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采取的舉措有：
授予農民頂戴，以示鼓勵。二年（1724），雍正說農民辛苦勞作以供租賦，不僅工商不及，連不肖士人也不如他們。因此下令各州縣官，每年在每鄉中挑選一兩個勤勞儉樸、沒有過失的老年農民，授予八品頂戴，以示獎勵，這就是所謂老農總吏之例。雍正認為隻有農民竭力耕耘，大幅度增產，才能解決食糧問題。而他又認為農民努力生產不夠，他說：“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土地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他授予老農頂戴，就是希圖在農民當中樹立“楷模”，以便眾人仿效，因而努力生產，同時賦予老農督課農民生產的責任。
清朝地方政府隻管收稅，沒有課農的官員，雍正授予老農頂戴，目的是便其起到農官的作用。但在實踐中，州縣官在確定人選時，聽憑紳衿保薦，有的豪民就向紳衿饋送財物，邀得中選。這樣，勤勞樸實的農民很難入選，一些無賴豪橫之輩倒混個頂戴榮身，借以大展威風，作惡鄉裏。有的老農擊鼓升堂，傳見農民，儼然以父母官自居；有的自稱“某縣左堂”，建旗幟，設軍牢捕役，以八品官自命，意欲淩駕正式官員九品的巡檢、未入流的典史之上。七年（1729），雍正發現這些問題，命把冒濫生事的老農革退，另選題補；準許不法老農及保送官員自首，免予追究，否則查出者嚴懲不貸。雍正又命把一年一舉改為三年一次，以昭鄭重。但是選期延長之後，老農頂戴難於得到，賄賂更加嚴重。雍正的辦法避免不了似農非農的豪民的鑽營。乾隆即位，就把廢棄了這一舉措。
推廣耤田法。“農事惟邦本，先民履畝東。翠華臨廣陌，彩軛駕春風。禮備明神格，年期率土豐。勸耕時廑慮，何敢惜勞躬”。這是雍正親耕耤田有感而作。他自二年二月首行親耕禮，以後經常舉行。康熙於十一年（1672）行耕耤禮，到雍正再舉行，是實現“五十餘年之曠典”。
行耕耤禮，始於周天子，是以農為邦本的觀念和政策的表現形式。如漢文帝所說：“農，天下之本，其開耤由，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雍正在春耕伊始，親自開犁，和先代帝王一樣，也正如他詩中所述，表現他對農本的重視。耤田和先農壇原來設於首都，雍正於四年（1726）下令，命各府州縣設立先農壇，備置耤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舉行耕耤禮，意思是讓他們知道皇帝“敬天勤民”，學習皇帝注重農功的精神，勸率百姓力田務本。使官員“存重農課稼之心”，農民“無苟安怠惰之習”。
雍正五年（1727）春天各地開始舉行耕耤禮。個別地方實行不力，雍正就嚴肅處理。是年九月，廣西巡撫韓良輔奏參臨桂縣知縣楊詢朋將耤田荒蕪，顆粒無收。雍正諭令將楊詢革職，留於該縣管理耤田十年，並以此為例，懲治犯同類錯誤的官員。雍正六年（1726）六月，浙江總督李衛題參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桂於耤田大典草率不合規製，雍正也將他革職。雍正這樣做是任意為法，不過表現了他嚴格要求地方官重視農業生產的決心。州縣的耤田隻有四畝九分，但種好這點田，必須了解天時氣節，土地肥瘠，農民生產情緒，可以以此指導全州縣的生產，所以仍然有一定意義。在實行得好的地方，起來了促進農業生產的作用。江南鬆江府民謠：“雨過番灣滑大堤，先農壇下看扶犁。爭傳野老榮冠帶，到處撐獻早罱泥”。這是推行耕耤禮和老農頂戴政策，起到了提高農民生產熱情的作用。
限製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耕地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解決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爭田地爭勞力的矛盾呢？雍正於是著手解決這個問題。五年（1727），廣西巡撫韓良輔奏報：廣東人多種龍眼、甘蔗、煙草、青靛，收入多因而富有。但產米少，不夠食用，轉向廣西采買，而廣西產量有限，不能滿足廣東人的需要，還引起當地糧荒。雍正采用兩種方法處理這類矛盾：一是凡適合種糧食的地方，勸令農民生產食糧，不要種植經濟作物，尤其不要栽種煙草。二是在不適宜生產糧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勵種植各種物產。二年，他要求在舍旁、田畔、荒山曠野，度量土宜，栽培桑柘、棗栗、桕桐以及樹木荊棘，以便飼蠶、佐食，做材木和薪炭。五年三月，他講：“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
同年，令州縣官勸諭農民在村坊種植棗栗，河堤植柳，陂塘澱種菱藕養魚鳧，其他適宜於種桑麻的處所，更要栽植。他要求地方官每年按村坊奏報種植情況。雍正盡先照顧食糧生產，是出於形勢的需要，此外他也不可能有更好的辦法。但是他的政策影響了經濟作物的生產，有些地方官在奉行時，把已生長的經濟作物毀掉，改種糧食，於是因失去農時而不能生長，更是一種破壞。減少經濟作物的生產，使手工業原料不夠豐富，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墾荒。二年，雍正說開墾能夠解決民食問題，“於百姓最有裨益”。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問題是他試圖克服墾荒中的一些難題。過去民間報墾，官員勒索費用，以致墾荒之費比買田價格還高，故而農民不願報墾。為此，雍正下令，允許民人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撓。從前報墾，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命水田照舊，旱田推遲為十年，並著為定例。山西、河南、山東閑曠土地，民人無力開墾的，官給牛具，起科後官給執照，永為世業。墾荒令下達後，各地陸續推行，而以田文鏡在河南實行最有力。
墾荒中，雍正有組織地做了兩件事，一是搞直隸營田。三年（1725）春天，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報在保定挖溝渠、興水利之事。雍正因此責怪他說“此事必通盤將地之高下，水之去來，明白繪畫審視，斟酌而後可定”。可見他讚成修水利，但主張審慎，先作考察，了解河水來龍去脈，地形高低，以便設計極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預期效果。李維鈞不經考察想幹就幹，因而不合他的心意。這一年直隸大水災，促使雍正下決心早日經營畿輔地區的水利。當即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朱軾率員考察，經過他們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製成水域圖進呈。雍正見到，大為欣賞，讚揚他們“於直隸地方東西南三麵數千裏之廣，俱身履其地，不憚煩勞，凡巨川細流，莫不窮究竟委，相度周詳，且因地製宜，準今酌古，曲盡籌畫，以期有益於民生”。於是設立營田水利府，下轄四個營田局，委派允祥、朱軾董理其事，興辦直隸水利田。為加速工程的進度，朱軾提出四項建議：一是民人自行營田，照畝積多寡，給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頂戴，鼓勵私人墾辟；二是到水利府工程處效力的民人，視其包幹完成的工程量的大小，錄用為不同職務的官員；三是降級，革職的官員赴工程處效力者，工成準予開複；四是流徙以上的罪犯效力者，準予減等。這是開捐納，借民人和官員的力量興造水利，但朱軾說是為收“諳練之員效力營田”，“集眾力厚民生”，不是國家舍不得出工本。雍正批準了朱軾的建議，於五年（1727）開始實施。營田工程有兩項內容：一是修治河道，疏浚建閘；二是造田，主要是水田。據擔任營田觀察使的陳儀講工程中注意“留湖心毋墾”，即建設水庫，宣泄洪水。當時要增加墾田，留湖心就與它矛盾，從長遠利益看還以留湖心為宜，所以陳儀說這是措施中的妙著，“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北方農民不懂得種水田，雍正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農來進行教耕，所需水田農具和水利工具，延請江浙工匠製造，並命直隸工匠跟從學習，以便把技術傳接下來。營田很快收到一些效果，雍正五年（1727），官私墾田八千多頃，每畝可收稻穀五至七石。北方人不習慣吃稻米，雍正諭令發官帑平價收購，不使穀賤傷農。有的地方官強迫農民出賣，雍正對這種劣員非常痛恨，說他們“較之一切貪劣之員，尤為可惡”，命直隸總督嚴參治罪。雍正對與事官員嚴格實行獎懲製度，以期盡力辦事。知縣李正茂在洪水爆發時，奮力防護堤工，擢為知府。知縣吳槃實心辦事，亦升為知府。知縣魏德茂專務虛名，防守工程廢弛，革職。徐穀瑞見堤工危險，推諉規避，交吏部議處。雍正堅持直隸營田，直至末年。乾隆即位後，對此並不熱心，認為營田是地方上的事，決定撤銷水利局，將它的業務交所在州縣官管理，事實上取消了營田。促成乾隆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可能是捐贖事例。清製，捐納監生，需要用銀三百兩，而直隸營田捐贖例規定，營田一畝，相當於交銀一兩，開渠建閘用銀一兩作營田一畝計，隻需用一百兩銀子建設營田，就可成為監生，比定例交銀，減少了三分之二的費用。其他營田捐納職員，州同的費用，也比單純交銀子的少。雍正原意是以此招徠，加速墾辟，但實行一長，就同捐納成例產生較大矛盾，因有“名器濫觴”之譏。當然，營田要能堅持下去，必須根治直隸河道，這是雍正、乾隆父子做不到的，所以隻能行於一時，而不能持久。直隸水利田問題，為曆代帝王和地方官所留意。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唐朝瀛州刺史盧暉、宋代製置河北屯田使何承矩、明代汪應蛟都搞過引水灌溉，元代郭守敬、明朝徐貞明之論畿輔水利更為著名，但以帝王而頃注巨大精力的，要數雍正皇帝了。僅此一事，不能不說他關心農業生產。
雍正還組織了寧夏墾荒。雍正於二年（1424），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到寧夏察看河渠，三年（1725），改寧夏左、右衛為寧夏府，下轄四縣，五年（1727），增置新渠縣，七年（1729），又設寶豐縣。設府添縣，反映寧夏地區的發展。雍正聽說該地若得水利，可墾地二萬餘頃，若每戶授田百畝，可安置二萬戶。於是，特委派大臣單疇書到寧夏插漢拖灰，與陝西總督、甘肅巡撫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墾種，官給牛具籽種銀兩，所辟土地，永為世業，還號召寧夏籍的文武官員在原籍盡力開墾。七年，單疇書死在寧夏工程上，雍正指命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寧夏原有大清、漢、唐三條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淺，雍正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開濬惠農、昌潤二渠，工程取得一些進展。十年（1732），因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較多，顧不上寧夏河工，撤回通智、史在甲，將其事交寧夏水利同知專管，即按常規進行。乾隆三年（1738），撤銷新渠、寶豐兩個縣的建製，說明寧夏水利工程未達到預期效果。
在墾田方麵，雍正還關注四川的開展情況。當時四川仍處地廣人稀的狀態，農民生產技術較低。有鑒於此，雍正命地方官勸諭開墾，招聘湖廣、江西在四川的老農教授土著居民墾荒的方法，給予老農衣糧，等到開墾有成效了，給以老農頂戴。六年（1728），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四省民人數十萬進入四川，雍正命根據各地區流來人口的多寡，分給三四十畝、五六十畝不等的荒地，並給牛種口糧，以事安置。
雍正還修築了浙江、江南海塘。元年（1723），他指出康熙間建築浙江海塘，官員沒有實心辦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二年就派吏部尚書朱軾往江浙會同巡撫何天培、法海商議修治辦法，朱軾提出動用帑銀十五萬築浙江海塘，十九萬築鬆江海塘，雍正予以批準。鬆江海塘開始修築的是土塘，雍正說不牢固，東南是財賦重地，應保證安全，改築石塘。後來在石塘之外，增修貼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總督請將驟決不可緩待的工程，先行搶修，隨後奏聞，雍正同意照辦。浙江、江南修了海塘，而江北鹽場出了大事。一次海潮衝決範公堤，沿海二十九個鹽場被淹，溺死灶丁男婦四萬九千餘人。
提倡社倉。這是救荒的辦法，早在宋代，朱熹著文大力鼓吹，然而難於實行。康熙統治時期，有官員建議推行，康熙一概不準。戶部侍郎張伯行強烈要求實行，康熙就懲罰他在山西舉辦，張在實踐中處處碰壁，主動請求作罷，才算了事。雍正同其父康熙對此事的態度大不一樣，他即位後不久，就諭令湖廣督撫楊宗仁等設立社倉，官員為了迎合他，強令百姓輸納倉糧，規定凡交正賦銀一兩的，外納社倉穀一石，並以存儲多少，作為州縣官的考成。這等於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二年（1724），雍正發現問題，對辦理社倉提出明確方針：由民間承辦，不用官辦；官員隻宜勸導舉行，不可強迫命令；倉中存糧數目，出入辦法，官府都不要經管。同時確定管理獎懲辦法：倉糧由百姓捐輸，捐至十石給花紅，三十石以上掛匾，三四百石以上的給八品頂戴；每社設正副社長，選擇人品端方家道殷實者充任，幹得好，十年以上亦給八品頂戴，侵蝕倉糧者法辦；借穀收息，一石加息二鬥，若遇荒歉年頭，小歉減半，大歉全免，隻收本穀。這一政策下達以後，並未收到預想的效果。五年（1727），署湖廣總督傅敏盤查社倉，發現倉穀儲藏不多。據他分析，可能是被官員侵蝕或挪用了，也可能是楊宗仁初辦時，州縣官為迎合上憲之意，虛報存倉之數。但是雍正相信有治人無治法，認為隻要適合的人來辦，還是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所以同年任命田文鏡為河南總督的敕書中，要求他於“地方備儲之計，如常平、社倉等事，責令有司，力行修舉”。陝西總督嶽鍾琪奉命設立社倉，發司庫耗羨銀於各州縣，采買穀麥近四十萬石。但州縣官始而勒買，繼而勒借，百姓不滿，稱之為“皇糧”。雍正獲知後，把社倉條約刻立碑石，禁止官吏作弊。浙江總督李衛針對出現的問題，預籌對策：倉穀出糶要在青黃不接之時，減價出售，以平準商人的高價；買補倉糧，要在秋收的時候，避免哄抬糧價。
社倉的辦法難於實行，雍正並非沒有意識到。他知道富饒之家自有儲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會依賴倉穀，是以不願輸納；貧窮人家，希望社倉辦好，然而無力納粟。官吏對有關考成的常平倉尚有侵蝕挪用之弊，對不計考成的社倉更難望其用心辦好了。即使是這樣，雍正還是要實踐，說明他辦事不免有些主觀而不尊重實際，但也說明他救荒心切，不管辦法可行與否，總想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