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和現實真實地反映出，舶來的有限公司無論是在其母國還是在中國總是帶有極大的政策考量，為保持經濟的繁榮不斷滿足著資本持有者的願望，因此導致有限公司的天平總是在有限責任的支撐下堂而皇之地向人合傾斜。可以說，有限公司以股東的參與性、人合性、閉鎖性和契約性為其表麵特征，而其根本特征則是這些表象之後的控製與有限責任的結合，也就是人合和有限責任的統一。
如同哈利·波特穿越時空由魔法世界回到麻瓜即普通人世界後禁止使用魔力一樣，即便是經濟領域具有共性的法律移植，運用到一個新的國度也會受到其他製度的製約。事實上，有限公司作為移植的產物，更是公共政策強加給社會的產品。為此，其存廢爭論早就存在。姑且不談西方的爭論，1980年我國台灣地區修訂“公司法”之際，就發生了存廢的激烈爭論。主張廢止的學者就是站在有限公司股東有限責任和人合結合的悖論上，抨擊了有限公司對債權人保障的不足和易滋生訴訟的現象。但是國家的經濟政策又一次占據了上風，“有限公司之優點為成員一體、意見統一，對小規模之經營者甚為便利……依法嚴加管理，仍可收防治之效，事實如此，亦非一蹴即可改變，刪除之議，言之過早”。
由於有限責任的數量和其對民間投資的吸納功能，以及全球化競爭對規則向下競爭的引誘，學界和立法者借鑒國外立法對其采取了放鬆管製的態度，提倡自由化。2005年我國新修訂的《公司法》終於再一次“誕生於立法者桌上”，新修訂的《公司法》完全體現了英美的去管製精神，比如最低注冊資本的放鬆、認繳製的實行、章程的自由化、對資本多數決的放鬆以及信息披露的豁免等，筆者認為一人有限公司的規定並不是放鬆的表現，在有限公司產生後，人合和有限責任的結合就決定了一人有限公司的合理性，隻不過基於控製和有限責任的悖論，立法者采取了“鴕鳥政策”，而今不得不直麵實踐承認這個問題而已。無不顯示立法者希望鼓勵投資、刺激經濟發展的態度。不過事後實務界麵對新法的無奈、冷漠和茫然不知所措，多少又一次證實了這個製度自上而下的強製和立法者的過於自信。學者的自信可以從以下言論中窺見：“《公司法》不僅是中國立法的一個經典，更將成為中國未來市場經濟發展的裏程碑和基石，公司法的實施關係到成千上萬的公司、股東、經營者、勞動者、銀行債權人的切身利益，牽涉到公司登記機關、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商務主管部門、法院、仲裁機構以及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證券公司）等各方主體行為模式的改革與調整。因此，上述行為主體必將認真學習新公司法的製度創新，領會新公司法的立法意圖，琢磨新舊公司法的區別，發掘新公司法蘊涵的法律智慧，以便為活學活用公司法提供理論支持，自覺貫徹。”在這種情況下，筆者重新剖析了有限公司的風險性和“控製與有限責任結合”的悖論，認為有限公司上述特征正是造成股東道德風險膨脹、社會信用下滑的誘因。無獨有偶，2002年有學者針對台灣地區2001年“公司法”的修改如此評價：“一個中小型且有限責任之企業組織形態有其必要性，問題在於如何一方麵協助中小型企業借著此種公司組織經營事業創造財富，另一方麵同時確保債權人甚至少數股東之權益。2001年公司法修正重點皆屬於改善舊法對有限公司不必要之限製，但卻忽略強化另一方的保護”。在筆者看來，這番話對我國有限公司法的修訂依然適用。
企業可以失去一切，就是不能失去信用。一位航空公司的總裁曾說“看看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在資產一欄中你將看到多少飛機價值多少億。但這是錯誤的，我們在自欺欺人，真正應該放在這個地方的是過去我們承載了多少愉快的乘客！這些人願意乘坐我們的飛機，才是我們唯一可以把握的資產，飛機想要多少我們就可以買多少，但是如果沒有乘客願意乘坐，這些飛機將一文不值”。有限公司在我國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信用危機，包括“皮包公司”現象、產品質量問題、環境汙染、逃避債務、騙貸、生產事故等。比如2005年底，北京市首次經濟普查公布的數字顯示，提供虛假經濟普查資料被查處的單位涉及350家，累計罰款金額達233.7萬元。在被曝光單位中不乏知名度較高企業和單位，如索尼（中國）有限公司瞞報18億元銷售額，北京昆侖飯店瞞報全年勞動報酬1084萬元。根據《北京晚報》2005年12月23日的報道，經查索尼（中國）有限公司在“本年應付福利費總額”指標瞞報598萬元；在“商品銷售總額”指標瞞報18億元；“工業銷售產值”指標虛報5060萬元。北京昆侖飯店有限公司在“商品銷售總額”指標瞞報230萬元，“全年勞動報酬總額”指標瞞報1084萬元。此外，讓人痛心的是，眾多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產品一旦國產化，質量立即跌水，同一產品甚至連國人都不得不關注產地，並傾向於購買進口貨。根據《燕趙都市報》2005年12月22日報道，以及人民網等媒體關於“接連爆出質量問題日係家電遭遇品牌信任危機”的報道，日本家電品牌接連爆出質量問題，先是數碼相機CCD出現問題，而後又有尼康相機電池存在問題，到三菱重工空調的投訴，日係產品質量至上的“美譽”正在遭受沉重打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事件全部發生於本土化的企業。這無疑不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品牌和質量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一個公司的問題，更是一個國家對外交往的具體化，我國紡織品在國外變成低廉商品、海爾遭遇冷落等現象應該引起我們重思和重視市場信用的難題。中國質量萬裏行促進會有關負責人趙騁指出，綜觀當前全國各地消費者的投訴，產品質量問題依然是困擾消費者的首要問題。雖然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國消費類產品質量狀況仍不容樂觀。可見在當前市場信用不健全的時候，放鬆對有限公司的管製並不是什麼明智之舉，隻會慫恿股東作為資本家的冒險精神，甚至形成不良風氣，因此一定的管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