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我又拎出一個新妁聊天題目，即“優雅的歲時佳節”，相信你會有興趣的。
風俗，是中國文化史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地方民伺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中國的風俗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習慣，道錨的一座無比豐富的寶庫，而歲時節日風俗更是以其獨具民族特色的風貌，風姿，風采展現在我們麵前，我們常常陶醉在此時過年過節趣事的回憶之中。
我國的歲時節令可謂豐富多采，除了你所知道的春節，元霄節，端午節，中秋節之外，還有許多是你不太熟悉的，比如農曆三月上旬的上巳節，寒食節，清明節，六月六日的曬書節，七月七日的七夕乞巧節，九月九日的重陽節等等，它們充滿著曆史與文化的絢麗色彩，是我們民族千百年來的心理積澱，作為華夏龍的子孫，是不可不知道的，在長期的流傳與演變中，它們具備了一種審美上的意義，當我們興致勃勃的參與時，可以領悟一種曆史的氛圍，文化的氣象，美學的內涵，精神的愉悅。
我們的話題就這樣來展開吧，對於你所熟悉的，我可能略敘，或者述說你所不了解的部分。但我想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闡述歲時佳節的妙旨，你看好不好?
第一節歲時佳節與曆史的沉積
我首先要說的是端午節。
這是一年中的一個大節日。提起它，我們就會想起愛國詩人屈原。因為這一天，他所熱愛的楚國被滅亡了，他憂國憂民，一腔悲憤，在湖南淚羅江邊向天長泣，然後投水。自盡了！
屈原是周末楚國人，博聞強記，精於詩詞，明於治亂，任三閭大夫之職。當時正是秦、楚爭霸的時候，屈原力主反秦，因此遭到親秦派的靳尚等人的排斥，並在楚懷王麵前說屈原的壞話，屈原就遭到了冷遇。此後，楚國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危急，楚懷王被秦國誘捕，因拒絕秦國割地的要求而客死於秦。襄王繼位，不報父仇，不振興國力，於是屈原又力申已見，駁斥親秦派的謬論，觸怒襄王被流放到湖南長沙。不久，即投汨羅江而死了。
端陽節是為紀念屈原而確立的。
在這一天，江河上龍舟竟渡，鑼鼓震天，兩岸觀者如堵。
同時還吃粽子。粽子是用粽葉包糯米蒸熟而成的，因為成尖角之形，所以又稱“角黍”。
關於包棕子祭吊屈原的說法，最早見載於晉人劉義慶所撰的《世說》，“後人吊之，因以五色絲角條(粽子)於節日投江以祭之”。
這表達了人們對屈原的熱愛和崇仰。
我的故鄉湖南湘潭，對於五月五日的端午節特別注重，從五月初一起，就氤氳著節日的氣氛了，家家門上掛菖蒲、艾葉，街巷之中散發著棕葉和糯米的清香。到了過節這天下午，江上二十餘條龍舟，各結對競賽，江上的鑼鼓聲，岸上的鏡炮聲、爆竹聲，歡呼聲，響成一片。到了晚上，比賽贏了的龍舟所屬區域，張燈結彩，唱歌演戲，舉行“龍頭會”——即抬著龍頭，敲鑼打鼓地遊街，一路呼喊：“贏了啊——贏了啊——”
自小至今，我對這個節日是極為喜愛的，那種氣息滲入了我的血液，每當我站在江岸觀看龍舟飛走時，必頭就會升起一種崇高的感情，甚至眼眶也是潮潤的。後來，我寫了一個中篇小說《水龍吟》發表了，寫的是家鄉端午節的人與事。
朋友，你可否有這種體驗？
作為我們，既是一種曆史文化的接受者，同時又是一個曆史文化的“載體”，整體生命的永無盡頭，民俗民風也就傳之不衰。
農曆的三月三日是上巳節，清明節的前一天則是寒食節。
它的起源據稱與春秋時晉國公子重耳的部下介之推有關。重耳流亡國外十餘年，介之推護駕有功。當重耳返國就位，介之推卻躲入深山不願出來做官。重耳命人放火燒山，想逼介之推出來，不料卻把介之推燒死了。後人為了紀念他，這一日禁火，故稱“寒食”。
寒食節後即是清明節，唐代在這天晚上，由宮內傳火炬出，賜予近臣。所以詩人韋莊有詩為證：“內宮初賜清明火”。杜甫也說，“朝來新火起新煙”。在寒食這天“禁火”，人們便提早製作甜餳(麥芽糖)，吃冷粥幹餅時，摻一點甜餳，味道很可口。唐詩裏寫這種情景的詩句不少，如李麵隱的“粥香餳白杏花天”即是。
第二節歲時佳節與人性的開放
朋友，上節我說到歲時佳節是一種曆史的沉積，而這節我卻想述說它對於人性開放的作用。
自古以來，我們民族往往禮法繁重，對人性造成了許多的禁錮與約束，尤其是對於女性。但廣些歲時佳節，卻反其道而行之，主張衝決禮法所局限的小小時空，走向一個共歡共樂的廣袤天地，扭脫種種對於人性的束縛，使生命本體處於一種自由狀態之中，這在心理學上叫做壓抑感的消除，也是心態的凝固狀的打破，獲得一種新的平衡。
你大概很喜歡元宵節吧。
早在漢朝時，正月十五已經是個不平常的節日了。《史記》樂書說：“漢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祀，至明而終。”太一也稱泰一，據說是北極神的別稱。《漢書》上也說：“執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敕許弛禁，謂之‘放夜’。”由此可見，一方麵朝廷在正月十五祭祀北極神，另一方麵民間則夜不禁行，可以任意地外出過節。但元宵節的真正形成，是到了唐朝以後。
元宵節也稱為“燈節’，可見燈是它最大的特色了。從正月十三“上燈”日開始，市麵上就掛出了各種花燈，供人購買，蔚為燈市。到了十四日的“試燈。，各處紛紛搭起牌樓，鼇山、燈棚，或放煙火，燈彩，預慶元宵。到了十五日開始算“正燈”，不但各處有燈會，比賽花燈，小孩子也紛紛提著燈籠遊行玩耍。
除了燈，還有舞龍舞獅及踩高蹺走旱船等文娛節目的表演，燈上還寫著各樣謎語互相猜射，元宵店出售甜美的元宵小吃……
在元宵節裏，男女老少都可以任意參加，決沒有人幹涉，特別是那些閨閣中的少女也可以雜在人叢中，觀燈、觀戲，當然也觀人，自由自在，一露其天真情愫。
明代散文家張岱在《紹興燈景》一文中，對這情狀有過這樣的描述：“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觀燈，否則，小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日‘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
這是何等可喜的情景，什麼禮法也不起作用了，人性得到最大的開放。
所以，我們在古詩文中，常讀到少男少女們，在元宵的夜晚，相約見麵，互訴衷曲，了卻一番思念，締結美好的愛情，或者留下許多悵憾。
宋代的一位女詞人朱淑真，寫過一首《生查子》的詞：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寫的是一個年青姑娘曾在去年的元宵夜與情人相會，而今年的元宵夜，心上的人卻不見了，所以非常痛苦。
元宵夜的歡樂總是令人羨慕的，那些輝煌燦爛的燈，那些新奇的燈謎，那些精彩的舞龍舞獅，那萬頭攢動的場麵，使人的各種感官全部打開，可以為之傾倒，為之喝彩、鼓掌，彼此之間可以交談，寂寞和孤獨都消逝了，真正地沉入“樂感文化”的欣賞中去。
在元宵夜，還有一個專屬女性的活動，叫做“走三橋”，劉侗《帝京景物略》中記載道：“元宵，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揚州等地名之為：“走三橋”，“凡婦女新年步行過三座橋，則一年無病。月下結伴同行，曰：走三橋”
走三橋能夠防病去疾，當然雜有迷信。但在封建社會裏，男尊女卑，禮教森嚴，婦女們隻能老守房幃，“走三橋”使婦女獲得自由，這對於封建禮教，無疑是一種抗爭，一種篾視。
另外，還有大年初一的拜年，清明節的踏青郊遊，七夕乞巧，重九登高，都是這樣的性質在內。
比如清明掃墓，總有一些悲傷的氣氛，然而在浙江一帶，則變成了一種浩大的郊遊活動，男女出動，不拘禮法。張岱也有過精彩的描寫：
“越俗掃墓，男女服靚裝，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
這“厚人薄鬼”說得真好，無非是重視此一刻人的本體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至於七月七日的七夕乞巧，則是為女性之專有。向誰乞巧，當然是向織女乞巧。這一天，分別了一年的牛郎織女，在鵲橋上相會，於是女性便向她乞巧——用五彩絲線穿過特製的七個針孔的“乞巧針”，穿得快的就表示乞得巧了。當然還有“丟巧針”之類的活動。
我個人認為，這乞巧還包含著另一層意思，即乞求一種美滿的自由的愛情結合形式，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
在現代社會裏，使人的生命不斷進入一種自由狀態，大概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吧!
最後，我還想講講1976年清明節，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件。
那是倒行逆施的“四人邦”，興風作浪的最後一個年頭，全國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特別是敬愛的周總理因操勞過度與這夥反革命日夜鬥爭，以致病倒，搶救無效而離開了全國人民。就在這個清明節，北京的各界人士，利用祭典先賢的風俗，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放置花圈、挽聯及悼念的詩詞，廣場成了素潔的靈堂，那些詩詞表達了對周總理的崇敬，聲討了“四人邦”的亂黨亂國亂軍的滔天罪行。“四人邦”十年專製統治，在清明節受到極大的衝擊，人民歌哭怒罵，真是難以忘懷。雖然，為了悼念周總理，人民付出了血的代價，但換來了幾個月後粉碎“四人邦”的偉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