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以“未知友”署名給容庚寫信，以尋求甲骨文研究資料。時容庚任燕京大學教授、《燕京學報》主編，他無私地將自己所能搜羅到的資料全部寄給郭沫若。但對郭的政見和熱心政治的行為容庚並不讚同，他曾在信中勸郭埋頭於學問。1946年，容庚在重慶第一次與郭沫若見麵，相談並不歡暢，他事後與人談起，用“退廟之僧”來形容郭，意指郭不務正業。
1962年3月，康生驅車訪容庚，在中山大學康樂園裏傳為奇聞。康生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他在“黑石屋”與容庚談論文物收藏、書畫鑒定，兩人因容庚所藏《蘭亭集序》真偽問題爭得麵紅耳赤，令在座的中山大學領導目瞪口呆。康生敬重容庚的學識和膽量，支持他北上考古訪學，還親自為他開具給各地黨委宣傳部門的介紹信。
容庚著作等身，其《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被學界奉為圭臬。但他的學術成就主要是在北京完成的，1946年，容庚南歸，任嶺南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主任。1952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容庚任中山大學中文係教授。由於學術氛圍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容庚無法致力於自己長期經營的彝器銘文研究，甚至也無法進行正常的學術研究。容庚將興趣逐漸轉移到書畫碑帖上來，寫出過《叢帖目》、《頌齋書畫小記》這樣的重要著作，但他常常對人說，自己“解放後一個字也沒有寫過”。因為，他賴以生存的學術土壤已不複存在。但是，容庚的個性在這個時期更加凸顯出來，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表現出一位學人的錚錚鐵骨。
1958年，中山大學中文係的董每戡、葉啟芳等教授被打為“右派****小集團”，容庚為他們奔走呼籲，學校領導警告他：“容庚，你已經到了右派的邊緣！”他坐在台下大聲回應：“我退休！”
1958年“交心”運動中，容庚又有許多精彩言論，據陳世鐃日記記載，容庚說：“這幾天，我的思想很沉重。思想像竹子，有些地方通了，許多地方還是不通……”
1966年5月，全國都在批判吳晗、鄧拓，“文化大革命”一觸即發，容庚仍在會上為吳晗、鄧拓喊冤叫屈。他說：“毛主席自己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但現在卻把這批文章（《燕山夜話》）說成****反社會主義，還有誰敢提意見，這不是防民之口嗎？這樣防民之口，隻好掛個牌牌‘莫談國事’了。”就這樣，容庚成了中山大學第一批“牛鬼蛇神”，與劉節、謝文通並稱康樂園裏的“三家村”。
容庚曾自稱野馬，誰也駕馭不了，又自稱鬼鎖，誰也打不開。“文革”開始不久，他的研究生們就貼出大字報——《堅決砸爛容庚這把“鬼鎖”！》，揭露其“****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召開大家行動起來，“堅決砸爛這把‘鬼鎖’，宰掉這匹‘野馬’！把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71年10月30日，批林批孔運動中，中文係教職工學習中央文件，容庚說：“鬥爭鬥爭，我心裏一直不安，鬥來鬥去，莫須有。”“不說又不行，沉默就是反對，又一條罪狀！究竟怎樣做人好，如果七八億人都擁護，中國是無敵於天下的。可是現在還有兩種人，把話悶在心裏，不敢說話，這不是好現象。”“整天喊思想改造，越改造越壞。”
這就是容庚。中山大學校長黃煥秋在容庚追悼大會上致悼詞時說：“在十年****期間，他身處逆境，備受迫害，依然剛直不阿，不講違心之話，不作背理之事。”這是對容庚最直白、最平實的讚譽，這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