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與他省的交通最不便，出川入川攜帶大批現金，不但麻煩，而且有風險。於是雷履泰創行彙兌法，由日升昌收銀出票，憑票到指走地點的聯號兌取現銀。當然，彙兌要收彙費，名為“彙水”。彙水並無定額，是根據三個因素計算出來的：第一，路途的遠近，遠則貴，近則廉。第二，銀根的鬆緊，大致由小地方彙到大地方來得便宜，由大地方彙到小地方來得貴，因為地方大則銀根鬆，地方小則銀根緊，如某處缺乏現金，而有待兌的彙票，則此時有客戶交彙，正好濟急，反有倒過來貼補客戶彙費的。
最後是計算銀錠的成色，銀錠的大小，通常分為三種，最大的五十兩，為了便於雙手攜捧，做成兩頭翹起的馬蹄式，即所謂“元寶”，而出於各省藩庫的，稱為“官寶”，其次是中錠，重十兩，有元寶形的，稱為“小元寶”，但通常都做成秤錘式，最小的或三兩，或五兩，通稱“銀錁”。再就是碎銀，輕重不等。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製，如江浙稱為“元絲”，底凹上凸，以便疊置。但不管任何形狀、大小，銀子的成色，各地不同，需要在交彙時核算扣足。
由於彙兌憑票兌銀，所以叫做“票號”。早先運送現銀的方法，如果不是隨身攜帶，就得交鏢局保送，費用大，麻煩多，走得慢，而且還有風險，萬一被動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鏢局雖然照賠，但總是件不愉快的事，所以票號一出，請教走鏢英雄好漢的人就少了。
早期的票號，多為大商號兼營的副業，到鹹豐初年，始有大量專營的票號出現。但票號的勢力不得越長江而南，因為江南的錢莊，為保護本身的利益，一方麵仿照票號的成例，開辦彙兌業務，一方麵力拒票號的侵入。至於票號除彙兌以外，以後亦經營存款及放款，所以票號與錢莊的業務，由於彼此仿效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隻是在規模上，錢莊遜於票號而已。
錢莊業多為寧紹幫所經營，而鎮江幫有後來居上之勢。但在同治到光緒初年，全國最大的一家錢莊，規模淩駕票號而上之，同時他的主人亦不屬於寧紹幫，是為當時金融業中的一個特例。
這家錢莊的字號叫“阜康”，它的主人是杭州人。
一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什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隻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況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裏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舍不得走，中午四個製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隻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麵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而且為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隻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分，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象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裏麵是紡綢小褂褲，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貢緞的雙梁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
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拚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夜深客散，茶店收攤子，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他已經雇好了船，無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竟不能與胡雪岩見一麵話別。
後來洋務運動中，幾經折騰，他便由錢莊夥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構築了以錢莊、當鋪為依托的金融網，開了藥店、絲棧，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為“藩台”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鹹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惇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
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帳，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起事，所以江蘇的蘇、鬆、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穀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於成龍先後開“中河”，曆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