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報道任務後到喀布爾機場搭飛機返回。怕出意外，我駐阿使館的宋鵬洲外交官特地送我到機場，但是還是被小小地敲了兩記竹杠。記者出行，器材特多，除了必須托運的行李箱和三腳架，我隨身還帶著四件行李——攝像機、照相機、手提電腦和隨身雙肩包。負責安檢的機場工作人員一見就不樂意了：“你隻能帶兩件行李，其餘要托運!”相機、電腦等是精密器材，容易損壞，不可能托運的。看我有些著急，對方比畫了一下，“小費!”我盡管有些意外，但是總算放了心，翻開雙肩包，找到幾個硬幣(相當於30多元人民幣，普通阿富汗人有的可能一天也掙不了1歐元)，遞給了對方。或許我的表現在當地人看來簡直就是大老冒，我還在和這邊的人交涉呢，一名本地土著拿起我的三腳架和行李箱就往前走。我製止不及，“他肯定是找你要小費的。”陪我的宋先生說。給就給吧，我有些泄氣。果然，那人拿著行李走了不到5米遠，就折了回來，伸出手來就索要小費。我翻看錢夾，已經沒有硬幣了，唯一最小麵值的就是一張5歐元的紙幣。破財保平安，我掏出這張5歐元的紙幣交給對方。誰料到這位土著一收到錢就把行李撂在地上，扭頭就要走。“咳，你還得幫我拿啊!”這位先生又伸出手來：“那還得再給10歐!”所謂“盜亦有道”，怎麼剛收了錢就翻臉不認人呢？我一時被這位先生氣得有些反應不過來，“你走，你走，我不需要你了!”在人家的地盤上，我也隻好自認倒黴了。
其實我一向認為，苦難產生不了甜蜜的果實，一個社會整體的苦難將會毒化這個社會的整體。記得曾經聽過一句俏皮話，大意是說在一個人心澆漓的社會裏，大致可以劃分出三類人：貪官、奸商和刁民。我並不想拿這個來比附所看所曆，然而有時候冥思片刻，卻發現這句俏皮話還是值得玩味的……是什麼東西毒化了我們的社會？
三日三重天——邂逅阿富汗之三(2007年12月24日 00：57：15)
我於11月13日經印度新德裏轉機到達喀布爾，11月15日從喀布爾再經印度新德裏，稍微停頓後轉機再回到德國慕尼黑。其間走馬觀花般經曆了所謂的戰亂地區(阿富汗)、發展中地區(印度)和發達地區(德國)，按照古代文人稍微誇張的說法，可以稱得上三日曆盡三重天了。其間的反差以及這種反差作用於心理上所產生的對比和震動，對於我個人而言，的確是一種難得的心路曆程和人生閱曆。我一貫相信，記者嘛，倒不必深刻，貴在有所見就能有所感，而尤其寶貴的是有所感即能有所言，隻要能做到犀利鮮明，不人雲亦雲，便是沒有辜負所謂“新聞就是正在發生著的曆史”的美譽了。
總的感覺是，三天似乎遭遇到神奇的時空穿梭，經曆了三重天。
喀布爾總的氛圍是給人一種緊張的感覺。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的無政府主義，即使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也總是使人擔心所謂的“恐怖分子”會“從天而降”，平白遭遇一遭無妄之災。而因為法製的漏洞和貧困、戰亂所導致的物質緊張和道德滑坡，總是使人們耳邊充斥著一些公共權力行使者借機勒索的傳聞，至於駐喀布爾北約軍隊因為過敏反應而導致的一些錯誤，比如對自己人開槍等之類的傳聞，更加加劇了人們對於“戰亂地區”的直觀體驗……一句話，喀布爾是一個使人不敢放鬆的地方，換句話說，就是容易使人緊張。而這種緊張，實質上是源於公共產品的缺失或者說其質量沒有保障。什麼是公共產品？請原諒我使用這種文縐縐的字眼，因為“公共產品”這個名詞的確具有相當的濃縮概括力。在現代的資本主義體係的國家學說中，公共產品是指政府應當為人民提供的安全保障、公共建設以及各種社會福利等等。在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中，公民的“安全”，在所謂“天賦人權”中就是被排在第一位的。然而在阿富汗，“安全”在相當程度上並不取決於政府的決心和努力，而是取決於種種不可測因素的綜合作用，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奇乃至我們的外長等政要訪問喀布爾都無一例外地采取秘而不宣的突然襲擊式，充分說明了阿富汗安全局勢的特殊性。在這種地方，如果你曾經聽說過曆代中國百姓所喟歎的“亂世人不如太平犬”，我想一定會有一種與我心有戚戚焉的頓悟!
［我駐阿富汗大使是我國在全球各國兩個配備安全武警的大使之一］
所以從喀布爾一到達新德裏機場，我的第一句話是：總算回到了文明社會!其實相對於阿富汗而言，在我的經驗中，印度是一個比阿富汗還要神秘的國家。中國人和印度的淵源很早，最有名的是那個帶領一隻猴子、一頭豬和一個苦行僧到天竺取經的和尚——唐三藏，而孫悟空的原型就是印度的神猴。最早直接聽到的關於現代印度的議論來自於同事，他們抱怨：在印度，一切事情總是在無休無止的等待中使人被消耗得銳氣全無。而印度民間對於中國的無知似乎更遠遠勝過了中國民間對於印度的無知。(舉個例子，我曾經超過兩次聽到不同的人給我說同一個趣事：一名印度的百姓指著地鐵列車很驕傲地對一名來自中國的旅遊者說，這就是地鐵，你們中國有地鐵嗎？)我首次最直觀地感受印度就是在這次奔赴喀布爾的途中，11月12日夜間10點從法蘭克福到了新德裏機場，開往喀布爾的班機得到13日早上7：40起飛。但是好容易熬到了早上7點鍾，卻沒有人通知在哪裏辦票以及在何處安檢。等我一頭霧水般地弄明白了登機的有關程序，印度航空公司的人卻告訴我，我所托運的兩件行李找不到了!(喀布爾屬於特殊地區，從德國發往喀布爾的行李不能直接托運到達，必須在新德裏重新提出再重新辦理托運。)馬上就要登機了，我那個急呀：“你們得給我一個文字的東西，證明行李是在新德裏機場不見的!”對方根本不買賬：“我們現在確實找不著了，但是我們會繼續尋找的，你先上飛機!”“還是找不著呢？你們得給我寫個東西!”“不可能，我們反正不會給你寫任何東西的，你愛上飛機不上，誤機了我們概不負責!”這才叫“秀才遇到兵”，沒辦法我隻得悻悻地上了飛機。此番遭遇切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道印度人都這麼不講道理？然而等我再次從喀布爾轉機經過新德裏的時候，我忽然間悟到了印度和喀布爾的區別：不管印度人講不講道理，我是敢於和他們爭論並要講一講自己的道理的，然而在喀布爾，我懷疑自己是否在同樣的情況下敢於來講這個道理。所以這就是所謂的“文明”的直觀含義。然而，在印度我卻經曆了另外一種緊張：不斷被提醒在公共場所要小心隨身包裹，謹防失竊；買東西後一定要檢查找補的零頭，因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短斤少兩(我在印度就親身經曆了兩次買東西時被人故意少找錢的經曆)；買礦泉水一定要認準特別的品牌，因為其他的品牌很可能導致腹瀉不止的後果；而大街上牛車、自行車、拖拉機、缺胳膊少腿的掉牙車和奔馳、本田等高檔轎車和平共處的局麵以及快速行駛的各種車輛之間幾乎零距離的“親密接觸”度，確實把坐車轉變成了一種有些刺激的獨特體驗，等等。一句話，這是發展中國家在有基本安全保障下的亂象!
［喀布爾街頭的戰鬥機成為城市裝飾的一部分，顯示了這個國家的特殊戰爭環境］
而從新德裏飛往赫爾辛基，就的確有一種漸入佳境的感覺，早上抵達赫爾辛基，機場處於一個大平原中，飛機須得盤旋轉彎才能降落，其間我從舷窗裏望出去，前景正好是飛機巨大的機翼，機翼下赫爾辛基特有的針葉林靜靜密致並快速地從機翼下劃過，早間的涼氣似乎透過薄薄的雲霧也滲透到飛機裏來了——我突然間覺得這似乎是哪一部大片中的特寫鏡頭，有一種很新鮮有趣的感覺——現在想來其實是一種心態上的較為自在的放鬆，已經有心看風景了!此後無論是在整潔的赫爾辛基機場，還是回到了慕尼黑，都確實體會到一種逐漸放鬆的感覺：因為我不必擔心行李會莫名其妙地失蹤，也不必擔心可能會遭遇令人鬱悶不已的刁難，也不用時刻擔心在公共場合可能會丟失財物。一種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意識，從踏上歐洲的那一刻，就自發地從自我意識中萌生——這其實是一種條件反射，在歐洲久居之後對整個社會基本運行狀態的信任，說穿了，就是一個法治社會帶給人的基本安全感。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老歐洲的確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研究重視。然而三地所帶給我的三種不同感受，確實使我想到了我們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我國社會正處於工業社會的初級階段。那麼能否對其提出超過這個初級階段的期待和要求？我覺得其實我們看起來似乎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行動在同一片藍天下，其實從發展程度來看，我們卻實實在在地處於一個時空紊亂的多維空間，無論從社會發展程度還是從國力來看，中國其實和印度等國家就是處於同一個層級的。所以我想，麵對西方要把中國提升至“發達國家”行列的壓力，我們似乎謙虛一些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
［印度的驕傲——泰姬陵］
(附：11月15日剛從喀布爾抵達新德裏，感受深刻，當時胡謅了一首打油詩，錄於下，也算一種心路剖白吧：
自喀布爾返柏林途經印度夜宿德裏有感
滿目殘垣焦壁，破落煙焰障目，兵驕民更悍，恍如洪荒中古；
涉足佛國熱土，一夜聞鴉布穀，嘶啞、嘶啞，終是文明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