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到底該怎麼做呢？應該是以一種“交流”、“互動”的心態對看待西方文論，這樣才能打破西方文論的神話，消解我們的焦慮感與憂思感，有利於以一種平等、公平、合理的態度對待我們自身和他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東方文化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長處與缺陷。文化無優劣，我們應該持一種等同的心態看待東、西兩方，作為人類共有的精神文明財富，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對於實踐而言都具有借鑒意義，而當一種文論從異域進入中國，那它就帶有了中國人思維的印跡，而不完全是屬於西方的了。為此，當代學者李怡在談到西方文論中國化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所謂‘西方文論中國化’與中國文藝創作的良性互動關係，應該是中國文藝創作的豐富經驗提示著中國文論家思考的方向，西方文論的豐富內涵則充實著我們思考的形式；中國文藝創作自然‘需要’著西方文論，西方文論的話語也在解釋中國文藝創作現象的時候自然彌漫開來。當西方文論的意念不是以雄霸一方的姿態出現而是作為對於中國文學實際問題的有效解決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是成功實現了西方文論的中國轉化。”樂黛雲先生也說：“從理論上說，這些西方文論進入中國語境，受到中國文化框架的過濾和改造，又在中國的文藝實踐中經過變形，已經中國化而不再是原封不動的原來的西方理論。”這些意見無疑是中肯的、合理的。
互文性的引入增加了中國當代文論的活力，為當代文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文論的引入並不可怕，關鍵是我們的態度，是西方文論中國化還是西方文論化中國。外國文論豐富了我們的研究視野，拓展了我們的研究思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異己參照與鏡子，可以由此反觀出我們自身的不足，促進當代文藝學美學的理論建構。為此，西方文論的引進工作要做，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工作也要做。當代學者做的不是太多，而是遠遠不夠，今後還應投入大量的精力來翻譯介紹相關理論，從而促進中西對話，構建文論和諧共生發展的良好環境。
互文性對中國的影響
一、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以李馮和李修文為例
以互文的方式對舊有文本進行再創作在中國淵源已久，現代文學中魯迅的《故事新編》就是這種創作的圭臬，魯迅的短篇小說《補天》、《奔月》、《鑄劍》、《非攻》、《理水》、《采薇》等就是這方麵的成功之作。而施蜇存對中國經典文學《水滸傳》中的人物石秀的改寫也獲得空前成功。在他的筆下，石秀在自身力比多的支配下覬覦著楊雄之妻潘巧雲的美貌。這種反彈琵琶式的互文改寫同時出現在王小波的《尋找無雙》和《紅拂夜奔》中。在當代文壇，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很多這方麵的創作，其中李馮和李修文的創作最為集中，也最為人所注目。
(一)李馮的《孔子》及其他短篇小說
正如有評論家指出的那樣，李馮的小說是對經典故事的揶揄式拆解，在創作思路上表現出一種與宏大敘事訣別的後現代意味，這顯然與作者所受到的外國文學影響分不開。在那個特定時代，所有文學青年都表露出對外國文學的偏愛，這種偏愛在後來直接導致了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對外國小說技巧的借重。可以說，這幾乎是整個現當代文壇作家的一個普遍現象。李馮在回憶自己受到的外國文學影響時說，閱讀外國小說幾乎伴隨他創作的始終。大學時代，逃課在宿舍與同學大談外國文學：“每天不上課，我們就在宿舍裏玩鬧，玩鬧的內容，很多是跟外國文學有關的。我們每個人都存了不少外國小說，經常在宿舍裏擺開小攤交換，比如說一本杜魯門·卡波蒂的《殘殺》，可以換三本法國小說，而我最喜歡的一本馮尼古特的《貓的搖籃》，是用一套薩特全集換來的……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沒信心，於是決定寫成一隻猴子，就是孫悟空。我把孫猴子寫成了一隻愛睡覺的猴子，這篇小說寫得很花哨，看過的很多外國文學小說技巧終於派上用場。”這篇文章指的是後來的短篇小說《另一種聲音》。
在這些技巧裏，互文性作為一種重要的技巧被李馮巧妙地表現在他之後的創作之中，幾乎成了李馮小說的標識性特點。由於他所受的外國文學及理論的影響，他的作品基本上是一種西方式的借鑒、吸納以及整體的照搬。連李馮自己也承認在創作上是吃著歐美人的奶長大的。在創作談中，他坦然地說：“我知道我們吃的都是歐美人的奶，在小說這種形式上都沒有那種所謂的根，韓少功之後人們也多少已放棄了斷奶的努力。”李馮在1999年時就知道了互文性理論，之後他的創作也頑強地表現出一種互文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