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普遍意見還體現在喬納森·卡勒1975年的著作《結構主義詩學》(Structuralist Poetics)一書中。他提出的五種逼真其實就是五種文本解讀方法，其中就包含互文解讀法。原文是這樣說的：“首先，存在著這麼一個社會性文本，它被當成了‘真實的世界’。第二，在有些情況下，很難與第一種文本區分開來的是一個廣泛的文化性文本：即被眾人分享的知識，它被參與者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被更正或者修改，但仍然可以充當一種‘自然’。第三，有一些文本或者某一種流派的傳統，它們屬於一種特別的文學和人工的逼真。第四種逼真或許可以被稱為對人工逼真的自然態度。這種逼真的文本，通過清晰地引用和暴露第三種逼真來加強它自己的權威性。最後，有一種特定的互文性逼真，屬於合式即一個作品把另一部作品作為其基礎或出發點，並一定在與另一個的關係中被同化。”後兩種逼真就是互文性。
互文性的閱讀方式雖然在西方被正式提出，但類似的閱讀體驗以及對這種閱讀經驗的總結在中國文論中也較為常見。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葉維廉早在撰寫於1984年的一篇文章《秘響旁通——文意的派生與交相引發》裏就指出了一種類似於互文的閱讀體驗。在這篇文章一開頭他就說：“打開一本書，接觸一篇文，其他的書的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異國的，都同時被打開，同時呈現在腦海裏，在那裏顫然欲語。一個聲音從黑字白紙間躍出，向我們說話，其他的聲音，或遠遠的回響，或細語提醒，或高聲抗議，或由應和而向更廣的空間伸張，或重疊而遞變，像一個龐大的交響樂隊，在我們肉耳無法聽見的演奏裏，交彙成洶湧而綿密的音樂。”接著，他舉了一個例子，即我們在閱讀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第一首《雄渾》的時候，由“大用外腓”裏的“大用”馬上想到了其來自莊子的《人間世》，接著我們又想起莊子的另一篇文章《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葉維廉接著指出，閱讀過程中的秘響是交互引發式的，由“大用”到“無所可用”再到莊子的故事就是這種體現。他接著說，這種秘密的回響其實還不止這些，在莊子的同時，我們還想到了陸機的“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想到劉勰的“寂然凝慮，思接千載……視通萬裏……神與物遊……”。還不止這些司空圖之前的詩論、畫論中的話，司空圖之後的楊廷芝解詩品，顧翰的補詩品，曾紀澤的演詩品等統統都聚集在讀者的腦子裏，在這裏秘密會通。文由此文引申到了彼文，這種文的文義就開始派生了。正如葉維廉在文章的最後又強調：“一首詩的文、句，不是一個可以圈定的死義，而是開向許多既有的聲音的交響、編織，疊變的意義的活動。”這種活動與互文閱讀體驗類似，眼前看的此文，心裏想起彼文，文總是指涉著不在場的他者之文，這種文本間的指涉關係即是互文。它豐富我們的閱讀體驗，也豐富了文本身。
互文性給傳統閱讀方式帶來極大的挑戰，這種方式使讀者不再拘泥於線性閱讀方式，讀者在閱讀時具備了更大的主動性，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來進行閱讀，比傳統的閱讀更為隨意、輕鬆、自在。但是，互文性的閱讀方式對讀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於文本與文本間關係的體察要求讀者要有豐富的閱讀經驗才能洞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經驗源於讀者平日的積累，隻有具有豐富經驗的讀者才能更好地體察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文特點。中國傳統詩論中的“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思接千載，視通萬裏”等說法就是對這種閱讀體驗的形象描繪。
互文性的局限及國內研究的不足
一、局限一：對意義不確定性的強調，從而使意義走向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