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央視“新聞夜話”對楊貴的專訪。節目中楊貴講述修建紅旗渠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他說：修建紅旗渠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楊貴進一步解釋說：我們靠的是什麼呢？一句話，依靠的是人民，依靠人民的前提是“為了人民”。正因為人民知道這個工程是為他們的，隻有建成這個工程才有可能改變他們貧窮落後的麵貌，所以他們才與我們一起，義無反顧，所以才能夠堅持十年之久。我想這是山碑的語言。因為《林縣誌》記載，從明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到新中國成立，513年間天災一百多次大旱絕收30多次，形成人吃人5次。在這裏，水就是命，水與每一個人的生命相關。
山碑語言中有新版“高山流水”。傳說中的先秦琴師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彈琴，樵夫鍾子期領會這是描繪“巍巍乎誌在高山”和“洋洋乎誌在流水”。伯牙驚曰：“善哉，子之心與吾同。”而楊貴在太行山彈琴，是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到河南七裏營蹲點聽琴。譚震林雖在開始聽到鳥獸語而發火——有人反映關於林縣群眾沒有飯吃，把樹皮都搞光了。“林縣的書記楊貴還把‘引漳入林’改名為紅旗渠，為了‘掙紅旗’，不顧群眾死活”。楊貴，這個在太行山上彈琴者，他把彈琴（修渠）當一棵樹，他要在這棵樹上吊死；他把彈琴（修渠）當一條路，“因為所有的生命都必須從水開始”，他要在這棵樹上走到黑。他在接到通知後，沒有聽好心人的提醒，也沒有接受好心領導的暗示，保護自己好好檢查過關，而是彈奏——講修渠與人民的關係。譚震林就是譚震林，在聽了工作人員的調查後，悟出了琴聲中的“巍巍乎誌在高山”和“洋洋乎誌在流水”，心中生出“善哉，子之心即吾心。”當即不僅讚成，還冒著風險指示省、市：“伸手幫一把”。試想，若換成康生之流，或者沒有膽略者，可能對楊貴采取組織措施算是便宜了，若是那樣，還能有紅旗渠嗎……
山碑語言中有中國精神。紅旗渠動工於1960年，正當我們年輕的共和國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勤勞勇敢的10萬林縣人民，苦戰十個春秋，僅僅靠著一錘、一鏟、一釺和兩隻手，變不可能為可能，在太行山懸崖峭壁上修成了全長1500公裏的紅旗渠，結束了十年九旱、水貴如油的苦難曆史。
亙古以來，林縣就是十年九旱，上千年也沒有解決老百姓缺水的問題。為什麼在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解決了？我想，紅旗渠這一破天荒的工程說明，共產黨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一直向下傳承的。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黨，人民群眾就相信。
我們共和國建國60年了。其實，這60年，從建國初的一窮二白乃至一片廢墟，到創造舉世震驚的“中國奇跡”，靠的不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精神嗎？
山碑語言中飽含吃苦在前的公仆情懷。縣委書記楊貴是紅旗渠建成後受到幾乎所有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幾乎家喻戶曉。但曆史記錄下最感人的鏡頭卻是他扛著鎬頭走在修渠民工的前列。講解員說，當時修渠做規劃，是楊貴和測繪隊員一起，騎著馬走遍太行山，方案是一腳一腳踏出來的。工地上每一個工段每天規定的作業量，首先由縣裏幹部帶頭試驗，在他們所完成工作量的基礎上降低幾個點，以此作為群眾的工作量。幹部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絕不是一種形式。幹部在工地上的補助糧，比民工少0.5至0.6斤。1990年，楊貴離開林縣好多年又回時，幾十萬林縣人敲鑼打鼓地歡迎他。當他走進以前他常走訪的貧困戶家時，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大娘雙膝跪在地上，抱著楊貴的腿哭泣道：“楊書記啊，你別再走了，林縣人民真的好想你啊！”我和很多在展廳的人看到這一畫麵都為之潸然淚下。
有一部電視劇的主題曲中有這樣一句：天地間有一稈秤，秤砣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的舉動驗證了一個真理：你心中有人民，行動真的為人民，人民才會記著你。
修建紅旗渠群眾是英雄，這也是山碑的語言。任羊成，知道紅旗渠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個名字。當時的施工完全靠人工作業，每一次爆破後，都要留下許多殘碎的石塊，這些活石隨時都可能給施工現場帶來險情。為了保證施工安全，工地上活躍著一支除險隊，他們終日工作在懸崖峭壁上，冒著生命危險排除險情，保證修渠民工的安全。除險隊員任羊成在一次高空除險時，被山頂落下的石塊擊中，一塊石頭嵌在他的嘴裏，他一聲沒吭，硬是用手掏去口中的石塊和牙齒。有人作過這樣的統計，記者們宣傳過的紅旗渠英雄有1000多個，而導遊小姐卻鄭重地告訴我們，沒有宣傳出去的英雄還多著呢！
在水利學家看來，紅旗渠最大的特點是“懸掛”在南太行的懸崖陡壁上，“在不能修渠的地方修了渠”，是“人”的因素在這項傳奇般的水利工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當年的美聯社給予了這樣的評論：“紅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澤東意誌在紅色中國的典範，看後令世界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