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看到，互文性有其不可抹殺的合理成分，它是存在於人類文學中的基本規律的發現、總結和精確表達，其誕生後很快得到諸多學者的推崇，並廣泛流行於中西學術界、文化界。但是正如神話故事中的“阿基琉斯之踵”和“力士參孫的頭發”這一隱喻來自於彌爾頓取材於《舊約》的神話故事《力士參孫》，瑪挪亞的妻子不生育，後按神示生下了力大無比的參孫，參孫後來因為娶妻不當與腓力士人結仇，腓力士人猛烈攻擊猶太人，猶太人抱怨參孫，參孫於是讓猶太人捆上自己並將自己交給腓力士人。當腓力士人聯合數千人準備殺掉參孫時，參孫輕易地就殺死了一千人。後來，腓力士人收買了參孫的情婦大利拉，讓她哄騙出了參孫力量的秘密來源，原來他巨大無比的力量來自於從未剃過的頭發。於是，其情婦趁他熟睡的時候剃掉了他的頭發，參孫力量頓失，軟弱如常人，束手就擒。腓力士人剜了他的眼睛，用銅鏈鎖住他的雙腳，將他投在監獄裏推磨。更為糟糕的是，他們在歡慶時故意拿參孫取笑、當眾戲弄他以增加他的痛苦。有一次，參孫懇請拉他的童子將他扶到大廳的柱子跟前，他用盡全力將支撐著大廳的兩根頂梁柱拉倒，於是大廳坍塌，他和數千腓力士人同歸於盡。這裏用他的頭發來比喻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弱點。阿基琉斯是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據說他出生後，其母親為了使他刀槍不入，把他浸入冥河的水中，但他的腳後跟被母親捏住而未能求得保護，故他的腳踵即是他的致命之處。所隱喻的那樣，任何東西都有其弱點，互文性的最大缺陷就是使意義擔當逃逸，使意義逃逸到文本的深淵，處於一種不確定狀態之中，無從追尋。正如蒂費納·薩莫瓦約說：“人們之所以常常不太喜歡互文性，那是因為透過互文性人們看到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龐然大物……”
首先，從互文性我們看到了意義的不確定性，它不但解釋不了意義從何而來，意義永遠在於他者、在指涉不到的地方，意義在其他文本之中，意義無法確定，追逐不到。這樣，就使它本身滑向了虛無主義。解構主義的虛無主義印象由來已久，早在1985年耶魯大學國際及地區研究中心的俄國及東歐出版部出版《回顧俄國形式主義》的時候，該書的編者之一傑克遜就寫道：“今天，在以巴黎為中心的後結構主義的氛圍中，所有的東西，甚至這種思想本身，都在分解。雅克·德裏達說：‘在沒有超驗的所指的情況下，意義這種遊戲是無止境的。’當前的文學理論，至少是那些以最新奇的形式出現的理論，已經進入了虛無主義的階段，而能和這種傾向相匹敵的力量尚未出現。”這段話大概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他們公認解構主義使意義墜入深淵，文學文本的意義變得虛無縹緲、漂浮不定。解構主義這種對於意義的態度正如國內的學者認識到的那樣：“解構主義從來都不探尋文本的終極意義，即不回答文本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因為意義隻是文字遊戲中的副產品，它不斷受到‘延異’的作用而飄無定所。”因而無法滿足人們對於意義的追尋。
對意義的追尋始終是西方文論的重大主題，也是各色文論難以繞過的話題。闡釋學就是解釋意義從何而來的。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提出了一個著名命題：“對一個本文或一部藝術作品裏的真正意義的汲舀是永無止境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無限的過程。”經海德格爾提出，伽達默爾加以闡釋與修訂的重要概念“前理解”探討了讀者之前擁有的知識結構、精神體驗對當前文本意義把握上所構成的威脅。而艾柯也提出接受者從自身出發必然會產生一種誤讀：“我們周遊、探索世界的同時，總是攜帶著不少背景書籍，它們並非是體力意義上的攜帶，而是說，我們周遊世界之前，就有了一個關於這個世界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它們來自於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這些背景書籍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可以無視旅行者實際所見所聞，而將每一件事物用它自己的語言加以介紹和解釋。”
喬納森·卡勒也十分關注意義問題，他曾對意義作過三重分析。他說：“我們不能隻問‘意義’是什麼。意義至少有三個不同的範疇，或者叫層麵，即字的意義、一般言語的意義和一個文本的意義。”韋勒克強調讀者對意義的參與作用。他說：“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曆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堯斯則說一部作品的曆史意義是一個通過曆代不同讀者的理解的累積過程。他說：“第一個讀者的理解將在一代又一代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一部作品的曆史意義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得以確定，它的審美價值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得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