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頭驢身”和大象的對抗
要解決加州的債務問題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政府預算的順利通過和政府信用的恢複。
施瓦辛格提出的2009年加州政府預算案主要包括：一是提高稅收，通過提高銷售稅、汽油稅和汽車執照費等稅費可以獲得144億美元的資金；二是削減各種公共福利開支，小學、大學的教育費用，數百萬老弱病殘的社會福利，以及公務員的帶薪休假等均在裁撤之列，這樣又可以省下上百億美元的資金。這個方案的核心，簡單地說就四個字：開源節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方案需要共和、民主兩黨充分的妥協。共和黨曆來反對提高稅收，民主黨則曆來反對裁減社會公共開支和各種社會福利，因此預算的通過要求兩黨各自讚同和黨綱相反的立場。於是問題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政府預算能否通過決定了政府信用能否恢複。
問題就出在共和、民主兩黨的立場難以協調。在加州參議院，民主黨和共和黨人數之比是24∶15，在眾議院，是51∶29。而據加州憲法，預算或者是增稅必須有2/3的多數議員同意才具備法律效力。於是一個戲劇性的場麵就出現了，盡管作為共和黨領袖的州長施瓦辛格能費盡周折說服民主黨議員同意政府的預算案，但是卻遭到了本黨議員的抵製，一些共和黨領袖堅持至少應該給大公司10億美元的減稅以鼓勵生產。《時代周刊》(2009年2月18日文章)無比辛辣地指出：“為通過預算，共和黨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和民主黨多數議員還在繼續尋求最後一張共和黨選票。”一隻象頭(施瓦辛格)驢身(民主黨標誌)組合而成的政治怪物正在試圖迫使桀驁不馴的大象(共和黨標誌)屈服!
共和黨議員的頑固是因為受製於當地的選民。加州共和黨的基礎選民是出奇的保守，任何敢於跨黨投票讚成加稅的共和黨員，在將來的全國性競選的活動中，如果想從加州募集競選資金，“就像牛蛙想從摩亞為沙漠(Mojave，美國西部的大沙漠)中覓得水源一般”。而為了討好選民，在2月18日的一次投票中，加州的共和黨議員甚至投票罷免了一名打算讚同加稅的共和黨加州參議員領袖的職位。而這種狀況，是多年來加州預算案表決時的常態。施瓦辛格的“金融末日”之歎，也正是被這種政治僵局所激而發的。
所以問題到這裏就非常明顯了，加州“政府破產”的危機其實更多的是一場圍繞政府預算危機而進行的無節製的政黨競爭。
施瓦辛格無奈之下使出了最後一招，他宣布預算一旦無法通過，將被迫解雇2萬名政府雇員，凍結275項正在施工的公共建設項目。由於這兩項措施將撼動包括若幹大公司在內的相當選民的利益，效果幾乎是戲劇性的。
2月19日，就在加州共和黨整治“叛黨”的本州參議員的第二天，加州預算以及加州一攬子救市計劃在政治風雲的變幻中卻獲得了議會多數的讚成票。“這是曆史性的兩黨共同改革措施”，施瓦辛格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激動地宣布，“它將提升公眾對加州的信心，安撫金融機構並使政府可以繼續銷售債券以重建家園。”這一戲劇性轉變的幕後到底還有什麼故事，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我們明白看到的是，隨著政治紛爭的結束，加州的經濟危局也隨之緩解。
加州的“政府破產”之痛，再次證明了一個規律：經濟問題的產生，或許無法被政治鬥爭所左右，但是經濟問題的解決，卻往往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
中美國(Chimerica)會不會出現？(2009年3月27日 09：04：33)
世界格局的“拐點”已經出現
“冷戰”結束後最大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還在不斷深化，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麵臨重新“洗牌”的巨大壓力：隨著新興經濟體獨立利益意識的日益顯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影響國際大格局的“拐點”性事件正在發生著。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和新興國家正在進入一場新的“東西方對峙”，隻不過較諸“冷戰”時期，其內涵和特點都有了顯著的不同：
一、市場經濟模式之爭。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模式才是有前途的和正義的？隨著美國、歐洲救市力度的不斷擴大，政府持有大銀行、大財團、大公司的股份逐步增加，在不少國家已達到控股(即私營經濟的國有化)。國家對經濟幹預的力度越大，受到自由市場經濟崇拜者的反擊就越厲害，相信亞當·斯密關於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自由主義者，把國家幹預看做某種“社會主義”的回歸。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之間，兩種意識形態的爭吵隨著救市措施力度的加大而不斷深化。在即將召開的G20峰會上，美國要求各國加大政府救市資金投入力度的傾向，和歐洲要求加強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力度的傾向，就帶有這兩種不同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爭論的色彩。有著市場社會主義傳統的歐洲，和自由放任傳統主導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分歧不斷。新興國家，由於其獨特傳統，一般都傾向於加強政府監管的立場。新興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一般是美歐批判嘲弄的對象，金融危機正在改變著這個局麵，這是曆史性的拐點之一。
二、美國霸權的繼續衰落。金融危機對美國霸權的衝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受到更加廣泛的質疑。美元作為一國主權貨幣和世界貨幣的職能之間有著不可協調的矛盾，當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國際流動性不足同時存在時，到底是該為了美國一己私利對美元升值，還是為了國際經濟的流動性而進行貶值？此外，美元和石油掛鉤，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受到美元波動的嚴重影響，越來越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穩定。第二，美國所代表的小政府、高消費、高債務、低儲蓄的信用經濟，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麵臨破產的厄運。美國模式受到理論界和實踐經驗的質疑，20世紀八九十年代，眾多拉美國家實行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美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揮下亦步亦趨，但結果導致80年代拉美經濟停滯，被稱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現在拉美貧困人口比例高達40％，是世界上貧富分化、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世紀之交，拉美發生了一係列社會動蕩，1997年以來拉美已有7位民選總統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後，除墨西哥等國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國家，“左派”紛紛上台。大部分國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紀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改變過去一味親美的外交路線，力圖走一條經濟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獨立的道路。
三、新興國家變法圖強的訴求越來越具體化、實務化。俄羅斯、印度等國內都有取消美元主導地位的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3月23日在中國人民銀行網頁上以中英文同時發布《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係的思考》，提出了創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該文被廣泛解讀為新興國家要求廢除美元、重建國際金融新秩序的戰鬥檄文。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經濟變局是政治格局變幻的先導。國際經濟秩序這些風向標性質的“拐點”，越來越強烈地提醒我們：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已在招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重新洗牌的曆史性時刻已悄然而至。
變革的力量和傳統的力量正在展開激烈的較量，誰勝誰負還難以預料，市場經濟模式的優劣之爭、維護一極獨大和力爭多元化的較量、建立國際金融和新秩序的角逐，這些矛盾將以多種多樣的方式滲入到這個時代的每一個角落。觀察重大國際事件，離開這些視角將難以給出有價值的解讀。
眼下所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無論是美國解救“有毒”資產的努力、東歐國家對西歐“經濟鐵幕”的指控、美俄對立的加劇、法國高調重返北約軍事組織乃至中國周邊外交關係的複雜化等等，這個時代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都可以納入這種世界格局大洗牌的視野裏。比如法國高調加入北約軍事機構，既是德法長期競爭歐洲領導權的直接結果，也是東西方競爭的必然。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的離職標誌著德國親近東方疏遠美國的“新東方政策”的轉向，接任的默克爾總理的跨大西洋同盟標誌著德國緊密依靠美國政策的形成，美德聯手直接威脅法國在歐盟的地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興起，又使美歐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受到了巨大的挑戰。法國高調結束遊離於北約軍事指揮機構之外的傳統，則有一舉兩得的功效：加強法美關係，抗衡德國在歐盟內的競爭；加強歐美聯係，抗衡中、俄等新興國家的全麵競爭。
世界格局大變革的“拐點”跡象正在出現，但是這個過程應該是漫長的，甚至是曲折反複的，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其結果也許並非如人所願。但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轉折時期倒容易形成“一邊倒”的社會思潮(多數人相信的並不一定就是真理，這是曆史所屢次證明的)，在有著自娛自樂傳統利益基礎的中國，這種傾向其實更為明顯。上麵隻是自己的一些感覺，不同的看法俯拾皆是，下麵轉引的這篇文章《中國要謹防自我膨脹》，是一篇值得好好閱讀的文章。
中國要謹防自我膨脹
作者：苑基榮
美國人近年來搞出的“G2”(中美集團)、“Chimerica”(中美國)等提法讓不少中國人很興奮，似乎中美可以就此平起平坐了。
這些構想的提出的確反映出，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在世界上得到有力提升，國家形象有了較大改善。麵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國際社會企盼中國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然而，中國的實力還遠沒有強大到構建“G2”取代“G8”的地步。這是對中美關係重要性的一種過度解讀，搞不好會傷害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持續發展。
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實力和能力，是我們作出正確決策的基礎。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額仍是中國的數倍。按人均來算，中國更是處於落後位置。隨著我們開放程度的加深，尤其加入WTO後，中國的國家利益開始延伸至世界各地，但還沒有形成與所在國利益完全互動的局麵，中國在海外的利益還不足以支撐起中國作為強國的地位，況且中國目前還沒有能左右和保護海外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與美國遍布海外的商船和軍隊相比，我們拿什麼來與美國分享這份國際責任呢？因此，雖然目前中國在全球的實力和影響力處於上升通道，但其作用是有限的，不要把大國沙文心態或未富先驕的心態用在中國的對外決策中。中國需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承擔國際責任，不斷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過度解讀別人給我們的稱謂，更不要過度解讀中國的國家實力和能力。
當前還在蔓延的金融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受到了嚴重影響。引人注意的是，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西方出現了一輪吹捧中國國際影響力的聲浪，這股聲浪讓不少國人為之振奮，甚至有了自我膨脹的感覺。實際上，這場危機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是有限的。
首先，經濟危機不會動搖美國“一超”地位。這次經濟危機源於美國金融危機，給美國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造成嚴重傷害，但沒有從根本上危及美國經濟，更沒有危及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經濟危機對美國隻是傷筋還沒動骨。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的調查顯示，經濟危機反而強化了美國的領導地位。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經濟迅速下滑，這導致一些國家的政治出現動蕩，而美國此時的全球領導作用尤為重要。
其次，經濟危機並沒有改變中美之間美強中弱的格局，更沒有動搖美國與其盟國戰略合作基礎。相比較而言，雖然經濟危機可能加快中國硬實力的發展，但與美國相比，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要一段距離；軟實力也是如此，雖然經過布什8年的折騰，美國軟實力有所下降，然而中國依然沒有超越。芝加哥全球事務學會進行的“亞洲軟實力”2008年調查結果表明，過去8年美國在東亞的軟實力實際上有所增強，盡管中國實力提升，但美國在該地區依然居前。
經濟危機爆發後，各國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但美歐日的合作還是主流，其間雖有分歧和紛爭，但其戰略合作基礎依然如故，這從奧巴馬上台伊始以來的外交言行就可以看出來。奧巴馬勝選後給各國領導人的電話中首先還是傳統盟國。而上台後派出的外交團隊中，歐洲派出美國副總統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修複與歐洲傳統盟友關係，同時向俄羅斯發出緩和信號；其本人的首訪國家也是忠誠盟友加拿大；雖然希拉裏國務卿打破常規，首訪亞洲，並且大家都認為其行程重中之重是中國，然而首站還是日本，並一再強調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中國在美國外交戰略中的分量，這本身也是中國在全球中的分量。因此，中國實力和影響力雖然有所上升，但還不足以力挽狂瀾，拯救世界，更沒有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