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隸的事情決定之後，雍正指示黃炳向李維鈞了解實施情況，黃炳表示第二年春天就題請實行，次年果真實現了他的願望。二年十二月，雲南巡撫楊名時奏報他的轄區“子孫丁”的嚴重情況：有的人戶早已沒有寸椽尺土，人丁也不興旺，但丁役冊上有多人的丁役，累代相仍，編審時也不予減除，使孤貧之丁承繼先人的徭役。楊名時表示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實，向直隸學習，使丁從糧辦。雍正批準了他的奏請。同年，浙江官員在原來部分州縣攤丁入糧的基礎上，準備全麵推行。這時，田多的富人不同意，到巡撫衙門喊叫阻攔，巡撫法海驚恐地表示暫不實行。而無田的窮人很不滿意，聚眾到撫院請願。實行和反實行的兩種勢力激烈地鬥爭著。四年（1726）七月，當鄉試之時，紳衿聚集千餘人到錢塘縣衙，不許推行攤丁入糧，並勒令商人罷市。巡撫李衛采取了強硬的手段，平息了騷亂，使十幾年來爭執不定的攤丁入糧製度在全省推行。同年四月，田文鏡在河南進行編審，部分貫徹攤丁入糧精神，把沒有土地的少壯農民的應納丁銀，著落到地多糧多的人戶。八月題請推行並丁入糧，雍正批準他於下年實行。在此後的兩年內，福建、陝西、甘肅、江西、湖北、江蘇、安徽等省陸續實行丁歸糧辦的政策。隻有山西到了雍正九年（1731）才開始試行，到乾隆中逐步實現。此外，奉天府民人入籍增減變化較大，仍舊執行丁、糧分征政策。
攤丁入糧，從康熙統治期間辯論是否實行，到雍正決策施行及製定法規，再到乾隆中在全國徹底實現，曆時半個世紀。這一過程表明，它的實現是鬥爭的結果。
攤丁入糧，使有土地的人增加了賦稅，而“貧者免役”，“貧民無厘毫之費”，這是利貧損富的辦法。對這一點，雍正很清楚，他說“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戶不便”。他的臣僚也明白，所以李維鈞講權勢厭惡他，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說“丁銀歸並地畝，於窮黎有益”。可見，雍正君臣實行攤丁入糧，是有意識地壓抑富戶，扶植貧民，改變過去丁役不均，放富差貧的情況。
但是，更重要的是丁、糧合並征收，使政府的丁銀收入有了保證，因為納糧人完成丁銀的能力，遠遠超過無地的農民。保障丁銀的征收，這才是雍正的真正目的。
不管怎麼說，丁歸糧辦，是緩解貧富分化的利國利民之策。
由此可見，攤丁入糧製度的確定，是中國賦役製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是值得重視的曆史事件。
清理積欠
清理積欠，是雍正統治期間的又一項重要政策。但是，這一政策主要是指向民間的，重點在江南地區。
江蘇每年的賦銀約三百五十萬兩，在十八個直省中名列前茅，而賦額多的又是蘇州、鬆江、常州三府。因為賦重，逋欠也多，五年（1727）江蘇巡撫張楷奏稱，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起至雍正元年（1723）的十二年中，積欠賦銀八百八十一萬兩，蘇、鬆、常三府和太倉州各欠一百四十萬至一百八十萬兩之間。他奏請將積欠分十年帶征，雍正予以首肯。但實行不通，雍正因而認為“江蘇吏治民風頹蔽已極”，必須整飭。於是於六年（1728）底決定，派戶部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率領候選、候補州縣官四十餘員前往，分赴各州縣清查。這些官員到了地方之後，就一麵清查，一麵追索逋欠。因係多年積欠，要在短期內一並征收，所以叫做“彙追”。凡是交納清楚的民戶，官吏於門首用紅筆寫明“清查”二字。不能補清的就投入監獄追比，一時之間，“狴犴累累，無容囚處”，一個蘇州府就關押了一千多人。錢糧多的紳衿，欠賦更多，他們也飽嚐了鐵窗的之苦。這樣，造成了人心惶恐和社會的不安定。雍正獲知這種情形，下令暫時停征逋賦，要求先查明積欠中那些是官員侵占的，那些是吏胥及包攬人侵蝕的，那些是民間拖欠的，然後分別處理。到九年（1731）清查完畢，自康熙五十年（1711）至雍正四年（1726），積欠一千零十一萬兩，其中官侵吏蝕、豪民包攬為四百七十二萬兩，民欠五百三十九萬兩。雍正諭令將侵蝕的分作十年帶征，民欠分作二十年帶征，又表示開恩，若民戶將本年帶征之數完納若幹，即照所完之數捐免下年應納錢糧的數目。還吸收清查虧空的經驗，規定官吏侵蝕的，隻在本人名下追賠，不得株連，民戶所欠，也隻由該戶完納，不得波及兄弟親戚。
對浙江錢糧的清查，雍正派性桂為欽差大臣前往，會同督撫李衛協力辦理。查核清楚，將逋欠分年帶征。五年（1729）、六年（1728）兩年，每年帶征十五萬兩，到七年（1729）已將三至五年未完的賦銀七十七萬兩帶征了四十餘萬兩，其餘的也可在規定期間內完成。雍正對此表示滿意，特命將七年（1729）賦銀蠲免十分之二，即六十萬兩。這個數字約與清欠所得相當。
在福建，積欠和虧空兩事一並清理。經過欽差大臣楊文乾、許容等查核，從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雍正四年（1726），積欠四十四萬餘兩，其中屬於民欠的三十三萬多兩。六年（1728），雍正因福建歉收，下旨予以蠲免，不再帶征。
山東逋賦較多，七年（1727），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欠銀三百萬兩，到乾隆元年（1736），還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雍正十二年（1734）帶征未完積欠三百餘萬兩。這就是一麵帶征，一麵拖欠，總有巨額欠糧。
安徽鳳陽府有十萬兩舊欠，知府朱鴻緒分清哪些是胥吏地棍的包攬侵蝕，哪些是民間欠糧，分別立出清償辦法，二年內補交完畢。雍正對他大加表揚，以之諭令各省督撫抓緊清理積欠。
湖北積欠二十萬兩，七年（1729）以前輸納了九萬兩，但沔陽一州，從康熙五十五（1716）至雍正五年（1727）竟欠八萬餘兩。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紳衿包攬的，百分之四十為衙役侵蝕的，其餘百分之二十由民戶拖欠。
從各地清理積欠的實際情形看，它的對象，包括侵占錢糧的官員，包攬錢糧的胥吏和紳衿，拖欠賦稅的有田民戶。這欠糧的田戶，成員複雜，有紳衿，有中小地主，有自耕農民，還有隻有極少量土地的半自耕的農民。所以清欠的對象歸納起來，是官吏、紳衿（包括大地主）、中小地主和一般農民四種人。如果用當時的概念，沒有特權的中小地主也是平民，則是官吏、紳衿、平民三方麵的人。雍正指示清欠要分清侵欺、包攬、民欠三種類型，要區分這三種人犯法的情況，以便區別對待。他說清理積欠，是因“地方貪官汙吏及不法衿棍借民欠之名，恣意侵蝕，蠹國累民，為害甚巨，不得不清厘懲治”。雍正之意是說把打擊重點放在貪官劣衿上，表麵上看，好像不涉及平民，其實，這是他有意的隱諱。各地逋欠，一半以上，或大部分屬於民欠，雍正視清欠事重，期的就是為追索民間欠糧。可以這樣認為：清欠是雍正向官吏、紳衿、平民三方麵四種人全麵出擊，而以平民為重點對象。
雍正在實行分年帶征積欠政策時，搞了一些蠲免，用帶征來的稅銀蠲去當年應征的一部分款項，表示出他清欠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是要掃除官吏、紳衿、平民的不法行為，移風易俗，希望形成優良的吏治和士風、民俗。其實，要錢和移風易俗兩方麵的目的他是兼有的，並取得了同樣的效果。他強調經濟要清，在實踐上有重要意義。各方麵先清補，使違法者知道警誡，避免以後再犯。補交了欠賦，然後又得到免交一部分賦稅的好處，可以過得去，這樣就便於曆年帶征的順利進行。
清理逋賦，使一部分紳士和富人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打擊。一些人以出賣田產來清償積欠，此後要按時交納新的錢糧，還要承擔攤入田畝的丁銀。他們因而感到田地負擔重，買田出租並不那麼劃算，於是，對土地兼並的熱情有所衰減。在清欠搞得激烈的江南地區，這種現象表現的最為明顯。一些人拋售土地，而且價格很低。據錢泳的《履園叢話》記載：順治初良田二、三兩一畝，康熙間漲到四、五兩，雍正中恢複順治初的價值，到乾隆初年田價漸漲，乾隆中期就增至七、八兩甚至十兩以上了。清代田價沒有直線上升，也就是放慢了土地兼並的速度，這同雍正的賦稅政策有很大關係。
紳民為了逃避賦稅，於是便開始隱瞞田產。這自然也逃不過雍正的眼睛，而且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二年（1724），他批準田文鏡提出的自首隱田政策，在河南推行。田文鏡的辦法是允許民間自首，隱田當年交納錢糧，已往所隱，不論年頭久近，不再追征；對官吏失於查考，亦不究參。以便他們安心承辦首隱事務。這個政策的執行，當年就見成效，清出隱地二千五百多頃，應征錢糧六千四百餘兩，實收了四千四百多兩。田文鏡對執行不力的官員嚴加懲處，如唐縣有官隱地五百七十餘頃，知縣關不行造報，田文鏡遂將其揭參。作為“模範督撫”的田文鏡認真實行，而其他地區則開展不力。雍正為了全麵推行這一改革，在五年（1727）下令，於一年之內，許民人自首隱田，免治隱匿之罪。屆期以進展不理想，又展限半年。他執行得很認真，如江西監生周作孚控告族人欺隱田地六百畝，結果反倒查出他有隱田二百二十七畝，雍正把他的隱田沒收，同時按年追征錢糧。
雍正令民人自覺呈報同時，在一些地區采行清丈的方法，旨在查出隱匿的墾田。他重點抓的是四川省。清朝初年，四川地廣人稀，賦稅較少，五年（1727），巡撫馬會伯、憲德先後奏稱該省墾田隨著人口增多，隱匿太甚，而且民間訴訟因田土糾紛引起的也，太多，要求清丈，以解決這兩個問題。六年（1728），雍正采納他們的建議，派遣給事中高維新等前往辦理。清丈結果，據雍正講，對於“民生風俗大有裨益”。但是有的清丈官員大肆勒索，受賄放賣。豪強本不樂意清丈，於是借機反對。據說墊江、萬縣一千多人拉起旗幟，不許丈量。又據記載，墊江、忠州等地楊成勳，王可久等人聚眾，被地方官發覺，楊成勳自縊身亡，同夥陳文魁、楊成祿等供稱“禍冤起於戊申年（六年，1728）奉旨欽命丈民田”，表明這起事件的矛頭直指雍正。九年（1731），雍正命四川減少額糧較重的州縣的田賦，這大約是考慮到清丈中的問題，而采取的補救措施。
五年（1727），福建官員準備在台灣清丈，因此，當地許多人棄產逃亡。台灣道沈起元擔心於首隱不利，奏請隻查新墾土地，對新查出的按下則起科，而不宜於清丈。雍正於是準許按他的建議辦理。
清丈的事情涉及到所有與土地所有權有關係的人，觸犯的人太多，曆來難於實行，一般統治者也不敢這樣做，隻有在大規模變革時期，如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才比較有成效地進行了清丈。雍正對此並無確定主意，四川清丈以前，他說“清丈乃係必不可行之事，視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萬妥，然後舉行一二處。”貴州布政使鄂彌達請求清丈，雍正說“清丈之說萬不可輕舉”，指責他的提出要求本身就“甚屬猛浪”。隨後又以四川開始實行的尚好，在他的奏折中批道：“丈量之說，朕言其不可輕舉，未言其必不可行也”“況如四川通省現俱清丈行之得宜，何妨乎？”雍正並沒有在全國普遍施行清丈之舉，可能是看到後來四川清丈中出現了社會動蕩不安的問題，於是便停手了。
雍正搞彙追和清丈，主要目標是保證政府稅收；對象主要是納稅人——紳衿、中小地主和農民，不法胥吏尚在其次；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重農抑末
雍正即位後不久，就說：“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寧止，必不可得”。由此可見，雍正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繁多、墾田有限而食糧不足的問題，為此，他設法推動農業生產，采取了許多措施。
雍正五年（1727），他頒布禁止奢侈的上諭，談到各業人戶在社會中的地位，他說：“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農、工、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他重視農業，是因為它能給人們提供食糧。他為維持農業，就不願意多出工商業者，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他處在農業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的封建社會，深深體會到它的重要，所以如同以往的封建統治者一樣具有重農業賤工商的觀點，並且實行重本抑末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