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性是一部文學作品之所以區別於曆史文本、哲學文本、文化文本的本質屬性。在曆來的文學研究中，文學性問題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對此，雅克布森曾有一個巧妙的比喻，他說研究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人像一群警察去一所房子裏抓罪犯，他們首先抓了門房、客人，接著又抓了母親和祖母，甚至送牛奶的人也被抓了，但卻唯獨忘了去抓罪犯。這個罪犯就是“文學性”，就是文學得以成為文學的東西。互文性正彌補了心理學、社會學批評及以上提及的各類“後”學僅從文學外部進行研究的不足，其目的在於將文學研究者、批評者的研究重新引導到文學文本本身上來。然而它與新批評也不同，新批評認為文學性來源於文學語言，強調“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於是將文學研究局限在“悖論”、“反諷”、“複義”等狹隘的語言層麵。文學性無疑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根本所在，任何對於文學性的偏離都是不合理的，互文性也不例外，它用廣義文化的視野將整個文本世界納入自身視野，一再強調文學對於傳統的寄生性，卻不探討文學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從而使文學走向一種關係學與交際學，日漸偏離文學性，偏離了對於文學語言、文學中情感和意象、文學虛構等的感性認知。
互文性對間性問題的關注程度可謂史無前例，正是這一點造成了其對文學之文學性問題的忽視，仿佛文學的全部就在於找出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遺傳或貿易關係以及對這種關係的洞察，這使文學缺乏創新，增加了其走向平庸化的危險。
四、局限四：無視作者的存在，從而消弭了文學活動的主體
從浪漫主義對人的主體性的強烈觀照始，西方文學理論對主體性的強調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作者之於作品相當於上帝之於人類，但是在解構主義時代，作者的霸權地位很快被消解了。主體地位的沉浮以尼采、福柯、巴特為標誌，從尼采宣布了“上帝死了”到福柯宣布“人死了”，再到羅蘭·巴特宣布“作者之死”，再到互文性的“一切皆文本”，這樣一步一步將主體的地位滑向文本，將五光十色的批評世界淹沒在互文的大風大浪之中。
福柯在《什麼是作者》一文中開始質疑作者在傳統批評中的強勢地位，提出作者不是文學創作的上帝，作者隻是一個“功能體”，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作者表現了什麼，而在於作者在社會文化關係及權力機製的約束下能表現什麼。他說：“總之，必須剝奪主體(及類似主體)的創作作用，把它作為講述的複雜而可變的功能體來分析”。福柯在這裏表達的是作者主體在權力機製約束下能動作用的受限性，作者不再是全能的、預知一切的，而僅僅是作為一個功能體而存在。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中強調的是傳統批評對讀者的漠視，似乎文學中沒有別人，隻有寫作的那個人，在他看來必須用作者的死亡來成全讀者的誕生，“現在，我們已開始不再受這種顛倒的欺騙了，善心的社會正是借助於種種顛倒來巧妙地非難它所明確地排斥、無視、扼殺或破壞的東西；我們已經知道，為使寫作有其未來，就必須把寫作的神話翻倒過來：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來換取”。在這裏，巴特完全消解了作者的地位，認為文本的意義是一個多維的空間，讀者是這一意義的聚集處和發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