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為這個原因，她給我的印象就十分可敬可親。
這不僅因為她這樣真誠地為文，同時也因為她這樣真誠地為人，而在我看來，她之所以有成就，首先得力於她的為人。
她的同學胡美麗在《龍應台這個人》中寫到這樣一件事。
《野火集》作者的個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來。龍應台特別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師——他不但口齒不清、思維紊亂，而且上課時專門重複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課時，同學們就樂得打瞌睡，傳紙條，下了課則對老師畢恭畢敬。龍應台卻嫉惡如仇，一見到這位老師就把頭偏開，別說鞠躬招呼了，連正眼都不瞧他。後來基隆有一個學生用斧頭砍死了老師，女中這位老師私下問龍應台：“你是不是也想用斧頭砍我？”龍應台回答道：“你有這麼壞嗎？”
做人做到這樣忠於自我，也許可以說是沒有白活了。她以後成了批評家，而且轟動一時，其成功之道也就是由於這樣堅決“忠於自我”的態度。
在台灣那個相對狹小的空間中，不管是從事文學批評還是社會批評，都少不得有許多人事關係上的顧忌。然而龍應台不同於別人之處就在於她忠於自我到無所顧忌的程度，這種態度對於文學批評家是特別可貴的。老實說，她文章中的思想，並非別的批評家完全講不出，但是許多批評家在關鍵的人事關係上都不能忠於自我，他們往往犧牲了自我，去照顧各種朋友的麵子。這將導致文學批評比文學作品更快地腐敗，這種頑症不但在台灣、香港難以根治，就是在大陸也同樣難以根治。
在台港文學界，作家、批評家都有自己的圈子，在大陸也同樣有，不過大陸的批評家圈子更大一點。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不對頭的，可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也就成了合法的存在。正由於此，青年評論者吳亮幹脆就提出了“圈子內評論”的說法。這樣一來有了理論，就更加畸形了，當評論家不能完全遵從自己理性的時候，評論就變得不嚴肅了。
27.林海音拉開心理距離的藝術
最近讀到台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我們看海去》，深深體會到一部真正具有藝術生命力的作品是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製的。
前幾年，這篇小說被著名導演吳貽弓搬上銀幕，獲得很大成功，在我國大陸和新加坡都得了獎。由於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讀林海音的原著，對林海音的印象也就不深。
最近讀了，感覺十分美好。
本來，小說寫的故事很平常，一個收破爛的哥哥，為了讓讀小學常考頭一名的弟弟升學，甚至出國，不惜自己去當小偷，終於被捕。如果把這個故事平鋪直敘地寫出來，也許是很陳舊的，它的生命力很難越過時間和空間的限製獲得大陸讀者和觀眾那樣廣泛而深刻的共鳴。
林海音把這個有點陳舊的故事變為一個創新的藝術品，主要依靠一種拉開心理距離的手法。
她不讓這個故事出現在世俗價值觀念已經固定、互相同化了的世界裏，因為在這個世界裏，小偷就是壞人，這樣的觀念是不會有任何疑問的。如果小說簡單地把這個哥哥按照英子家的保姆宋媽的觀念寫成一個壞人，而且大家都一致同意，這樣就不但沒有藝術，而且連小說都沒有了，隻剩下一種小報上的新聞花絮。
藝術的起點就在和宋媽的觀念拉開距離的時候。
林海音把這個故事放在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學生的心靈中展開，她正是小偷那考第一名的弟弟的同學。
她逐漸地被這個小偷的純樸的“厚嘴唇”和重重心事所吸引，並且不知不覺地對他有一種親近感。即使在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他就是小偷的時候，這種親近感也沒有削弱，反而因發現他就是那位第一名的同學的哥哥而更加強烈了。
林海音確實非常有力地拉開了兩種價值判斷的距離——孩子的感覺和世俗的距離越來越大。為了強化這種距離，林海音並不滿足於情節的發展，同時她運用了意象的象征。
正因為這樣，小說中才反複強調英子在《我們看海去》的詩歌中，分不清藍色的天空和大海，而在生活中她也分不清楚好人和壞人。
這種反反複複的象征意象是對讀者反反複複的暗示。應該說林海音是用得相當自然的，雖然有時過分直露了，但是比之聶華苓在《一撚紅》中反複提示的“一撚紅”還是更加雋永，更加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