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三聯版《孫紹振如是說》自序
孫紹振
還是在1989年夏天，我突然接到香港《新晚報》吳淮青先生的來信，說是請我“加盟”每周為他們寫專欄書評。我寫慣了長文章，一下子不知如何在1500字左右的篇幅中施展。好在淮青曾經是我的學生，他給了我一個簡潔明了的提示：文章是理論性的，但要有相當的“感情色彩”。
這以後，我就循著在感性與理性的夾縫中前進的路子，一寫就是4年。這期間包括我1990年在德國特裏爾大學和1992年在美國南俄勒岡大學的時光。出乎意料，的是這些“小塊文章”居然受到香港讀者的喜愛，從編者和讀者那裏不斷傳來溢美的讚詞，使我深受鼓舞。不知從何時起，淮青把書評專欄變成了“孫紹振如是說”，題頭上還畫一個烏紗帽、八字胡、戴一副眼鏡的書生。起初，淮青把報紙剪下來寄給我的時候，還小心地把這幅小漫畫裁去。也許，他以為這種漫畫會引起我的不悅吧。其實，我從張詩劍先生寄來的剪報上早已看到了，並且十分欣賞那一臉的天真。在西方，給總統、大名流作漫畫肖像乃至漫畫塑像被視為時髦。我自然不能貴如總統，但也十分欣賞那老氣而又天真的戲謔色彩；那烏紗帽掩不住天性的自由和自在，和我是息息相通的。可惜作漫畫的那位先生不認得我，也沒有見過我的照片，因而那幅漫畫和我隻限於神似，毫無形似之痕跡。
我寫作這些文章時的心態，正如這幅漫畫的風格所示，是比較自由，同時又是比較認真的。雖然篇幅限製很大，但我力求做到感性、理性兼顧。香港讀者甚為忙碌，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讀書，因而我的分析都力求有充分的，至少是必要的細節為基礎。這樣，對於已讀過該書的，是一種回憶的提示；對於未讀過該書的，也可以就事論事，獲得思考的資料。
至於論述，我比較著重證明和證偽的結合，對於報界流行的那種例證法，即一個觀點加兩個例子的模式，我避之猶恐不及。我年輕時受過黑格爾哲學，尤其是他的正反和思維模式的熏陶，成年以後又沉醉於波普爾的“證偽說”之中數年，故我從來不滿足於正麵論證而力求作正反合證。因而我的觀點常常能層層遞進，螺旋上升。近10年來我在康德的哲學和價值美學中獲得啟示，深知審美情感價值與科學價值及實用價值之不同。在我的美學著作《美的結構〉中，我得出了真善美並非統一而是互相錯位的結論。於為文為詩之時，我深感情感的美在邏輯上、價值上必須超越於真和善。而在評析藝術形象時則相反，我自覺地從超越中還原。我稱這種方法為“還原法”，從感知還原、邏輯還原，直到價值還原。而在還原時，我又習慣於把邏輯的微觀分析和曆史的宏觀概括相結合。
4年來，我把做學術論文的方法盡可：能縮微地運用在1500字左右的短文之中。這本是一種戴著鐐銬的跳舞，可喜的是我越跳越感到自由，越來越能想像出在一顆米粒上雕出數百字的藝人為什麼感到幸福。願讀者和我分享這種幸福。
1993年7月14日
2.《孫紹振如是說》出版前後
吳淮青
1993年底，舒非告訴我，因本版中的《孫紹振如是說》專欄深受讀者的歡迎，三聯書店打算選擇其中的部分文章結集成冊。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感動興奮莫名。畢竟這證明孫老師4年來的辛勤寫作功夫未曾白費，《開卷》版還是取得了一絲成績的。對此，作為編者，我雖不敢自滿，但喜悅卻是難以掩飾的。
孫紹振在這本，《孫紹振如是說》的自序中說是我曾對他的文章寫作給予提示，這是客氣話。事實上，作為他的學生我隻能有榮幸的份兒。如果說提示，那不過是因為我邀其寫稿，需要什麼樣的稿，自然要告訴人家而已。
記得4年前，《開卷》版需要一位權威性的書評家壓陣。盡管孫紹振以前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方麵的權威，不過，寫書評卻是少有的事，但我對自己的老師還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深信他能將書評寫得和其文學評論文章一樣好。當時擔心的隻是他未必肯寫，好在孫紹振接到我的信後，便爽然答應“一試”。出乎意料的是，這“一試”竟然“試”出一些成就來。以其書評寫作的水平、寫作的成果來說，我覺得，除了文學理論家、文學評論家、文學美學研究家等眾多頭銜之外，還應加上一個“書評家”，才能完全說明孫紹振的身份及價值。這絕不是隨隨便便的“加封”，隻要看到孫紹振的書評文章的人，都會承認深受吸引，獲益匪淺，拍案叫絕。試問有此功力者在芸芸書評寫作者之中有幾個？在我看來，給予他“書評家”的美譽一點也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