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責任意識
真正的文學是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或為國家或為民族或為人類。真正的文學從來都是發於情、止於禮的，是以人為目的、為人生服務的。文學一直以來都有著自己的精神向度和審美追求：即文學應當展示人如何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長”，應當貫徹一條“自由而堅強的人的原則”。海德格爾認為，現實世界常常遮蔽存在的真理，隻有在藝術世界中，真理才能被重新發掘，因此，他認為藝術就是去除表象，使人存在的真理呈現出來，所以，隻有在藝術世界中，人才能獲得“詩意的棲居”。薩特也提出“現實的東西絕不是美的”，人在現實中也不可能獲得自由，而藝術則是人類實現自由的形式。所有這些集中到一點就是：文學的旨趣應該是指向人、指向現實人生，應當把引領人們邁向自由和理想及頌揚真、善、美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這是每一位作家的社會責任。因此，一個作家，如果他承認自己是一名作家，他就應該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對人的存在、人的精神品質、人的靈魂操守負有責任與道義的”。唯其如此，文學創作才能實現為人、為人生的目的。
(二) 關於獨立意識
獨立意味著不依附、不盲從。獨立意識就是作家突破各種限製、各種束縛，在各種誘惑和利益麵前，仍然能夠堅守文學陣地，堅守心靈的清淨和自由。從這個角度來看，獨立意識又表現為作家的超越意識，即超越自我，超越現實，不為利益和名譽而改變文學創作的終極目標。作家的獨立意識，過去被以革命的名義剝奪，致使本應該特立獨行的文學被納入既定的框架和模式之中，文學從根本上拋棄了自由、理想、價值、意義等秉性，完全淪落為禁錮思想和靈魂的枷鎖，淪為政治統治與革命宣傳的工具；而現在作家又心甘情願地與市場合謀，站在了商業利潤的麵前。現今，商業寫作幾乎占據主流，文學的價值被商業利益取代。文學是人學。文學必然對人生的意義進行追問，必然在審美意義的深處建構人學精神維度，它要反映人，以人為本。而這一切的實現依靠的是作家文學創作的獨立，即在外界的誘惑與擠壓下，仍能牢記文學的使命，追問現實的合理，追尋人生的苦難和解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文學立場和內在精神。在近代中國五四對於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播撒和追求，喚醒了作家的獨立意識，文學回到了自己的領地，我們看到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和活力。因而，作家文學精神世界的獨立對於文學回歸自身關係重大。
(三) 關於能動意識
能動意識就是作家的主觀能動性，也稱意識的能動性。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是文學創作的不盡源泉，然而作家對現實的關照，並不是毫無選擇的，也不是事無巨細的，而是要經過加工、提煉和再現等藝術手段的處理。因此，作家對世界的反映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一個積極主動的不斷創造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家作為認識和實踐的主體依賴自身的立場傾向、情感體驗、審美個性、思維方法、社會經驗、人格氣質、知識結構、思想觀念等積極地、主動地感知、體驗、理解和表現社會生活。因此，文學作品的審美追求實際上也就是作家的審美追求，作家獨特的審美視角、審美情趣、表達技巧等創作個性深深地影響著文學作品的藝術氛圍。所以，文學創作也就是作家展露個性魅力，不斷創新的過程。一部成功的作品就是作家獨特精神世界的完美而深刻的再現。這也是文學的魅力與生命力所在。而這背後的內驅力就是作家的主觀能動意識。所以，正是在作家主觀能動意識的驅動下，作家才能創作出一部部偉大的作品和一個個栩栩如生、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相應地，一個有著能動意識的作家“它的主體力量可以發揮到非常輝煌的程度，可以實現到非常輝煌的程度”。它能使作家“最大程度地調動和發展自己的創造才能，到達前人尚未達到的彼岸”。所以，任何一位作家想創作出好的作品不勞筋骨，苦心誌，絕難成功。
二、 媒介文化對作家主體意識的消解
媒介文化是產生於現代工業社會，以現代傳播媒體為載體，並且以城市大眾為對象，以經濟利益為最終目的的模式化、批量化、平麵化和普及化的文化產品。它是城市化和市場化充分發展後的產物，有著商業性、複製性、娛樂性、平麵性等四個主要特性。正因為如此，人們在享受媒介文化帶來的種種愉悅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地被媒介文化消解、腐蝕，變得唯利是圖、缺乏個性、拒絕深度等。作家當然也不例外。媒介文化對作家精神世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作家的主體意識被解構、破壞。
(一) 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幹擾
創作的自由是作家在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下，不為世俗和利益誘惑，能夠通過文字比較自如地表達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和看法。創作的自由度可以說是獨立意識的集中表現，它是實現文學為人生的根本保證。但是，與媒介共舞的作家，他的這種超越世俗的創作自由則可能遭到嚴重破壞，文學創作的目的也會因此發生變異。在創作電影劇本時，王朔說：“這不是個人化創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價值觀放到一邊，這部戲是給老百姓看的，所以這部戲的主題、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價值觀和欣賞習慣。”當然，為老百姓創作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一味地迎合讀者，將會怎麼樣呢？王朔自己承認“創作的樂趣和幹勁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力帶動的，而這樣的寫作完全不需要想象力。”此時的創作變成了什麼呢？不是作家對生活細致入微的體驗，不是豐富異樣的想象而是“靠套路，一個套路接一個套路。”作家的創作能力和技巧被一個個“套路”取代。這個套路就是用同樣的方法講述著不同的故事，不斷地進行著大量的重複勞動。此時，文學創作的目標隻有一個，那就是賺錢。商業屬性是媒介文化的本質屬性，它貫穿著媒介文化的整個生產過程。媒介文化首先要麵對的是市場，是商業運行規則，它拒絕任何沒有商業利潤的價值、意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媒介文化可以不擇手段。一些作家為了適應市場，適應大眾的欣賞口味，改變了他的表達方式、表達目的和表達內容。責任意識逐漸淡薄乃至消散。在商業利潤的擠壓下，作家既無法超越自我，更無法超越現實。文學創作的自由度被商業利益嚴重破壞，並由此給文學自身帶來極大傷害。
(二) 作家逐漸忘記了責任與使命
作家作為媒介文化活動中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其實並不是媒介文化的主體。媒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從整個傳播過程來看，真正的主體主宰者是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工業的製造者。作家其實也隻不過是參與者。作家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自覺地抵製各種誘惑，秉承文學的使命，而與媒介文化同流合汙，就會受製於媒介文化，按照媒介文化的規則運行。王朔剛剛踏進文壇尚未被媒介牽製之時的作品是有著不少亮點的，而這些作品也是比較受讀者歡迎的。比如《空中小姐》《浮出海麵》等，在這些作品中“我們還是能看到王朔竭力給讀者留下一條光明的尾巴，作品最後占上風的是溫和的情感，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的悲劇中有所觸動並開始自己新的生活”。但是當王朔完全投身媒介文化之後，他的創作發生了質的變化。
1989年，王朔參與改編的幾部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名利雙收的王朔被媒介文化耀眼的光芒照花了眼，在此後的創作中盲目地追逐著大眾，然而王朔卻在對大眾的獻媚中，逐漸喪失了主體的自覺，放棄了精神與價值的追求。“調侃”和“反諷”曾經是王朔作品的特點、亮點和殺手鐧，是王朔作品的價值所在。然後在後期的創作中，王朔的媚俗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由於“‘調侃‘走上了極端，成為‘胡侃’‘胡掄’，有時‘掄’得有些不著邊際，失去了王朔作品最初所具有的審美力和思想的可探討性。”迎合大眾、追逐名利使王朔拜倒在了媒介的“石榴裙”下。媒介文化對作家的文學精神世界進行了無情而徹底的消解，此時王朔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實質。作家的文學理想和價值追求搭上了媒介文化的快車，身不由己地蛻變為利益的工具。“作為‘社會良知’的作家一旦出現了某種精神失衡，整個文學、文化走向也會發生某種偏差。”張磊：《諱言堅守》，《當代小說》2001年第10期。在媒介文化的運行過程中，一切有礙於利益實現的幹擾因素都可能被消解、拋棄。如果作家經受不住名利的誘惑，就可能放棄文學的責任和使命。文學也將再次異化為工具。
(三) 文學創作失去個性和創造性
王朔的小說，抽掉內容剩下的框架基本一樣。“他們都以無業的城市青年為表現對象，寫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遭遇以及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曆程。然而在他們或者在社會上尋找不到位置、或者受到法律懲罰的同時，卻在愛情上或者說在征服異性上得到了補償，他們在成為失敗者和社會罪人的同時，又成了情場上的獲勝者。”文學創作過程就是作家感知生活，表達體驗的過程，是作家能動意識完全釋放的過程。作家創作的每一部作品都滲透著作家的曆史經驗、語言知識、審美氣質。可以說，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就是作家個性世界的一次完美展示。所以，文學創作是講究個性和創造性的，文學的生命也就在於不斷創新，重複自己等於自取滅亡。而媒介文化“它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隻有放棄產品精神內涵的個別性，通過一種統一的模式來達到產品的複製和再生產。”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特性，我們看到無數同質化的媒介文化產品充斥著文化市場。當一種模式被大眾熟悉直到厭倦之後，又開始選擇另外的模式再重複生產。什麼“痞子文學”“身體寫作”等，一浪潮接著一個浪潮，其實是一種模式接著一種模式，掩藏在虛無繁榮的背後是廉價而淺陋的模仿，商業意義解構了文學的內在品性。應該說王朔最初的作品是有著積極意義的，特別是促動文化多元化發展方麵有著特別的作用。但“那種‘痞子式’的人物、語言風格和思想一旦成為一種模式，就變得漂浮起來，沒有實質內容”。
三、 作家主體意識被消解的主要原因及其規避
作家走近媒介文化並沒有錯誤。但是為什麼我們的作家在與媒介文化共舞時那麼容易被光怪陸離的色彩迷惑了雙眼？那麼容易失去自我？考察“王朔現象”，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
(一) 商業經濟時代，作家有些急功近利王朔作為一個作家卻對商業利益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王朔一邊從事文學創作，一邊涉足影視劇的創作，到後來更是親自組建影視創作中心，借助文學“寫手”，進行流水線式的商業寫作。而且也因為他的急功近利，結果把本應該寫成長篇的《動物凶猛》尚未完成就給賣掉了。這樣做的直接後果是“王朔的作品也開始重量不重質，為了牟取暴利，‘逮誰，誰’，缺少文學性。在這種利益的驅動下，一年多的時間居然寫了一百多萬字，可謂嚴重的良莠不齊。”我們應該看到，媒介文化作為一種現實存在已經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並且已經深深地介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空間，甚至開始起著主導的作用。讀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消費市場，正在成為左右文學創作的指揮棒。事實上，有不少職業作家依靠市場獲取了商業利潤，但其作品也表現出很高的文學價值。但其靠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寫作，而非媚俗、炒作等非文學手段。其實，媒介文化是可以成為我們實現文化啟蒙、價值追求的舞台的，媒介文化也同樣可以借助精英文化走向成熟和深度。餘秋雨曾說：“治學的道路與方式，在觀念上應該變化發展，現在每天都有幾億人守在電視機前，電視傳播的功能與作用不能輕視。文化人不能自命高雅，要追求文化行為的有效性。”媒介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已經成為當前我國文化體係的主體框架、精英和主流固然重要，但在不放棄立場的前提下，借助大眾媒介這個舞台，使文學傳播更加有效，豈不是更能符合文學的目的？作為文化人，“既不放棄純文學的審美愉悅職能和精神撫慰作用，也不拒絕大眾文化的消費特性和市場效益”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正確途徑。
(二) 作家對媒介文化的理解發生誤差
媒介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類型，比精英文化有著更為複雜的成分。它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著致命的弱點。它有著強烈的反叛意識和顛覆功能，但它缺乏個性意識和創新精神。它講究外表的華麗而缺少精神的深度。“實際上，大眾文化可以分成兩個路向，固然有些大眾文化產品的水平較差，但是也不否認其中有精品，而且，出精品也是媒介文化的生存之道——即使是工業品，也有質量差別，何況大眾文化也是藝術品。”王朔說“文學就是排泄”。這也許沒錯，但要看是誰在排泄，排泄什麼。如果是蜜蜂的排泄，那是蜂蜜，是營養，是對人有益有利的；如果是蒼蠅的排泄，那是細菌，是病毒，是要傷害人類的。媒介文化雖有媚俗、強製、享樂、空泛等諸缺陷，但我們應該看到媒介文化作為大眾的審美追求，表達了普通大眾的願望、理想、心態、追求，它不僅在喧囂的時代給普通人營造了精神家園，提供著心靈撫慰。而且它在引導人們通往真、善、美，追求自我發展等方麵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現代人一方麵耗盡了自己多餘的‘力比多’，使自己的身心趨向平衡，一方麵重建了日常生活的意義。”所以，有學者指出媒介文化改變了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它在主流權力話語之外建立了公共文化空間，給個人情感要求提供了場域。因此，在我國，媒介文化不僅是簡單的娛樂、消遣，它承載著教化大眾，引導大眾積極向上的使命。因為經濟、教育等原因，大多數人還無法享受到更多的文化滋養。媒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大眾也不僅僅是為了打發時間，消磨人生，人們其實是希望媒介文化給予他們更多的精神食糧和營養，讓他們更加全麵而健康成長。在這個背景下，作家要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其作品應該追求形式的多樣，內容的豐富，在格調上應該是在通俗中追求雅致。在內涵上，盡可能地尋找有利於人們發展的意義、價值等。而王朔卻相反，他不去追求文學的真正價值，隻是為了給人們簡單的“找樂子”，這就本末倒置了。
(三) 作家對媒介文化接受主體的認識存在不足
政治與經濟的不斷發展，為人們接受教育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機會。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使人的個性和自由慢慢地得到張揚。同時社會的良好發展為更多的普通大眾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價值、信念等。人們突然發現追求自我，實現自我的可能性。麵對失敗、麵對競爭的壓力、麵對各種挫折，他們也會低落、也會徘徊和傷感，但“今天的這些企業家也好，創業者也好，70年代長大的這群人當中，實際上是懷著對很多東西的感傷的，但是在感傷的同時他又不忘記攻城略地，不忘記成就他自己的事業”。因此，麵對這樣的社會主流，建設的意義要遠遠大於破壞與消沉。而王朔沒有適應這一變化，去關注普通人的理想與現實、歡笑痛苦、悲歡離合。他依然破壞一切，消解一切，嘲弄一切，調侃一切，依舊沉浸在往日的歡娛之中。沒有看清楚現實的變化，被大眾拋棄也是順理成章。另外，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新的受眾研究理論認為“受眾並非如魔彈論所言，被動地接受信息的影響，而是依據自己的需要，主動地去尋找、選擇信息。”文化的多元化必然帶來人們選擇的多樣化，同時受眾自我意識的覺醒也促動了選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王朔的作品在當前的社會狀態下已經失去了最初的價值和意義，其曆史使命已經完成。換句話說，王朔的作品已經無法滿足社會大眾的心理需要，大眾轉而去尋找更加適合自己的精神食糧。因此，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刺激大眾，都很難勾起大眾的購買與閱讀欲望。
(四) 文學批評期待更多的寬容和理性
王朔的罵與被罵也暴露出了我們的文學批評缺乏足夠的理性和寬容。與王朔的鋒芒畢露相對應，文學界的批評也是尖銳的，甚至可以說是尖刻的。文學批評主要是通過對作家與作品的解析，通過對與作家、作品有關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探討，引領作家及其創作，同時也為普通讀者閱讀作品提供參考，因此，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意義重大。作家與評論家的關係應該建立在平等基礎之上，通過對話和交流，深入作家的心靈深處和精神世界，用自己眼光對作品進行解讀，對作家和作品的評論也是應該具有建設性，不是簡單對與錯的判定，不是打壓、攻擊與詆毀，更不是一種對抗式的批評。但是對王朔及其作品，文學評論界卻表現的不夠寬容，甚至有些偏激。動不動就是“流氓、痞子”，對王朔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全盤否定。即便像王蒙《躲避崇高》這樣比較中肯的評論，也引來一片責難。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學評論秉承著強大的意識形態性，文學評論中的話語“霸權”依然存在。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給我國社會帶來巨大變化。文學作品反映的社會生活豐富多彩，同時，文學創作活動自身也更加複雜和多元。文學評論自然應該適應這一變化，不能墨守成規。本著促進文學和文藝評論共同發展的良好願望，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判應該有新的角度、標準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