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披覽大量資料，詳盡地論述了互文性在中國的傳播及國內研究的具體情況，把國內的互文性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即1980—1990年的初步譯介階段，1990—2000年的繼續發展階段和2000年以來的深化拓展階段。從這三個階段進行分段介紹與論述，以期對互文性在國內的接受情況作全麵深刻的把握。本研究描述了“泰凱爾”集團1974年訪問中國的一些具體情況，對這段曆史進行還原，關於這次訪問，國內學術界較少提及。本書在廣泛收集資料的情況下，指出了當時“泰凱爾”集團對中國的誤讀及由於當時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正在進行，而使中國錯失了一次正麵進行學術交流的良機。
本書論述了互文性進入中國的曆史語境，指出它是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論引進熱潮下進入中國的，而在此前的1974年作為互文性理論的主要闡述者的泰凱爾團體成員曾對中國進行過短期訪問。這次訪問沒有留下任何學術方麵的資料，這與中國當時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是脫離不了關係的。而到了80年代西文文論大量湧入中國，互文性就是這股文化強流中的一股小流隨風潛入。
本書將互文性與中國文論中的互文性思想做比較研究，論述了與互文性相關的中國曆史上的思想資源，指出了傅玄、劉勰、皎然、黃庭堅等人的詩學思想與互文性的詩學關聯。書中論述了互文性與用典、互文性與詩注的挖牆腳、錢鍾書的文學批評與互文性的相通之處。
本書論述了90年代之後，學者們開始對大量湧入的西方文論進行理性思考，反思其對中國文論發展的利弊。文論失語症的提出就是這股反思思潮中最具代表性、影響力最為廣泛的一種學說。本書論述了互文性傳入後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以李馮和李修文的文學創作為例，論述了他們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互文性特征。在對中國文學批評的影響上，列舉了近年出現的以互文性為理論武器的批評文章，並以王寧、陳曉明等人的文學批評為例，闡述了中國文學批評界所受的互文性影響。在互文性對讀者的閱讀方式的影響方麵，論述了互文性閱讀方式使讀者打破了傳統的線性閱讀模式，使閱讀顯得更為隨意、輕鬆、自由。
最後，本書論述了互文性理論本身的局限性及互文性理論在國內研究的不足。在局限性方麵，論述了在意義的追尋、文學性的偏離、作者地位的消弭、對於獨創性的否定等方麵互文性所體現出來的偏頗。而國內對互文性的研究則出現了誤讀、同義重複、泛化、譯介落後、研究落後等不足，並對今後的研究作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