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裏,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是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鹹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複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麵撥巨款搶救,一方麵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鹹豐二年江蘇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複,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
第二天,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漸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
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
這天晚上胡雪岩備下三封極其切實的信,第二天一早帶到龐二那裏。投桃報李,他交給胡雪岩的兩封信也很實在,一封是委托書,一封是寫給他在上海的管事的,特意不封口,請胡雪岩代發,意思是讓他過了目,好放心。
這使得胡雪岩對龐二又有深一層的了解,做事不但豪爽,而且過節上的交代,一絲不苟,十分漂亮。
二十有了這封委托書,胡雪岩要好好的動腦筋了。
他不斷跟古應春有書信往來,上海方麵的生意,是托古應春代為接頭,尤五的一切情形,也是由古應春代達。所以龐二這麵談成功,他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告訴古應春,然後料理杭州這方麵所經手的事務,預備在十二月初動身到上海,盡月半以前把絲賣出去,好應付公私帳目。然後開了年,另外再推出新的計劃,大幹一番。
不多幾天,古應春的回信來了,讓胡雪岩大出意外的是,洋人那方麵變了卦,表示年關以前,無意買絲。表麵是說,他們國內來信,存貨已多,可以暫停。實際上照古應春的了解,外國人也學得門檻精了,知道中國商場的規矩,三節結帳,年下歸總,需要大筆頭寸。有意想“殺年豬”。如果胡雪岩價錢不是扳得太高,則洋人為了以後的生意,也下會趕盡殺絕。
“事情麻煩了!”胡雪岩跟劉不才說,“我自己要頭寸在其次,還有許多小戶,不能過關,一定會倒過來懇求洋商,雖然他們這點小數,不至於影響整個行情,但中國人的麵子是丟掉了!”
“那就隻有一個辦法,”劉不才已經把胡雪岩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世上沒有難得倒他的麻煩,所以語氣非常輕鬆,“你調一筆頭寸幫小戶的忙,或者買他們的貨,或者做押款,叫他們不要上洋人的圈套,不就完了嗎?”
胡雪岩最初的計議就是如此,難就難在缺頭寸,所以聽了他的話,唯有報以苦笑。
這一下,劉不才也看出意思來了,“老胡,”他說,“我看龐二也是吃軟不吃硬的脾氣,聽見洋人這樣可惡,一定不服帖,你何不跟他商量一下看?
他的實力雄厚,如果願意照這個辦法做,豈不就過關了?“
話是說得不錯,但自己有許多公私帳務,一定要有個交代,那又如何說法?這非得細細地通盤籌劃一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