，為宋、明複仇等語”。這其中，夏靚、張倬顯然是曾靜、張熙師徒的化名，所謂“無主遊民”，是不承認清朝政府。書信的意思是，嶽鍾琪是宋朝嶽飛後代，清朝皇帝是金朝女真人的後代，嶽飛抗金，他的遺胤不應該侍奉女真人的後人，希望他利用手中的兵力反對清朝，為祖宗報仇，替漢人雪恥。這個觀點與別人密告嶽鍾琪的說法相同，與盧宗漢的呼聲類似。為些，嶽當即找陝西巡撫、滿人西琳同審張熙，西琳有事未到，由按察使、滿人碩色於暗室同聽。嶽鍾琪問張熙的師父是誰，張熙拒不回答，拷打昏絕，堅不吐口，隻說他們勢力散布湖廣、江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這些地方傳檄可定。嶽鍾琪見動刑無效，改設騙局，以禮相待，表示他早想造反，希望其師來輔佐，又賭咒發誓，痛哭流涕，以示誠意。張熙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受騙說了實情。
曾靜的政治觀點，在他的著作《知新錄》和被捕審問口供中所表述的，其中有三個方麵指出雍正是失德的暴君。他認為雍正有十大罪狀，即“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他相信雍正毒死康熙的傳說，認為新皇帝處處與老皇帝“為仇為敵”；逼母是指仁壽皇太後之死為被迫自殺；弑兄是因被囚的允礽死於雍正二年，懷疑是被雍正殺害，屠弟當然是指允禩，允禟之死了；淫色是說雍正將廢太子的“妃嬪收了”；誅忠無疑是指年羹堯，隆科多的案子；酗酒，乃因社會上傳說雍正好飲酒，帶著大臣在圓明園白晝飲酒作樂，不理政事；貪財，內容更多，如曾靜說雍正“使人從四川販米，至江南蘇州發賣”。這十條罪名，包括了雍正即位及在頭五，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曾靜都持否定態度，認為他是暴君。
主張“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反對清朝統治。大清王朝是滿人的天下，在他看來，依照一部分漢人的“夷夏之大防”的觀念，對少數民族的皇帝應持反抗的態度。那麼應當如何看待滿人的統治呢？曾靜說：“先明君喪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其神器，乾坤反複，地塌天荒，八十餘年，天運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號”。他反對滿清取代明朝，認為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之所以這樣看待，並非完全從實際出發，而是他認為區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統治比君臣大義還重要。他在《知新錄》中就孔子對管仲的態度對此作了說明：“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為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因此對已經號令全國的少數民族統治者，他主張逐殺，他說“夷狄侵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隻有殺而已矣，砍而已矣”。由此可見，其反對滿族為統治者的觀點非常明確。
第三，希望拯救百姓於貧窮。嶽鍾琪審問張熙為什麼謀反，他回答說，“百姓貧窮，隻為救民起見”。曾靜著書說：“土田盡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他看到了社會上財富占有不平均，特別是土地集中的情況，又從自身的經曆中得到深刻的感受。他出身於“家事單寒”的家庭，在清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中，他父親就想遷居蜀中，沒能實現。曾靜時家中景況更壞，他收張熙、廖易兩個徒弟在家，住房也不夠。他先有同居的兄、嫂、這夫妻反目，哥哥把妻子改嫁，單這一件事就充分說明他是寒素之家了。他的嶽丈家“貧不能自立”，在康熙末年搬到四川去了。張熙、廖易“家事亦貧寒”，張熙赴陝，靠當的家產做路費。曾靜師徒及親友是小土地所有者，生活沒有保障。所以曾靜讀到《孟子?滕文公篇》，對講井田製，“心中覺得快活”，認為現時應該實行。他希望農民的耕地問題能得到解決，使他們並包括自身從困苦中解脫出來。
看來曾靜是一個比較清苦的漢族讀書人，具有敵視滿族政權和不滿意貧富不均的思想，碰上輿論中頗多異議的雍正政治，激化了原有的反抗意識。他首先將予頭指向雍正。
雍正在儲位鬥爭中，以其嗣位獲得了初步的勝利，接著在反對朋黨鬥爭中，沉重打擊不甘心失敗的政敵允禩、允禟、允，鞏固了統治地位；當功臣年羹堯、隆科多出現尾大不掉之勢，迭興大獄，使他們飛灰煙滅，爾後，因他懷疑科舉出身的官僚會結成新的朋黨，借著李紱參劾田文鏡的案子，重重地壓抑了科目人；他即位就清查錢糧，實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製度，攤丁入糧製度，從而整飭了吏治，打擊了不法紳衿。在所有這些方麵，他都如願以償，可以說他是政治上的勝利者，鬥爭中的勝利者。但是那些政敵和被打擊的人並不因失敗而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采取了各種方式進行不同程度的反抗。對雍正的即位及其政治，人們看法不一，懷疑的，不滿的，反對的，都大有人在。曾靜宣布的雍正十大罪狀，並非是他的發明，不過是社會上流傳的攻詰雍正觀點的歸納總結。輿論中把雍正描繪成篡逆的偽君，不講人倫的畜類，凶惡殘忍、不行仁政的暴君，希望他立即垮台，以便有道明君的治理。不用說，在思想和輿論上，雍正處於不利的地位。曾靜的投書，就是利用他的這種弱點，反對滿人掌權，企圖恢複漢人的統治。
審曾引呂
嶽鍾琪得到曾靜書信後，即行奏報。雍正極力撫慰他，誇獎他的忠誠，說他朝夕焚香，對天祖叩首，祝願嶽鍾琪“多福多壽多男子”。並說他給嶽鍾琪的諭旨，都是真心話，“少有口心相異處，天祖必殛之”。對臣子起誓，如同昔日對待年羹堯一樣，表示對嶽鍾琪的絕對信任，目的是進一步把嶽鍾琪穩定住。
於是，雍正投入更大的精力處理曾靜案子。指令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覺羅海蘭到湖南，會同湘撫王國棟審理曾靜一幹人犯。曾靜供出他的思想受浙江呂留良的影響，張熙見過呂留良的弟子嚴鴻逵及再傳弟子沈再寬，因是廣泛株連。後因涉及人多，地域廣，為加速審理進度，將案中人統統押往京城審訊。
雍正對曾靜投書一案的方針，在一開始就定下來了。他在六年（1728）十月十七日的嶽鍾琪的奏折上批道：
朕覽逆書，驚訝墮淚。覽之，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實感天祖之恩，吳天罔極矣。此書一無可隱諱處，事情明白後，朕另有諭。
他說自己受到莫大的冤枉，但卻是好事——正好洗刷冤情。他雖說料不到有人那樣議論他，其實，他實行的奏折製度，能很快獲得各種消息。他知道關於他的嗣位，處理允禩黨人，誅戮年、隆，朝野頗多私議，隻是自己不便挑明，公開論戰，因而隱忍不發，或隻一般談談。如元年、二年兩次講到有人說他“淩逼弟輩”，“淩逼眾阿哥”，僅表示那是攻擊，並不追究造言者。曾靜出來了，固然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但有人承認了這些言論，正好順藤摸瓜，清其源而塞其流。所以，雍正在上述朱批諭旨中指示嶽鍾琪：“卿可將冤抑處，伊從何處聽聞，隨便再與言之，看伊如何論議”。這就是說他重點追查關於他的失德言論的根源。他的寵臣、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在關於曾靜投書案的奏折中說：曾靜“誣謗聖躬”，“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為其事有漸，其來有因”，“若非由內而外，由滿而漢，誰能以影響全無之言據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為逆賊曾靜之本說也”。雍正經分析認為民間的傳說，必來自官場，而本源必在皇室內部，具體說就是允禩、允禟。雍正稱讚他的奏折“懇摯詳明，深誅奸逆之心”。他們君臣追造言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承審官員秉命追問曾靜，曾靜供認係聽安仁縣生員何立忠、永興縣醫生陳象侯所說，而何、陳都是聞聽於茶陵州堪輿陳帝西。陳供稱在往衡州路上，碰見四個說官話、穿馬褂，像是旗人的人，互相說“嶽老爺上了諫本，不知避諱，恐怕不便”。這樣輾轉審問，雍正斷定是發配南方邊疆的犯人傳說的，命沿途各省長吏查究。各省巡撫應命相繼報告。廣西巡撫金奏報發往該省人犯所造的流言，雍正讚許他“逐一密查，確有證據”。田文鏡據解守人員供報，折奏發遣廣西人犯達色、馬守柱、蔡登科、耿桑格、六格、太監吳守義、霍成等言地。湘撫王國棟、布政使趙城、按察使郭朝祚審不出根由，雍正屢次降旨催責，要他們“再行詳訊，務必追出傳言之人，則此事方可歸看”。王國棟等仍沒弄清，就將王國棟調進京城，趙、郭革職。繼任巡撫趙弘恩懲前任之失，極意追詢，終於報稱：允禩等人太監發往戍地，“沿途稱冤，逢人訕謗，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共聞之。凡遇村店城市高聲呼喊：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人傳說。又雲：隻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的口？”據三藩之一耿精忠的孫子耿六格供招，他被充發在三姓地方時，在允禩黨人允使用過的八寶家中，聽允禩心腹太監何玉柱，於義向八寶妻子講述皇上改詔篡位，毒死康熙，逼死太後的話。達色供認允禩太監馬起雲向他講太後自殺的情況。這樣，雍正找到允禩集團是他失德輿論的散播者。為此，采取對策，一方麵再次宣布允禩等人的罪過，另一方麵，就曾靜所說他的罪狀，逐條辯析他沒有過失，這樣他發了很多上諭。他深知關鍵是繼嗣問題，特加解說，在說明他的嗣位合法性基礎上，進而指責曾靜謀反與允禩集團的關係。他說：允禩，允禟等人的“奴隸、太監平日相助為虐者，多發遣黔粵煙瘴地方，故於經過之處，布散流言，而逆賊曾靜等又素懷不臣之心，一經傳聞，遂借以為蠱惑人心之具耳”。利用曾靜的案子，雍正自我宣布找到了誣蔑他失德的輿論根源。這是他在這個案件中著意追查的第一個內容，他還在曾靜與呂留良關係問題上大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