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神化關公，如寫他死後顯聖以至害死他的呂蒙莫名其妙地死於非命。這種手法並非獨獨用之於關公，用之於諸葛亮者更多。七星壇借東風不算，“死諸葛嚇走生仲達”更神化，但這並未使諸葛亮和老百姓更親近，因為他太超人了，因而也就太遠離凡塵了。正因如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諸葛亮的形象評價不高，說是《三國演義》的作者為了突出他的“多智”，結果反而給人一種“近妖”之感。倒是智慧不如他，屢犯嚴重錯誤的關羽，在老百姓看來更易於親近。這是一個在體力上、氣魄上的超人，但是在精神上卻有許多和凡人共通之處。他的最大特點就是義氣至上，不顧大局，不但不顧大局，而且不顧個人利害得失。華容道放走曹操，他明明知道回去要受軍法製裁，他還是放了。這樣的人物就有性格了。
關公在任何緊要關頭所遵循的並不像諸葛亮那樣以理性為主，相反，他是以自己的情感（非理性）為主。有時，他就顯得非常任性，如劉備收了馬超，稱讚馬超勇武過人，遠在荊州、身負重任的關羽居然因為感到不服氣而要丟下防務去和馬超比武。幸而諸葛亮很會糊弄他，按著他的情感邏輯說：馬超隻堪與張飛為伍，不用勞你大駕，才把他穩住。
然而正是在這裏，讀者在這個“關聖人”身上看到了他的孩子氣的天真，這個超人的英雄的內心深處充滿了凡人的氣質。這從客觀理性邏輯來說是沒有水平的糊塗，然而從藝術上卻充滿了關公的個性邏輯，這種邏輯超越了理性，使關公的肉體消滅了，卻使關公的性格有了永恒的審美價值。
29.《西廂記》描寫女性有什麼獨創
一個忠於藝術的朋友在辦公室裏打電話來告訴我，她對於《西廂記》和對於《紅樓夢》同樣喜歡，但又覺得所欣賞的大有不同。她讓我幫助分析一下，她所欣賞的究竟有什麼不同。我說，這是一篇大學術論文的題目，我隻能簡而言之。對於藝術的欣賞，根據我對藝術美的結構分析，不應該單從客觀反映，亦不應光從客觀、主觀統一去考察，而應該從客觀對象、作家個性和藝術形式的三維立體結構去分析。許多人都喜歡引用古希臘一神廟前之銘文“認識你自己”來解釋藝術，這比光從認識社會角度去評價好些。藝術的認識對象是人，通過人去認識社會，但是這個道理並不準確。人很複雜，可從多方麵去認識：從生理方麵去認識是醫學，從社會關係方麵去認識是社會學，從道德方麵去看是倫理學，而著重從情感方麵去認識則主要是文學的任務。
《西廂記》之不朽，就在於它對女性的情愛的探索有了曆史突破。
小說和戲劇的產生晚於詩，因而它們在探索表現人的情感世界時都不由自主地依附於詩（這是因為情感世界太難以認識了），而詩的本性是概括的。把情感效果強化、浪漫化是中外古典詩歌的共同傾向。白居易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說的是愛情永恒，不受空間限製。蘇格蘭詩人羅勃特.彭斯的“看見她就愛上她，愛上她就愛到底”，說的是愛情不變，不受時間影響。最初的戲劇和小說就受詩的這種影響，所以唐傳奇《倩女離魂》寫一個姑娘隻見了小夥子一麵，就愛得不要命了，魂就跟小夥子飛了，到長沙去同居、生孩子，十幾年不變。直到魂歸原體，都沒有吵過一次架。這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樣，一見鍾情，心心相印，生死不渝。這種愛情的特征是從開始到結局，甚至死亡都不變。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愛情的痛苦不但比有限的生命，而且比無限的時間還要永恒，這就叫浪漫，也叫詩化。
但是人是不是真的這樣呢？藝術家是不是滿足於這樣的水平呢？自然不是。詩的法度森嚴而神聖，把人的想像捆住了，要想突破很難。於是在依附於詩的歌劇（詩劇）中，誰能突破，誰就有曆史的貢獻。
王實甫在《西廂記》中描寫一個年輕的姑娘愛上一個男孩子，主動約人家跳牆來幽會；但等人家來了，卻把人家大罵一頓轟走；人家垂頭喪氣走了，她又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雖躲躲閃閃，終於還是主動上門去找人家了。這不但在中國戲劇文學史上是一個偉大的獨創，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一大突破，其複雜的表層意向和深層動機的矛盾，比之莎士比亞的朱麗葉表層與深層統一要豐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