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田互參
雍正於四年（1726）完成了兩場大規模的反對朋黨鬥爭，徹底打垮了允禩集團、年羹堯集團。在這種鬥爭宣告完結之後，又出現了直隸總督李紱彈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的案子，引出了第三次打擊“朋黨”事件，即反對科甲官員“朋黨”的鬥爭。
早在康熙廢太子時，滿朝官員傾心於允禩，其中的漢人官僚絕大多數是科舉出身，允禩的寬仁，也深得士人之心，這就必然造成雍正對科甲人的隱恨，因而在他的政策中表現出來。
雍正三年（1725）六月，長蘆巡鹽禦史莽鵠立折請禁止官員投拜門生，他說：
臣見鑽營附勢之徒，廣通聲氣，投拜門生，未中者遇科場則求關節，已仕者遇計典則圖薦舉，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師生，遂成膠漆，求分說情，每至以直為曲，偏徇庇護，罔顧法紀。
科舉製度下的師生特殊關係，從這個製度在隋唐形成以來就出現了，至雍正統治時期相沿了千年之多，積習之深之重，自不待莽鵠立說明而盡人皆知。隻是本無師生關係的官員，卻要下級結拜朝中權貴為師，這種清廷官場的嚴重陋習，正如莽鵠立所說原有嫌隙之人一拜師生而契合，即為指斥時弊了。他同時指出官員挪移虧空的一個原因是為應付打秋風，這就同雍正的整理財政聯係起來了。雍正看到很高興，朱批：“師生黨比之風，朕所深惡，此奏甚屬得理，與朕意合”。於是命九卿會議，采納莽鵠立的建議，禁止內外官員投拜門生。
在此之前，田文鏡就在河南約束師生，不得朋比。他於二年十二月發出“嚴禁夤緣鑽刺以正官方以肅法紀”的告示，說他對於“師生一道，平日痛惡於心”，自詡為官四十年，“從未曳裾於顯要之門”。雍正和田文鏡式官員的這些舉措，產生“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的對士人不利的情況。
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年青時出仕為縣丞，官場拚搏四十年始升為地方大員。其不入朋黨，沒有也不可能有師生同年的援引，惟知感激雍正的拔識，竭力以圖報效。他視師生朋比為弊端，因他對科甲出身的屬員並不特別禮遇，而嚴格以他們所任官職的職責要求他們。三年（1725）十一月，題參信陽州知縣黃振國“狂悖貪劣，實出異常”，次年正月密參汝寧府知府張玢“浮而不實，漸加放縱”，息縣知縣邵言綸“任櫃書銀匠朦官作弊，重等收糧”，固始縣知縣汪“向鹽商借貸，至用十四兩小秤發賣食鹽”，陳州知州蔡維翰“怠惰愉安，並不清查保甲，盜案壘壘，亦不比緝”。
黃振國、張玢、邵言綸和汪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進士，有些人聯係田文鏡不許師生夤緣等主張，又以他是非科甲出身，認為他無端排斥士人，“不容讀書之人在豫省做官”。事也湊巧，時值康熙四十八年的進士、廣西巡撫李紱奉調為直隸總督，於四年三月問路過河南，麵責田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李紱到京入覲，麵陳田文鏡負國殃民，雍正認真聽取，至午夜方罷。李紱隨又上疏參劾田文鏡“信用僉邪，賢否倒置”；信任“本屬市井無賴”的署理知州張球?鴉張球向邵言綸勒借未滿所欲，勒索汪饋送不遂，轉向田文鏡誣告，致使田文鏡誤參他們，因懇乞雍正幹預，以使“公道彰而人心勸。又說田文鏡把黃振國害死在獄中，以殺人滅口。雍正對田文鏡的為人深信不疑，但據李紱所參，怕他上了屬員的當，於是將李紱的奏折發給他，要他審查張球。田文鏡於四月二十七日仍以張球為賢能之員回奏。他明知這個彈章為李紱所發，佯作不知，說觀疏內斥張球為“市井無賴”，可知此人必為進士。六月，他更以黃、張、邵、汪都是同年為理由，進一步說他們同年弟兄“不無徇私袒護”，對他們的被參“群起妄議”，這樣下去，“科甲之員如有貪汙苟且，督撫諸臣斷不敢為題參矣。”又說皇上屢次頒旨解散朋黨，似此是違背聖意，性質嚴重。
田文鏡不愧為官場老手，找出反對朋黨的大題目，而且以科甲人為對象，把矛頭隱隱指向李紱，欲致對手於非命。雍正果然重視他的話，引起對新的朋黨問題的注意，說田文鏡奏的很對，“浮言嘖嘖，朕亦聞之，此風何可滋長”。但他還不相信田文鏡一麵之詞，決心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於六月派遣刑部侍郎海壽、工部侍郎史貽直為欽差大臣，到河南審理黃振國等案。海壽等查明張球貪婪不法，證明田文鏡袒護張球，但對全案作出有利於田文鏡的審斷。欽差承審中，河南管河道佟鎮向欽差揭發田文鏡信用的道員陳世倕。佟鎮是隆科多親屬，而隆科多又說過汪是好官，被參受冤抑。雍正早知道年羹堯、隆科多對田文鏡不滿，又見佟鎮以揭發陳世倕為名反對田文鏡，於是聯係到隆科多，懷疑彈劾田文鏡是朋黨活動。欽差到河南，證實黃振國並沒有被田文鏡害死，而黃振國原是兵部尚書蔡珽在四川巡撫任內的屬員，大計被參革，由於蔡珽的推薦才得任知州、李紱聽傳聞為他叫屈，使雍正想到李紱與蔡珽的密切關係，懷疑他們搞朋黨，害怕再出現年羹堯、隆科多專擅的局麵。因此在田文鏡承認受張球欺騙的錯誤後，決心支持他，特地賜給風羊、荔枝，使河南“通省臣民驚為異數”，因而田文鏡從新振作起來，繼續貫徹雍正的方針政策。
與此同時，李紱還在攻詰田文鏡，就袒護同年的說法為自己辯護，他認為這種言論“立說甚巧，而實未合”，因他也題參過同年張玢、陳世倕及廣西官員孫來賀。雍正討厭他的置辯，謂為“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加以申飭，並將他調離直隸總督要缺，改任工部侍郎，又以蔡珽在直隸總督任內徇庇昌平營參將楊雲棟為名，把他降為奉天府尹。以上是四年（1726）十二月以前發生的事情。
爾後，翰林院檢討陳學海跟隨海壽、史貽直赴河南審查，不同意欽差的意見，回京後向浙江道監察禦史謝濟世說明了自己的看法，想上奏，又膽怯，謝濟世於是以“濟世”為己任，在雍正四年十二月上疏劾奏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罪。”雍正把他的奏章擲還，即不讓他參劾，他卻堅持，雍正大怒，說他所奏內容，與李紱的完全相同，顯然是受人指使，“公然結為大黨，擾亂國政，顛倒是非”，為了嚴懲這種結黨排陷傾害的惡習，將謝濟世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贖罪。
雍正認為謝濟世是受了李紱的指使，就把李、田互控案推向深入。他要查清李紱與謝濟世關係，命令廣西提督，署巡撫事韓良輔調查謝濟世在其家鄉的行止，了解李紱巡撫任內同謝濟世的關係。韓良輔沒有查出什麼結果，雍正仍不作罷，就以李紱在廣西、直隸任內事把他革職。七年（1729），謝濟世在阿爾泰軍營承認參劾田文鏡是受李紱、蔡珽的支使，雍正因此將李紱投入大獄。據文學家袁枚記載，兩次決囚，雍正命李紱陪綁，刀置其頸，問現在知道田文鏡的公忠了嗎？李紱回稱我愚笨，雖死也不知道田文鏡的好處。這個情節很難說是準確的，李紱因參田文鏡而獲罪入獄，則是事實。蔡珽降調之後，在川撫任上受知府程如絲之賄案發，又審出他袒護黃振國在川監斃二命、枷斃二命及杖斃一命的情罪，連及謝濟世事，雍正命將其擬以斬監候，黃振國斬立決，張球絞監候。後來在乾隆即位後，李紱恢複官籍，蔡埏獲釋。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擊。雍正對田文鏡則迭加升賞，五年（1727），特授他為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田文鏡原籍正藍旗，抬入上三旗。六年（1728）升任河南山東總督，雍正七年（1729）加太子太保，雍正八年（1730）兼北河總督。
李紱與田文鏡都是雍正的寵臣。雍正在李紱二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奏折上批道：“汝與田文鏡二人，實難辜負朕恩也”。李紱在康熙末年待罪於永定河工地，雍正即位後，立即給他侍郎銜管理戶部三庫，逾月補戶部左侍郎，再逾月又兼兵部右侍郎，以後任督撫，當他就任直隸總督陛見時，賜宴內庭，賞四團龍褂、五爪龍袍，賜對聯曰：“畿輔旬宣膺重寄，扶風節鉞選名臣”。雍正談他同李紱的關係，總說“爾乃不由旁人薦舉，為朕所特用之人”，“爾實非他人可比”，“汝之出處與眾不同”，並特別稱讚他：“誠然不黨者李紱也”。兩個親信相爭，雍正開始打算加加調和，對挑起爭端的李紱說：過處在你，不在田文鏡，你不應當辯解了。但事態的發展，尤其是謝濟世的參預，使雍正肯定李紱和蔡珽在搞科甲人朋黨，從而導致了他們悲慘的命運。
打擊“科黨”
雍正處置謝濟世的後幾天，就提出科甲人結黨的事情了。他說：“師生同年之聯絡聲氣，徇私滅公，惑人聽聞之邪說，其害於世道人心者更大。”“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結黨，互相排陷，必至擾亂國政，肆行無忌”。五年（1727）二月，雍正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科甲出身的人作弊，還不如非科舉出身的，因為後者易於敗露，而前者巧詐隱密，互相袒護，不易識破。他表示要把官場中科甲人的“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七年（1729），諭科目進身官員：“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報國恩，相率而趨於植黨營私之習，夤緣請托，朋比袒護，以至顛倒是非，排陷報複，無所不為。”又說：“科甲流品相誇尚，其風自唐宋以來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極。”又說：“科甲之習一日不革，則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爾等當豁然醒悟，庶可使曆代相沿之弊習，廓然頓除也”。由此可以看出，雍正以為科甲人的朋比是唐宋以來的千年積習，不清理是不行了，明確了反對科甲朋比的態度。
為此，雍正采取擒賊先擒王的辦法，有計劃地打擊科目領袖，懲治李紱，即為顯例，而抑迫吏部尚書、雲貴總督管雲南巡撫事的楊名時又是一個典型事例。雍正在給雲貴總督鄂爾泰的朱諭中說：“今海內李光地輩已逝，如楊名時者少矣。”“朕整理科甲積習，伊挺身樂為領袖”，“仗伊向來夙望，必因其黨庇惡習，抗違朕意，即如朱軾、張廷玉現任大學士，莫不因伊前輩，懾服尊重”，若不懲治他，“惡習萬不能革”。於是，他屢次降旨嗬責楊名時。五年閏三月革去他的職務，隻命他署理滇撫事務。這時楊名時奏請用鹽務盈餘銀兩修浚洱海河道，雍正就此大加責難，說他即將離任，始有是請，是給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聲；他的請求不用折本先請示，而徑用題本，欲令眾人皆知，以博讚譽；不把好事留給後任，也是沽名，所以他“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並不知有君，尚得顏自命為讀書人乎？”又說他既想加惠地方，就命他以己資修治洱海河道，他死後，“著伊子孫承辦，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同年秋天，新任巡撫朱綱參奏楊名時任內虧空錢糧倉穀，雍正說虧空應當同布政使常德壽有關，但楊名時不行彈劾，是樂於自負其責，就勒令他賠償，而不與常德壽相幹。次年正月，雍正命楊名時進京，特諭地方官民，在楊名時行程中，不許以禮接待，不許為他鳴不平，不許造作謗語，揭帖。由此可見，雍正是蓄意打擊他。
雍正對一般科舉進身的官員，也搜尋他們的過失，予以懲治。五年（1727），任命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為湖南巡撫，要他到任不要犯“偏袒科目、姑息紳衿”的毛病，要他嚴參一二科甲出身的庸員，重懲數名敗檢不肖的劣生，“令眾人曉然知爾心跡方好，否則年誼故舊之夤緣請托，音問書劄，絡繹紛紜，即不勝其酬酢矣”。同年，田文鏡又題參進士出身的知縣周知非“頑廢不職”，雍正認為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鏡而廢弛政治，將其革職拿問，“俾科目出身之員因結黨怨望上司而廢弛公事者知所儆戒”。與此同時，對科甲人之間的相互包容嚴肅處理。五年，湖南攸縣革職知縣陳溥任內倉穀黴變，沒有買糧補足，接任知縣蕭師諤謊報稱陳溥已補完，接印理事。蕭師諤、陳溥都是科目人，雍正認為蕭師諤故意袒護陳溥，朋比為奸，因罰他代替陳師諤完納虧項，若在一年內不能全完，即監禁嚴追。給事中崔致遠丁憂回山西原籍，雍正說他人品不好，命晉撫伊都立考察他，一年後伊都立沒複奏，雍正說他因係科甲進身，保護同類，故而不能奉命，命將他交吏部嚴行議處。
雍正還從組織措施上壓抑科目人。給事中、禦史和吏部司官，曆來從科甲中選拔，雍正為杜絕黨援的弊病，於是變通舊例，指示這些官職的補充，不一定非從科甲中選拔。清朝吏製對官員的任用有許多回避的規則，但沒有師生回避的條例。七年（1729），禦史閻璽提出外任官回避各種條款，雍正因命知府、知縣若為師生，自應回避，司道以下有誼關師生者申報督撫，督撫有者報吏部存案。接著吏部定出師生陋習徇庇處分例，規定若師生饋送徇庇，道府失查州縣、督撫兩司失查道府均須議處。雍正希望用這些辦法，防止科甲官員結黨營私。
雍正懲治科目人的原因，除結黨以外，還有其它重要內容。他說謝濟世參劾田文鏡的目的，“不過欲使天下督撫皆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眾人之虛譽，保一己之身家，而不為國家實心效力，以快其黨錮之私心”。在嗬斥楊名時的時候，已指責他好名而不顧及君父和同僚，又痛詆他“性喜沽名邀譽，而苟且因徇，置國家之事於膜外”。雍正厭惡科目出身的官員講假道學，不務實政，隻能因循苟且，博安靜持重的虛名，不利於貫徹他的革新的政治方針，是以對好犯因循廢弛毛病的科目人大加整飭。
由李紱彈劾田文鏡產生的雍正打擊、壓抑科甲出身的官員，就具體問題而論，田文鏡、李紱各有是非，雍正卻全麵支持田文鏡，重懲李紱，看似不公平，然而他不是有心袒護一方。反對朋黨，改革積弊，這是他的既定施政方針，科舉人易犯的徇庇和守舊的毛病，正是他所要清理的內容，李紱、謝濟世不期而然地反對執行他的方針最有力的“模範督撫”田文鏡，他才把科甲人當作結黨營私加以打擊，以推行他的政令。
當謝濟世發往阿爾泰軍營效力時，他的同鄉陸生柟也遭此惡運。陸生柟，舉人出身，經江南吳縣知縣引見，雍正將他改授工部主事。外任知縣，曆俸多年，或大計卓異行取，才能升補此職，陸生柟初仕就得到這種任用，應該說是受到雍正賞識的。自李紱、謝濟世事發，雍正也因他是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便把他革職，也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塊效力。七年（1729）五月，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奏參陸生柟書寫《通鑒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吏屬狂悖，顯係誹議時政。”陸生柟對封建、建儲、兵製、君臣關係、無為之治等問題，就《資治通鑒》所敘述的曆史，發表了許多議論。他以為古代的分封製，是“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製亦為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陸生柟就漢武帝戾太子事件議論建儲，認為“儲貳不宜幹預外事”，而且要使他懂得幹涉政事對於朝政的危機。又以鉤弋宮堯母門之事，認為應早立儲君。他談到無為之治，認為國事應抓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隻理付托之人。”他說人主隻需要“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籩篷豆之事，則有司存。”等等。陸生柟譏刺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廢黜之事，後不能預立儲貳，至使皇子互爭，骨肉成為仇人。他同情允禩等人，譴責雍正濫用君權，主張無為而治。雍正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言論，以泄一已不平之怨怨。”對他的觀點逐條進行辯難。雍正認為封建抑或郡縣，是“時勢”決定的，稱讚柳宗元的公天下自秦始、蘇軾的封建者爭之端的觀點是確有所見，並從秦朝、元朝及清朝的統一，說明郡縣優於封建，反對陸生柟主張分封的觀點。陸生柟講到“蓄必深，發必毒”，雍正說這是他“指阿其那等而言”，意即雍正與允禩等積怨太深太重，所以處理恨毒，因此雍正指斥他“狂悖惡亂，不亦甚乎！”挑明陸生柟的觀點與允禩的關係。講到皇帝的親理庶務，雍正說：聖明君主“未有不以勤勞為勵，而以逸樂無為為治者也。”皇帝一定要勵精圖治，親理庶務，革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