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來說，互文性絕不是簡單的一個詞，或一個人、幾個人的幾段論述，它應該被當成一個理論係統來看，它給人們帶來的意義不僅是方法論上的，還應該是本體論上的，甚至可以說它使我們傳統的文學頭腦經曆了一次洗禮，改變了我們對事物的原有看法，影響了我們傳統的思維方式。隻有這樣做，將其作為一個體係來理解，才能規避當前研究的浮淺化、簡單化。
另外，還必須看到互文性雖然誕生於西方，由西方學者提出並在西方得以發展，但它不是什麼新奇的理論觀念，它是人類文學共有的現象，互文性理論隻是對這類現象的形象概括與集中表達，在中國傳統詩論中有許多思想早已揭示出了與互文性相通的思想內涵。為此，國內從比較詩學角度進行的研究還有待深入。互文性的思想與中國文論中許多思想相互映照，可以相互闡釋。李漁的戲曲理論中有“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王夫之對宋詩的獺祭典故，支借他人的現象，譏之為“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薑齋詩話》卷二），實際上就是對互文性的批評之聲。詩歌的唱和既是一種仿作也是一種互文，中國曆代文人的擬作現象就是一種互文性寫作，而互文性與用典、掉書袋等都有著內在的相似性。除此外，互文性與中國詩詞鑒賞中的“詩注的挖腳跟”有很多的相通處，以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為例，錢仲聯先生就指出錢先生在注宋詩的時候會挖出詩句詩意的腳跟來。他說：“鍾書先生在這注裏全部挖出腳跟，三分之二的詩都講了有來源，什麼在‘他’之前已有誰有這樣的詩句詩意，在‘他’之後誰受啟發又有什麼詩句詩意。”仲聯先生說他不喜歡鍾書先生這種做法時，馬上就引來一片反對之聲，劉永翔等人就尖銳地指出：“恐仲聯先生非不為，乃不能耳。”我們且不管他們之間的論爭，單就詩注的挖腳跟來說，是真非一般功力所能及，非大學問家所能及的。能不能注出腳跟是個能力的問題，這種典型的互文性閱讀實際上就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能力，隻有涉獵既廣、學識淵博，才能在閱讀時使古今中外的相關文本盡收眼底，實現互文本的“大會師”。
除了研究方麵的不足外，在有關互文性研究著作的翻譯上還是明顯滯後，一些處於前沿的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尚未譯介過來，這無疑對於中國了解世界和中西文論界的互知、互動、相互促進起著阻礙的作用。翻譯的滯後導致了國內對於互文性的研究熱度高漲，深入研究卻不太可能的被動局麵，在時代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加大力度，花大功夫，下大力氣進行係統、深入、有序的研究和整理工作，為國內文學、文論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局麵，促進當代文藝理論的建構。
本著開放、平等對話的態度來考察互文性在中國的進入，看到互文性進入中國的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還要研究其對本土文論造成的影響，既要看到西方文論的意義和價值，也要看到本土文論的重大價值。加強異質性文論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使雙方可以聆聽彼此的言說，使對話一直延續下來，這是中西文論觀照的基本態度和基本立足點。
樂黛雲在《差別與對話》一文中指出：“中西相遇，是兩個文明圈的撞擊。雙方互為他者，是對立、借鑒、批判、鏡子的關係。一旦任何一方逾越這一界限，試圖把鏡子變成自己，用自己的文明標準強加於他者，就會出現大衝突，甚至帶來恐怖與災難。”她接著指出：“任何歸化他者或拒絕他者的心理和做法隻能剝奪其特殊性，也就是摧毀其普遍性。隻有發現、發揚自己的特殊性，充分尊重與自己不同的相異性，達到真正的互識、互補和互證，才能達到跨文化對話所追求的人類文化多元共存的目的。”。對於事物的發展來說，差異是很重要的原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幾乎是一切現存事物的普遍特性，認識到這一點無論對於生態自然還是社會自然都極其重要。為此，樂黛雲又指出：“‘和’就是使各種差異得以繁榮共生，通過相互作用而產生新的事物；沒有差異，隻是同類事物的疊加，就沒有繼續發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