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讀年表也容易上當，因為年表中往往有些空白，隻有知情者才知是空白，一般讀者是視而不見的。舉一個近在手邊的例子。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現代作家選集.黎烈文卷》的年表，其中1940年記載黎烈文到了福建永安主持改進出版社，4月出版《現代文藝》，在4月與5月之間有單獨而含混的一行——“夏，許粵華來閩”，而到了1941年2月就“與許粵華結婚”了。這是1933年他的發妻因產褥熱病故以後惟一的一次婚姻。黎烈文一向傾向革命，在主辦上海《申報自由談》時，大量發表魯迅、茅盾、瞿秋白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引起國民黨當局不滿，被迫離職；1940年又掩護過中共東南局文委書記邵荃麟夫婦。有這樣一段光榮曆史的黎烈文，1949年春節還曾辭去台灣大學西洋文學教席回滬，其時淮海戰役結束，再過兩三個月解放大軍就要渡江，奇怪的是他竟沒有留在滬上等待解放，反而又回了台灣。年表可以對此不作交代，但讀年表的我卻不能不陷入了深思。我想這有兩種可能：第一，他畢竟隻是傾向於革命，當革命真正到來之時，他並沒有決心投入。這點似不符合當時的曆史潮流。那時連遠在海外且未與革命有過深切關係的老舍、冰心都先後投奔革命了，何況黎烈文有一筆為魯迅提供陣地的老本！第二種可能是另有某種難言之隱。
正好是暑假，沒有理由滿足於“不求甚解”。
請教一個通人（該先生要求隱其名，並且在細節和某些環節上含糊其辭）才知道，正是因為他與許粵華的婚姻，他不便在大陸居住了。
許粵華女士原係上海文壇上一位頗為活躍的作家之妻，這位作家與魯迅過從甚密。就是徐懋庸在致魯迅那封著名而又很唐突的信中所提到的“胡風之詐，黃源之諂”的黃源。這位革命作家去了新四軍解放區，妻子便到了福建大後方。1941年1月7日皖南事變發生，據傳黃源殉難，47天以後許與黎宣告結婚。但後來又獲知黃源不但沒有死，而且成了新四軍文化機構的一位領導幹部（1949年以後黃源還成了浙江省文聯的主席），這就使黎烈文（作為黃源的朋友）不能不遠避他鄉了。
讀年表隻要有時間，鑽一下牛角尖是很有味道的。讀三聯書店同一叢書的《魯迅卷》後的年表：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發生衝突，周作人於四天後給魯迅一條子宣布絕交，說，昨天才知“過去的事”，“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許多當事人對此都含糊其辭，近日翻到《明報月刊》1992年1月號上的一位很嚴肅的學者的文章，才知有這麼一種解釋：魯迅在日本時曾與一個姓羽太的女人同居，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也許就是此人。周作人過去不知此事，知道了，又加上羽太信子的作用，遂造成決裂。但是這隻能解釋一半，究竟羽太信子與魯迅發生了什麼性質的衝突，至今還沒有可靠的材料來填補這年表上的空白。
21.讀書和讀注解的關係
許多年輕學子讀書，尤其是讀學術書或論文時懶得去讀注解，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我年輕時，在北大中文係當學生也是這樣，後來聽王瑤教授關於李白的報告，就改變了這種壞習慣。
王先生的報告還說了些什麼幾乎全部忘光了，惟一銘記至今的是，他說：他讀書，尤其是讀學術論文首先看注解。因為注解都是關鍵，不是對論爭要害的詳細說明、補充、辨析，就是對所根據的材料考證或交代，許多尖端的學術問題都在其中。
他舉李白為例說，李白的有關材料，就是那麼多。《新唐書》的傳、範傳正的《墓誌銘》。以及《唐詩紀事》等，這些材料都不難找到，有一本王琦注的《李太白文集》就足夠了。如果有新材料超出通常的論文以外，那必然有注解，說明材料的來源，那就是這篇文章的關鍵所在，應該先看這段材料，至於其他部分都在你知識結構之中，可以不看。有時沒有新材料，但有對舊材料的新解讀或者改訂，也必須注意，這也值得細讀，可以增補你的知識結構。
如果一篇論文沒有什麼新材料，也沒有對舊材料的新解讀，在王先生看來，也就是沒有什麼新注解，這類文章就不一定值得細讀。所以，他建議未讀文章，可先讀讀注解，如果注解沒有新東西，就可以放一放。
王先生的這個教導使我受用無窮，尤其在當今信息空前大爆炸的年代。那麼多學術著作：一個人的精力實在有限，總得選擇，而王先生提供的這個選擇標準是一種高水平的學術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