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互文性在中國的傳播已經有三十年了，無論是互文性本身還是其在中國的接受都發生了深度的變異，本書以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深度挖掘與研究,重現其理論提出的來龍去脈。本書在深入分析、研究國內外相關資料的基礎上，對西方互文性理論本身及其在中國的流入作了較為細致的研究，這一研究以互文性為個案研究為西方文論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及影響情況勾勒出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圖景。一方麵，可以看出誕生於西方的文學理論如何進入中國，被中國學者接受，在接受的過程中有何變異，中國學者如何誤讀了西方理論等重大問題。另一方麵，通過作為異質性的西方文論緣何能夠進入中國，對當時中國的曆史背景、接受語境的描述，說明互文性在中國嫁接成功的原因。除此外，還略帶描述了西方學者如克裏斯蒂娃等對中國的理想化誤讀及這種誤讀帶來的後果。總體看來，中西文化的交流乃是不可抵擋的世界潮流，中西文論在差異中共存是世界走向多元共生的必要條件，因此這類研究的價值就不言而明。總體說來，本書共論述了以下內容：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係統地總結了誕生於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互文性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接受、研究及變異的情況，並且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文性研究情況，主要是歐美的研究狀況係統地向國內做了介紹，可彌補國內這方麵研究的不足。在第一章中第一次向國內學者介紹了互文性在西方的社會文化語境，指出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哲學美學上的語言學轉向及文化上的後現代主義時代的到來是其誕生的曆史文化背景。書中還區分了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這兩個常常被學界混淆的概念，論述了後現代在西方的興起，論述了後現代精神與互文性精神在思想內涵上的契合。同時，本書指出並闡述了五月風暴的革命原因、革命過程及其在文化上的解構意義，指出五月風暴催生了全球的解構思潮，後現代主義則是革命在文化上的產物。本書還指出了由五月風暴而催生的解構思潮對互文性理論在思想上的啟示意義。當時作為互文性提出者的克裏斯蒂娃雖然忙於自己的博士論文，但是由於她身處風暴中心的巴黎不可能不受到革命的副產品解構思潮的影響，這也是她的互文性理論頗具解構色彩的重要原因。
本書還追溯了20世紀哲學領域的兩大轉向之一語言學轉向，指出其是互文性理論產生的哲學背景。在20世紀的這一重大轉向中，語言從工具論轉化為本體論，人們對語言問題的思考更趨深入，語言學轉向幾乎影響到了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整個文論，正如有學者在當時所說的那樣，“在當代如果誰不懂得語言學，那他就生錯了時代”。動一發而牽全身，語言學觀念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哲學的命運，影響了詩學的命運。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論述了互文性理論的三大理論淵源，分別從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思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複調小說、洛特曼獨特的文化符號學圈三個層麵論述了互文性理論的淵源，並指出有關互文性的思想其實在巴赫金的詩學思想中已經脫出，克裏斯蒂娃作為巴赫金思想在西方的傳播者隻是將其集中化、係統化和明確化。本書同樣指出了洛特曼的文化符號學思想與互文性思想的相通之處，這是國內學界目前還沒有論及的問題，克裏斯蒂娃懂俄語，她不但對巴赫金的詩學理論非常熟稔，而且還接觸並整理過洛特曼的著作，並從他那裏吸納了不少文化符號學思想，很難說明她後來提出的解析符號學不是對洛特曼文化符號學思想深入思考和研究之下的超越。目前，國內在這方麵的研究十分薄弱，這一部分可成為今後學界繼續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領域。
本書還論述了互文性理論的基本思想及其詩學嬗變，這部分內容國內學者已有深入研究。書中在吸納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查漏補缺，對互文性誕生的前前後後、互文性思想基本內涵、互文性提出後的詩學嬗變作了進一步的有益探討。此外，本書從人物傳記入手，對互文性的提出者克裏斯蒂娃的學術背景，如何來到巴黎，來到巴黎後如何進入巴黎主流學術圈，如何與巴特、索萊爾斯、拉康、托多羅夫建立起友誼，如何在研討班上初露鋒芒引起以巴特為代表的學術巨子的賞識，如何進入巴黎學界及其與“泰凱爾”集團，並在上麵發表一係列重要文章，如何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之後又如何得到學界的推崇等熱點問題作了動態的詳盡描述。這些，對於互文性研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作為研究的佐證。本書還介紹了克裏斯蒂娃的丈夫索萊爾斯的先鋒派創作實踐及其互文性主張，論述了他對互文性理論的肯定和強化作用。他的《戲劇》、《女人們》、《數字》等先鋒小說在國內的研究十分薄弱，因而這部分的介紹與論述就顯得極為重要。另外，本書還從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兩個路線分別介紹了互文性理論的重要闡述者，當然這種區分隻是出於一種便當的考慮，兩派之間的思想各自鮮明卻也有偶合之處。結構主義一路有T·S·艾略特、熱拉爾·熱奈特、裏法泰爾、孔帕尼翁等人；解構主義一路有羅蘭·巴特、德裏達、哈羅德·布魯姆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