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次貸危機的全麵爆發幾乎成了上帝造就蓋特納最大的機遇。這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和美國財長保爾森、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實際上構成了美國危機管理的“三駕馬車”，三人聯手合作應對來勢洶洶的金融風暴，無論是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放棄雷曼兄弟公司，主導摩根大通收購貝爾斯登，主導美洲銀行收購美林公司以及處理眼下的通用公司、福特公司、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公司的資金困難以及花旗銀行的倒閉風險等等，蓋特納在時代風暴的風口浪尖經受住了考驗。在平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的排山倒海般的壓力之下，蓋特納再一次表現出舉重若輕的淡定自若，在4月3日為說服國會同意支持摩根大通低價收購貝爾斯登的聽證會上，蓋特納不慌不忙侃侃而談，徹底征服了桀驁不馴的華爾街精英和國會山自命不凡的議員們，人們驚呼“他簡直壟斷了這場聽證會”，華爾街的精英則透著親熱地稱呼他為“圈內人”。不僅如此，蓋特納善於協調人際關係的長處在“三駕馬車”的磨合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高盛公司CEO出身的美國現任財長保爾森做事直接、不拘小節，學者出身的伯南克則更加安靜沉穩，但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自己的見解有一種強迫症似的堅持和自信。蓋特納的機警和靈活使他充分發揮了二人間的橋梁作用，一個接近他的朋友說：“每當有不快出現時，保爾森和伯南克總會接到來自蓋特納的私人電話，然後一切都重歸於好了。”結果是蓋特納獲得了二人的友誼和欣賞，在明確得知蓋特納將接替自己出任下任財長後，保爾森的評語是：我對蓋特納報有最高的敬意，他的判斷力和創造性在保護和增強美國的金融體係方麵將會起到關鍵的作用。
超級精英(superclass)的監管之道
蓋特納夜以繼日地工作，無暇他顧，並且把幾乎耗盡腦力和體力應對危機的工作當成了樂趣，“你應該知道，我們就是為此而生的，就是為這些危機而生的”。當蓋特納的大學同學善意提醒他應該適當注意睡眠時，蓋特納卻這樣付諸一笑。
蓋特納已經被媒體劃入到我們這個星球上的少數“超級精英(superclass)”行列，作為雄踞人類權力金字塔的少數領導者，蓋特納其實秉持的是精英治國的理念，他認為當代金融監管者必須諳熟一種被他稱做“召集權(a convening power)”的新權威，有一次蓋特納召集了5個發達國家的14家金融機構，它們占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95％，蓋特納把它們叫做“14家族”並告訴它們：“隻要你們一個個地行動起來了，每一個人都會跟著你們轉動。”他堅信，即使是處理這個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也隻是少數人的事情：“普遍參與並沒有必要，我們隻需要從合適人群中遴選出一部分關鍵的人手，這是一個更加集中的世界。”
盡管蓋特納基本上可以和奧巴馬等量齊觀地認為都出身於平民家庭，然而隨著他們的上升，作為特權階級的自我認同似乎成為精英團隊的必然歸宿。於是批評之聲時有耳聞：“正是華爾街製造了這場金融災難，蓋特納不過是擴大了華爾街的利益。”
美國國家電視網的評論員Jim Cramer幹脆預言：“如果蓋特納出任財長，我們就完蛋了。”
然而究竟怎樣？世界拭目以待……
施瓦辛格的“破產”之痛(2009年3月13日 09：26：10)
“國家破產”其實並非新鮮事，實際上就像百姓居家過日子一樣稀鬆平常。嚴肅的學術研究同樣支持這樣的論點：美國經濟學家卡門·瑞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高夫(Kenneth Rogoff)研究了西方過去800年的貨幣金融史，發現：在1500年到1800年期間，法國破產8次，西班牙破產7次，“在每一個時期國家破產都是一個普通現象”。那麼，什麼是不普通的呢？
［在古代，國家和社會的“親密”關係，就如同德國明斯特湖中這隻黑天鵝和白天鵝遊船的“愛情”一樣，浪漫但是短暫且最終將破產］
先講講中國近現代及以前的情況。中國封建王朝循環的曆史，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不斷破產的惡性循環，從夏商周開始，直到大清朝的消亡，國家破產的時間間隔平均不超過300年。國家是管理社會的公共機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實質上就是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是專製或者是民主的基本標準。在近現代以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官與民的關係，基本上是官對民的不對稱性的強製服從與被服從的關係。朝廷對於民間有隨取隨要的特權，民間對於朝廷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製約能力。朝廷全靠“體念蒼生”的一念之仁來實行自我約束和克製(可以想象，這種純粹依靠道德的自我約束，在權力、財物和女色的誘惑之下是多麼的不堪一擊)；百姓(社會)如果想獲得和朝廷談判的地位和能力，隻有憑著“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拚命精神。當然，這種極端的做法往往是最後的揭竿起義，是烽煙四起的年代裏暴動的百姓對腐朽王朝的最後一擊。
在缺乏公民社會的古代或者公民社會發育不全的近代，國家(即政府)和社會渾然一體，國家(或政府)破產和社會經濟破產崩潰，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麵。“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整個社會不過是帝王可隨時提取財物的大倉庫，社會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為政府提供取之不竭的金銀實物供應，其主要形式就是表現為各種方式的賦稅勞役。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賣炭翁》中以形象直白的語言表達了政府這種隨取隨要的無限權力：“一車碳，千餘斤，官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綃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碳直。”唐代多少還有些顧忌，盡管是強買強賣，官府多少還能拿出一些陳舊的絲綢來交換。而到了近代，20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有提前收稅到20世紀80年代的，一頁廢紙(“收稅”憑據)，一夜之間就可以把殷實之家剝奪得幹幹淨淨。所以政府的破產不過是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總崩潰的後果。
以上是封建專製社會的政府(國家)破產。
在公民社會充分發育，並形成對公共權力(國家/政府)的有效製約之後，社會形成對國家的有效製約關係，民意機關是社會的代表和國家平等談判的公共場所，民意機關對國家的約束具有剛性的效果：製定法律、審議預算，任何國家行為都要經過民意機關的討價還價才能付諸實施。“政府(國家)破產”也有了不同的含義和後果。“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首英國十七八世紀的民謠，反映的是公民社會對王權的嚴格製約，盡管是破茅房，沒有主人的許可，即使是貴為國王，也是不可以進入普通百姓的私有領地的。
納稅人意識是社會對抗國家的有效意識形態，國家是靠納稅人的稅收來養活的，國家的征稅權和賦稅能力要受到社會的嚴格製約，任何賦稅的征收和金錢的動用，都必須征得公民的同意(一般由民意代表機關，如議會、參議院等來行使這種監督政府的權力)。所以，哪怕是政府窮得叮當響，社會肥得冒油，沒有公民的同意，政府即使是貧餓至死了，也動不了社會的一個銅板。這就是在公民社會和國家二元對立的體製下，政府(國家)破產的真實圖像：完全有可能背靠著一個肥得流油的社會經濟實體，但是卻背負著一個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政府。加利福尼亞的政府破產之痛，就正好是這樣一種現代的文明悖論，或者稱之為“現代文明結晶”更為貼切。這種在封建社會不敢想象的繁榮經濟體之上的政府破產，實際上是文明進步的成果。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早在2007年，德國勃蘭登堡州就已經在申請破產。
下麵這篇文章是奉《大地》周刊約稿而作，以上的文字就算是一個簡單的說明吧。
加利福尼亞的“金融末日”
“加利福尼亞正陷入‘金融末日’!”2008年12月，麵臨政府預算有可能再一次在州議會流產的慘淡前景，加州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再也控製不住，滿眼絕望的神情使很多親耳聆聽警告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這位叱吒風雲的前動作巨星，盡管創造了若幹無往而不勝的銀幕神話，但是在無休無止的黨派利益角逐中卻倍感舉步維艱。
人們從他的話語中讀到的是一個逐漸清晰的慘淡前景：政府破產。
首富之區的赤貧政府
在不少人眼中，加州的困境，就如同阿拉伯神話一樣使人感到不可思議：作為美國經濟的第一大州，加州經濟實力之雄厚，向來是有口皆碑，無論是精英薈萃的矽穀，還是夢幻神奇的好萊塢，以及僅次於印度的世界第八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排名，單憑常識判斷，恐怕沒有人會相信管理這樣一個富庶之區的州政府，會陷於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淒涼境地。
然而，加州政府的絕望處境，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曆屆州政府累計的赤字已經高達420億美元(占美國各州債務總和的一半還多)。“這420億赤字是壓在我們胸口的岩石，不搬除這塊岩石我們就無法呼吸。”1月2日，施瓦辛格以這樣沉重的語調接受了《基督教箴言報》的采訪。
無情的數字背後還有著更加痛苦的現實，加州失業率已經超過9％，10000名政府雇員已經接到施瓦辛格的解雇信，在崗的雇員則得不到薪水；教育經費被大幅縮減，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已經作出了減少入學新生人數的決定；加州監獄的關押人數將縮減40％；困擾加州多年的基礎設施改造、供水、醫療改革則根本無從談起……
然而“政府破產”的含義遠遠沒有“手中無錢”這麼簡單，財政上陷入絕對貧困，還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麵，對於加州政府最致命的困難是——政府的信用同樣也陷入絕對貧困。一個簡單的事實便是，就在施瓦辛格發出“金融末日”之歎的次日，標準普爾指數便將加州的短期債券下調至略好於垃圾股的級別，在美國50個州之中恭居末位，而加州的長期債券也被降至信用觀察檔。
因此，對於州長施瓦辛格而言，加州越來越現實的“政府破產”，至少使他背上了三個沉重的包袱：巨額債務，政府信用危機以及與日見長的失業率。
問題的關鍵是政府的信用問題
美國最富有的州，卻背負著一個債務最沉重的州政府，這確實是人類社會一個對比鮮明的現實悖論。有人說這是美國消費經濟學的鮮活樣板，經濟規模和債務規模成正比，池子裏有的是魚，還擔心還不上養魚所欠下的債務？然而在州長施瓦辛格的眼中，問題絕沒有這樣簡單，加州政府手中的資金僅夠政府維持到2009年3月，“政府破產”正進入倒計時：“我們所麵臨的形勢就如同正在搶救一位因車禍而不斷淌血、正麵臨死亡威脅的受害者，我們不能花費時間討論該調用哪台救護車，送往哪家醫院，需要什麼樣的醫療方案。我們應該做的是立即止血。”
於是人們忍不住想問：加州社會是如此富裕，作為統治機器的加州政府自身為什麼卻狼狽至斯呢？
現代政府的維持主要靠在選民同意基礎上所得以征收的各種稅收，加州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資金收益稅、公司的納稅和營業銷售稅。2003年施瓦辛格接任州長，同時也繼承了前幾任120億美元的預算虧空，新州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隻好用政府未來9年的稅收收入作為擔保，發行了總額為150億美元、期限9年的市政債券，算是暫時解決了財政困境。但是政府發行的債券是要靠今後的稅收來償還的，不曾想到的是，在陳年舊賬尚未了結的情況下，加州卻遭遇到了空前的荒年歉收。加州最大的一項收入資金收益稅，受金融危機之累(加州經濟屬於典型的外向型經濟，每四個就業崗位中就有一個是和國際貿易相聯係的)，因為股票市場下跌而嚴重下降；同樣顯著下跌的還有公司納稅和營業銷售稅(該項稅收從2005年開始就節節下滑)，幾項累加則導致了加州政府的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年成歉收加之陳年舊賬，加州的財政狀況也就每況愈下，並最終發展到瀕臨破產的境地。
然而，加州真的會破產嗎？似乎沒有人願意相信治理這個星球上頭號強國的第一經濟強省的州政府會真的淪落到破產的境地。1月19日出版的《福布斯》雜誌以一種樂觀的語氣寫道：“美國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州真正破產。是的，這種情形有可能發生，但是我們認為不會發生。”
曆史上的類似事件似乎也在印證這種樂觀的論調。施瓦辛格絕對不是美國第一個麵臨政府破產威脅的地方政府長官，1975年的紐約市市長、1978年的克利夫蘭市(俄亥俄州最大城市)市長，都差點成為這方麵紀錄的創造者(但兩個城市都是在最後關頭被拯救)；1994年加州的奧瑞基縣(Orange County)倒是真的登記破產了，但是它畢竟隻是一個縣，而不是一個州，“但是至今沒有一個州破產，其原因在於各州發行的普通義務債券(state-issued general obligation bonds)的信譽確實可靠”。這句話抓住了問題的核心，欠債其實並不可怕，關鍵是欠債影響了政府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