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裏，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是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鹹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持，準備恢複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麵撥巨款搶救，一方麵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鹹豐二年江蘇的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複，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
第二天，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漸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
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
這天晚上胡雪岩備下三封極其切實的信，第二天一早帶到龐二那裏。投桃報李，他交給胡雪岩的兩封信也很實在，一封是委托書，一封是寫給他在上海的管事的，特意不封口，請胡雪岩代發，意思是讓他過了目，好放心。
這使得胡雪岩對龐二又有深一層的了解，做事不但豪爽，而且過節上的交代，一絲不苟，十分漂亮。
二十有了這封委托書，胡雪岩要好好的動腦筋了。
他不斷跟古應春有書信往來，上海方麵的生意，是托古應春代為接頭，尤五的一切情形，也是由古應春代達。所以龐二這麵談成功，他第一件事，就是寫信告訴古應春，然後料理杭州這方麵所經手的事務，預備在十二月初動身到上海，盡月半以前把絲賣出去，好應付公私帳目。然後開了年，另外再推出新的計劃，大幹一番。
不多幾天，古應春的回信來了，讓胡雪岩大出意外的是，洋人那方麵變了卦，表示年關以前，無意買絲。表麵是說，他們國內來信，存貨已多，可以暫停。實際上照古應春的了解，外國人也學得門檻精了，知道中國商場的規矩，三節結帳，年下歸總，需要大筆頭寸。有意想“殺年豬”。如果胡雪岩價錢不是扳得太高，則洋人為了以後的生意，也下會趕盡殺絕。
“事情麻煩了！”胡雪岩跟劉不才說，“我自己要頭寸在其次，還有許多小戶，不能過關，一定會倒過來懇求洋商，雖然他們這點小數，不至於影響整個行情，但中國人的麵子是丟掉了！”
“那就隻有一個辦法，”劉不才已經把胡雪岩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世上沒有難得倒他的麻煩，所以語氣非常輕鬆，“你調一筆頭寸幫小戶的忙，或者買他們的貨，或者做押款，叫他們不要上洋人的圈套，不就完了嗎？”
胡雪岩最初的計議就是如此，難就難在缺頭寸，所以聽了他的話，唯有報以苦笑。
這一下，劉不才也看出意思來了，“老胡，”他說，“我看龐二也是吃軟不吃硬的脾氣，聽見洋人這樣可惡，一定不服帖，你何不跟他商量一下看？
他的實力雄厚，如果願意照這個辦法做，豈不就過關了？“
話是說得不錯，但自己有許多公私帳務，一定要有個交代，那又如何說法？這非得細細地通盤籌劃一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