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批評試圖從作者的生平資料、外部條件去尋找意義的來源，新批評則將我們的視野引向文本，認為意義就在文本之中，要細讀文本方能體察意義之所在，現象學強調直觀，強調回到事物本身來理解事物的意義，無疑這些探討都是積極而有意義的。克裏斯蒂娃認為意義具有生成性和過程性，意義不是靜止的，它在實踐中產生，不是簡單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克裏斯蒂娃強調文本與文本間、文本與社會曆史的關係，因而文本打破了它的封閉，展示給人們一種流動、多義、對話的性質，文本成了各種各樣意義交彙的空間。克裏斯蒂娃將文本視為“一種超語言的程序、一種動態的生產過程，認為文本不是語法的或非語法的句子的靜態結合物，不是簡單的純語言現象，而是在語言中受激發產生的一種複雜的實踐活動”。因而，主體對意義的感知不是一勞永逸的，意義的產生就是一個借助於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鏈接而生成的意義的過程，意義永遠指向別處。
解構主義互文性理論無法回答意義如何而來的問題，而是強調不確定性，這樣意義就在不確定性中消弭了自身。正如當代學者警示的那樣：“‘不確定因素’和‘不確定性’是兩個概念：前者隻意味著部分意義的不確定，而後者則意味著全部意義的不確定；前者並不排除確定因素的存在，而後者則完全排斥了確切意義的可能性；前者至少承認文本的解讀尚須依循一定的標準，受到一些因素的製約，而後者則絕對排斥任何標準。‘不確定因素’一旦升格為‘不確定性’，它就由局部擴大到了全部，從而變成了一種極為有害的教條。”
二、局限二：解構主義文本觀將文本引向其他文本，持一種開放的文本觀
這種文本觀不是將文本意義引向的社會、曆史的深刻聯係，而是將文本引向一種廣義文本，認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的結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文本之上的產物。互文性將文本視作符號的帝國，文學世界是由眾多文本構成的文本的海洋，將艾布拉姆斯提出的“作品、作家、世界”狹域化，認為互文即是文學的本質內涵，並忽視文本與作家、文本與世界的深層聯係，將文本看作符號的世界，這實際上具有反現實主義、反曆史主義的色彩。李澤厚曾經說過：“語言是人類的最終實在、本體或事實嗎？……人類的最終實在、本體或事實是人類物質生產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基石上才生長起符號生產。”而互文性割裂了文本與曆史、政治、社會生活的關係，認為文本可以淩駕於現實生活之上，由抽象的已形成的文本的拚貼而構成，這無疑是形而上學的和令人費解的。因此，互文性隻有包含了文化、社會曆史等深層內涵才是客觀的、有效的和合理的。
互文性對於意義的解釋僅限於從此文本到彼文本，剝離了文學與社會曆史的關係，認為意義來源於文本間性，意義來源於其他文本，雖然其在廣義互文上指涉了一切社會曆史文化都是文本，故都與分析文本有著互文關係，但畢竟它的指涉不是那麼明了，其立足點還是文本中心、間性中心。這其實是從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等一路走來的理論傾向，即淡化甚至抹殺文學、文本的曆史現實性，割裂文本與世界的關係。
三、局限三：對文學性的偏離，從而使文學文本走向廣義的文化文本
互文性在強調當前文本同其他文本的關係中，不自覺地偏離了文學性，而文學性恰恰是文學藝術中至關重要的東西。正如雅克布森的一段名言：“文學科學的主題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