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中，自50年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就產生了一種共同的傾向，那就是把研究當成一種挑選，即從作品中挑選堪稱精華的東西，或者是用各種方法說成精華的東西，當然這是50年代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大為高漲的結果。但這種先驗的目的往往變成浮而淺的武斷。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在稱道《三國演義》，特別是其中關公的形象，但是很少有人誠實地向讀者表述過理論上的困惑。
在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學的先驅者，包括胡適、茅盾、鄭振鐸都曾對中國古典小說有過鄙薄的論斷。夏誌清對《三國演義》是推崇的，但是他在分析關公時首先就引用了胡適認為《三國演義》最後的定稿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他們想寫一個神武的關羽，然而關羽卻成了一個驕傲無謀的武夫”。胡適認為關羽是一個失敗的不統一的形象，而夏誌清先生則認為關羽是羅貫中筆下一個悲劇性人物，是一個為傲慢自大這一毛病所苦的英雄。如果沒有他的頭腦簡單不顧大局，這個英雄的形象就不會使人難受。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把民間傳說中神武的英雄和曆史上破壞吳蜀統一戰線的失敗將軍結合了起來。特別精彩的是夏先生以精細的目光指出羅貫中一方麵在關羽周圍安排了那麼多敬畏者的目光，一方麵又特意安排了“一位不動情的觀察者——諸葛亮；正是這一點，引起了我們對關羽理解上的不同”。接著夏先生細致地分析了諸葛亮在把荊州交付給關羽時的有保留的態度以及關羽死後他對劉備所說的“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並特別指出這是出自不同於民間傳說的史家陳壽。夏先生還特別提到關公聞知新投奔劉備的馬超被封為“平西將軍”後，居然正式給劉備帶信表示自己不服氣，要丟下荊州的軍務去四川與馬超比武。這時諸葛亮寫了一封信給關羽，說是馬超隻配與張飛“並驅爭先”，根本不可能像關羽那樣“絕倫超群”，關羽正由於“極度的虛榮才看不出信中明顯的奉承”。夏先生在這裏以精致的藝術感覺不但超過了胡適，而且超過了五六十年代大陸的許多研究者。其實要說明關羽形象的悲劇構思，最好的例子是華容道放走了曹操，在這以前諸葛亮已經警告過他。夏誌清先生也許是故意回避這樣的例子，原因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已經舉過了。在這點上夏誌清和魯迅是相當一致的。
（二）
夏誌清先生的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比較文化、比較小說著作，雖然沒有掛比較文學的牌，可是在比較的深入和獨到方麵，大大超過了大陸近年某些掛著比較文學招牌的論文或專著。夏先生這種寫法大體屬於平行比較範疇，亦即不管曆史上是否發生過具體影響，任意取其一隅加以比較。惟其任意，容易浮泛，加之是一隅，往往並不能反三，結果是這幾年的比較常常是孤立的比較。這是由於比較文學中的平行比較學派，已經泛化為一種方法，而作為方法，比較的特點是集中在所關注的那一點上，因而其最大的缺點是陷於片麵，乃至隨意。隻有那些對比較方法、平行研究的缺點和局限懷有高度警惕的人，才能使平行比較帶上某種係統性，這就有學術的嚴肅性了。但這種係統對作者的要求有點非同小可。老實說，今天大陸上研究比較文學者對於中西文化（包括文學）有夏誌清先生這樣係統修養的，實不多見，故比較文學在興旺了幾年之後，熱心提倡者樂黛雲教授，近來居然提出比較文學是否已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的問題。
與其說夏先生是在刻意運用一種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小說，不如說他是以一種西方的文化哲學與文學觀念來重新係統地審視中國古典小說，這就與我們所習慣的那一套思路與觀念大相徑庭了。
他並沒有把精華與糟粕之分當成研究的首要之義，他從西方文化崇尚生命的觀念出發，對生命的一切體驗都加以客觀的分析，因而就不像國內許多古典文學研究者那樣過分孤立地重視人與社會的矛盾，而對人的生命本身卻無端地忽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夏先生似乎是更全麵的：既重視人的社會屬性，又關注人的生命體驗，他常從對生命的神秘性的探求的觀念來解釋中國古典小說。他認為中國古典小說雖然浸透著儒家的道德觀念，甚至佛教和道教的思想都被儒家同化了，但是中國英雄並沒有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那樣虛假的正經，更沒有一部像《天路曆程》那樣純粹的宗教小說。由於他並沒有把中國古典小說（具體說來在“三言”和《金瓶梅》中）那種肉欲的渲染當偶然的例外加以剔除，他就看到了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奇妙的心態：一方麵是道德說教占據崇高的地位，一方麵又放任生命欲望的橫流。在他看來，中國古代說書人“完全接受壯麗與醜惡兼容的人生”，在實現自我和毀滅自我之間，滲透著“同情與恐怖”。“在中國，如在世界各地，小說家別無選擇，隻有把文明人進退兩難的窘境記載下來：他們既想縱容自己的七情六欲，同時又想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社會秩序，不是在愛情、權力和名譽等永久的幻覺中尋找他的命運，就是把希望寄托在‘天’或‘道’的可能虛幻的永恒中”。讀者如果理解了這些，就不難理解他的許多新穎獨到的發現了。例如，他認為《水滸傳》的作者仇視婦女，凡犯有通奸罪的婦女，都遭到極其野蠻的摧毀，非人道的殺戮；而《水滸傳》中男性英雄大體都在性生活方麵是禁欲主義者，少數在性方麵缺乏克製的造反者，照例是遭到鄙視和嘲笑的。但是正是在這方麵禁欲的英雄，在口腹之欲方麵卻是非常放任的，而且是以放任為誇耀的。夏先生認為在西方古典喜劇作品中和拉伯雷的《高康大與龐大固埃》及亨利.菲爾汀的《湯姆.瓊斯》中也有對淫蕩的描述，但是那是為了與虛偽對立；而在中國，英雄則以大吃大喝作為性禁欲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