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作為一個藝術大師不同於普通作家之處就在於：哪怕是在這麼一個很容易忽略過去的細部，他也盡量深入到人物的感覺深處。在一些文藝理論之類的書中，至今仍然有所謂“肖像描寫”的說法，其實隻要鑽研一下大師著作，就可知道這種說法多麼膚淺了。
36.不妨借鑒美國新聞記者的筆法
有時候讀一些語言上缺乏力度的小說，實在是累人，幾個小時讀下去，沒有幾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雖然，那些並非不聰明的作者不是不懂耍弄一些修辭手法，但是，總是缺乏某種特別的情致、深刻的智慧作後盾。因而，對於讀者的心靈也就缺乏足夠的激活力。
這時，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這樣的語言簡直像新聞通訊；但是，轉而一想，新聞通訊就不需要文采嗎？固然，我們中國的新聞記者，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幾個是以文采著稱的。說老實話，我雖然每天免不了讀新聞，但幾十年來，我竟記不得任何一個精彩的句子。
外國記者的新聞通訊我讀得很少，但是在記憶中稍事搜尋就不難想起一些精彩的語句。比如50年代後期，我在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個西方記者形容蘇聯人和美國人的談判為“聾子的對話”，就留在記憶中，40多年過去了，至今仍未忘卻。
我時時感到，我們的新聞文體，語言風格太呆板了，官樣文章太多，個人風格太少。也許有人會說，新聞、報刊文體隻能如此，它容不得個人風格。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有許多報刊文章的作者，語言是很考究的。有些人甚至認為在文學家那裏可以有李白所說的“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才子，但是在新聞記者中卻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功者。他們大體都是賈島式的苦吟派，“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比如一個總統要任命一個什麼人當大法官，此人的背景如何，要準確而又獨特地用“電報式的文體”傳達出來，而不能像作家那樣自由抒情，他除了苦吟以外沒有別的出路。美國的新聞媒體是多元的，讀者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監督和批評是很嚴格的。就連宗毓華那樣的新聞節目主持人，隻因脫口而出講了個美國聽眾可能莫名其妙的阿拉伯激進組織“哈瑪斯”，就遭到華盛頓電視評論員的嚴厲批評。
美國記者絕不滿足於在中國記者中流行的“照本宣科”式的寫作方式，例如《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紀思道1993年5月發表一篇比較中國和美國教育的文章，他並沒有傻乎乎直愣愣地把種種區別係統地羅列一番，而是這樣說：“美國的中學教師死去升天之後，可能發現自己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教書。中國的學校裏難道沒有暴力活動嗎？當然有，那是學生在上生物課解剖青蛙。”他不說中國中學裏沒有美國中學裏那麼多血腥的槍殺，而是耍了一個花招把話說得很俏皮。升天後來到中國的中學，就把本來遙遠的空間距離縮短了。他還作了心照不宣的混淆：解剖青蛙與凶殺。這就產生了挖苦，由挖苦引發了幽默。這種手法在美國報刊上比比皆是。例如一篇報告說：“如果查理大帝是美國人，美國波士頓聖保羅中學的500名孩子們一定會為他建造一座塑像，或者將他們的一次比賽命名為‘查理大帝杯’手球賽。”
也許這種美國式的繞彎子並不特別希奇，但是，也可以說明，美國新聞記者在讀者麵前要表現出某種機智，至少回避呆板。
回避呆板也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回避直接敘述，有時他們以直接的議論見長，有時就完全不加議論，不作解釋，完全借用數字或別人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傾向。例如，紀思道先是非常直白地說：“中國一方麵在最好的學校裏培養出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一方麵在農村造成一代半文盲。”接著指出，國家在城市給每個中學生投資200美元，但在農村卻沒有這些撥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