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敘事中的項羽及其他——〈史記·項羽本紀〉和〈重瞳〉的互文性閱讀》探討了潘軍的《重瞳》與《史記·項羽本紀》之間的互文關係。在潘軍的中篇小說《重瞳：霸王自敘》裏，作者盡其所能對項羽這一曆史人物進行了戲仿性的描寫，項羽本人的聲音常常出現在作品中來直接駁斥曆史對他的成見。小說中出現這樣一段話：“我要感謝太史公，是覺得他把我的故事大致說得不錯，但那還是一鱗半爪，而且許多地方不是那麼回事。這就是我今天要出來說幾句的原因。”潘軍筆下的曆史人物具有反曆史的特征，而絕對不是簡單地重複曆史。他的小說既是在原文本基礎上的再創作，又是對原有文本構成反麵補充。這類對曆史題材的顛覆與戲擬，目的在於打破人們頭腦中已然形成的常規，打破長期以來的曆史強加給人物的人為規定性，讓人物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辯護。例如在《重瞳》中，潘軍這樣寫道：“我要講的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叫項羽。這個名字怎麼看都像個詩人，其實自己早就覺得是個詩人了，但沒有人相信。我不是奇人。我不是你們印象裏的那個‘力能扛鼎’的大力士，我的身高也沒有八尺，非但不是，我自覺修長而挺拔的身材還散發著幾分文氣。”先鋒小說中的項羽與傳統曆史中的項羽差別很大，在潘軍的筆下，項羽被塑造成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軍人，一個洋溢著詩情、有著浪漫情懷、厭倦戰爭的性情中人。顯然，他在這個人物身上寄托的是一種當代人的情懷，他分明是借了曆史的軀殼傳達現代的精神。正如他的朋友在看完小說後所說的：“這個項羽不是死了兩千多年的古人，而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昨天才剛剛告別人間。”《重瞳》中充滿了眾多聲音的對話，潘軍的聲音、項羽的聲音、隱含的讀者的聲音、司馬遷的聲音等形成了多重的複調。作者“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用現代精神激活一段曆史故事，對其進行互文分析無疑是恰當的。這類作品在曆史元素的基礎上加上現代與後現代文化的因子，對曆史進行大膽重寫，寄托了當代人的精神情懷，這無疑使作品具有當代性的重要原因。而作者也因此反對將《重瞳》看作曆史小說。在他看來，曆史隻是一個外形，裏麵澆鑄的全是現代的因子，因而用一種屬於互文性的廣闊視野來分析這類文本往往會達到良好的效果。
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批評家是陳曉明。他在2004年出版的《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後現代性》中就探討了先鋒文學的互文性特征。他指出，所謂的先鋒派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步入文壇的一個作家群落，包括蘇童、餘華、格非、孫甘露、葉兆言、北村、馬原等。他在該著作的第三章“多形的話語：先鋒小說的敘事變奏”中指出，先鋒派的文本是開放的文本，文本與文本之間充滿互文、參照與影響。在馬原的係列文本中，出現了姚亮和陸高這兩個人物，他們任意穿梭於多個文本之中，從而使文本卷入與多個文本的參照之中。作者還指出，在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和《虛構》等作品裏，都有其他文本的影子。接著，他援引了巴特關於複數的文本理論，指出小說文本的互文性特征：“一篇絕無僅有的文本是無法存在的，正如能指的播撒活動必須以無數未曾在場但已經存在的更多的能指為前提，任何一則文本的背後都已經存在一片無形的文本的海洋，每一文本都從那裏提取已被讀過和已被寫過的段落、片斷、片語隻字。”陳曉明認為孫甘露是向傳統挑戰的最為極端的一個，“他的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反小說’的語言智力遊戲，在把小說的敘事功能改變為修辭風格的同時，孫甘露最大可能地威脅到了小說的原命題”。互文性批評與解構主義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同質和類似性，正如有學者指出：“本質上，解構批評就是一種互文性消解批評。”
英國著名小說家、批評家戴維·洛奇曾說過，互文性是英語小說的根基，這一範圍還應擴大，互文性乃是一切小說的根基，小說家的正確態度是利用它而不是抵製它。傳統中的舊神話和早期作品一直以來就影響著我們，當代文學創作都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再創作，用舊的題材進行新的寫作，融入新的因素使其與當代產生共鳴，可以說是互文性的基本要義之一。為此，小說的創作離不開互文性，互文性是一切作品的共性之一。洛奇還說：“因為我把寫小說與學術生涯相結合已經近三十年了，毫不奇怪，我自己的小說越來越間涉各種文本。”“互文性是文學的根本條件，所有的文本都是用其他文本的素材編織而成的，不管作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每個文本都是互文性產品，是用對別的文本的引喻和引用編織而成的。”戴維·洛奇說：“文本互涉不是，或不一定隻是作為文體裝飾性補充，相反，它有時是構思和寫作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洛奇的觀點很快在中國得到響應，作為後現代主義重要範疇的“互文性”對中國的先鋒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先鋒派創作中，不斷有人嚐試將美術、照片、圖像等屬於其他藝術門類的形式嵌入到文學文本中。海男的《男人傳》、《女人傳》中就有不少輔助性的圖片；李洱的《遺忘》更是如此，他不但重構了嫦娥奔月的故事，還將大量的考據學知識、曆史研究的模式印到文學文本之中；孫甘露在《請女人猜謎》中引入了另一文本《眺望時間消逝》；餘華在《鮮血梅花》和《古典愛情》中借鑒中國傳統的“才子佳人”和“複仇”模式。這些都與傳統文本構成一定的互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