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整個20世紀中國文論是在西方話語霸權的覆蓋下過活的，中國人從西方學到了很多的知識理論，改變了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文學觀念，促進了中國文論現代化的進程，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但這種狀態是中國現代化進程所必需的，也是中國人自己主動選擇的結果，中國人從來不缺乏理論的熱情，對理論的關注不斷出現在活躍在中國文壇的年輕一代作者身上，他們不但積極主動地與國際接軌，而且還大膽地將自己對理論的理解、體認表現在文學創作中。王寧就曾在《再論先鋒小說的後現代話語特征》一文中指出，素有文壇“巫女”之稱的作家徐小斌曾寫作中篇小說《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這時讀者還處於對弗洛伊德理論有初略了解之時，而對於德勒茲的“精神分裂分析”讀者則聞所未聞。而《敦煌遺夢》則寫於國內學者初涉後殖民主義理論之時。此外，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的教授們、青年學子們對理論表現出的熱情也不能低估，正如有學者所回憶的那樣：“……他們的話題總充斥著‘權力’、‘話語’、‘互文性’和‘主體性’等，並且還夾雜著德裏達、巴特勒、或者泰凱爾主義一些名字……”不妨將這種對理論的熱情和主動選擇視作人類渴望進行中外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本性使然。中國對西方的興趣如此，西方對中國的興趣也不例外。
三、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的理性反思
20世紀80年代始，中國對西方文論的大量引進給中國文壇帶來生機與活力的同時，也使本土文論麵臨極大的壓力與挑戰。20世紀90年代既是文論引入的高潮階段，也是學者開始進行學術反思的時代，這一時期在經曆了文論接受的狂熱之後，學者們開始對西方文論進入進行深刻反思。
80年代以來，各種西方學說以極快的速度出現在中國文壇，並受到中國知識界的熱烈推崇，新批評、讀者反應理論、現象學、心理批評、原型批評、女性主義、生態文學及各類“後”字號理論在中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引領著國內文壇思想潮流。新奇過後，國內學者開始注意到這種不加消化的大規模引入帶來的問題，那就是西方文論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壓過了本土文論的聲音，整個20世紀看上去是西方文論在中國文壇的獨白。學者們不無擔心地說：“我國文學理論在反思中，深感我國文學理論的求變、求新的過程中，每個階段自己都深受外國文論的影響。”孫紹振說：“中國近百年的文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論的獨白史。”曹文軒在《丟不下的尷尬：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貧困化》中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學批評理論資源匱乏幾乎靠外來接濟，這個問題當然重大。就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而言，我們又成了一個‘貧油’大國。你看五顏六色、甚囂塵上的文學批評之車，是用人家的‘油’發達的——是人家提供的動力。”季羨林先生指出：“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麵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立出什麼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係……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黃維梁教授也說：“在當今的世界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20世紀是文評理論風起雲湧的時代，各種主張和主義爭妍鬥麗，卻沒有一種是中國的。……盡管中國的科學家有多人得過諾貝爾獎，中國的作家卻無人得此殊榮，中華的文評家無人爭取到國際地位。”孫津說：“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罷，舉凡能夠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能夠通行使用的概念和範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麼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曹順慶《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載《中外文化與文論》第一輯。這些都證明了學者們在文論趕場中開始理性反思，開始思索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問題。
在理論界，失語症最為集中和形象地表達了上述學者的集體憂思。這一時期，學界的重大事件是曹順慶先生關於失語症的提出，他在1996年發表於《文藝爭鳴》裏的一篇文章《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中指出，當代文藝理論研究最嚴峻的問題是文論失語症。他說：“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於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我們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維和言說方式，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基本理論範疇和基本運思方式。”此說一經提出，立刻在學界激起波瀾。張衛東於1997年在《文藝評論》上發表了《回到語境——關於文論“失語症”》，楊曾憲1999年發表《關於古文論“失語”、“複語”問題的冷思考》，還有楊曾憲1999年發表於《人文雜誌》的《關於古文論“失語”和“話語重建”的再思考》、李安的《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及當代中國“失語症”的思考》(2002)、熊六良的《文論“失語症”：曆史的錯位與理論的迷誤》(2003)、肖翠雲的《對文論“失語症”的幾點反思》(2004)、陶東風的《關於中國文論“失語”與“重建”問題的再思考》(2004)、蔣寅的《對“失語症”的一點反思》(2005)、曹順慶，鄒濤《從“失語症”到西方文論的中國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再思考》(2005)、曹順慶《再說“失語症”》(2006)、周一飛《如何返回母語？——從“失語症”爭論看中國現代文論的失落與重建》(2007)、楊颺《西方文論在中國的“經”化——20世紀中國文論失語症的內因》(2007)、曹順慶，靳義增《再論“失語症”》(2007)、王樹人《關於西學東漸的經驗教訓——兼論話語霸權與“失語症”問題》(2007)等。從以上的研究成果來看，無論人們對失語症的態度如何，也無論他們是從何種角度來回應失語論者，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失語症”切中了當代中國文論的要害，逐漸成為了20世紀中國文論最重大的問題之一。羅宗強先生認為“失語症”的提出“反映了麵對現狀尋求出路的一個很好的願望。因它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熱烈的響應，一時間成了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