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裏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麵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應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雇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象”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
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複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征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
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了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裏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
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
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這一名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占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鬥。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製官吏，小戶如托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為一幫。這就是遊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
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為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怔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為“受兌”。一麵征糧，一麵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
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分所當為。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幹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厥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征。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潛”，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就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啟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隻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為“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為“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麵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好，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鋪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