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首都醫科大學前黨委書記、校長杜金香
首都醫科大學是北京市的一所重點高等院校，創辦於1960年。已故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教授為首任院長。建校50多年來，首醫一直秉承“敬畏生命，珍重健康”的價值取向，“扶傷濟世、敬德修業”的立校之本，“愛國奉獻、艱苦奮鬥、救死扶傷、嚴謹求實”的治校原則，“勤學、博思、求精、創新”的治學理念，形成了穩固的學科基礎，建設了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培養了眾多的醫學人才，提供了出色的臨床服務，獲得了優異的科研成果，積澱了豐厚的校園文化，成為國家醫藥衛生教育和服務事業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首都醫科大學學習工作了整整44年、見證了首醫的步步發展、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全部奉獻給了首醫的杜金香，對首醫的廣大師生以及校園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深厚的感情。回想在首醫度過的40多年的難忘歲月，她不禁感慨萬千。在2013年秋季的一個上午，我有幸見到了杜金香並與她分享與首醫一起成長的點滴往事。
2003年春，突出其來的“非典”像一場末日的颶風一樣席卷了整座北京城。這場災難引起了人們的極度恐慌，口罩、板藍根，隻要是有一點效用的預防用品都被瘋搶。但即便是這樣，也隻是市民們聊以自慰的做法，不安和恐懼仍然塞滿了每個人的內心，慌亂和不知所措寫在每個人的臉上。出門辦事的人一定小心翼翼地戴上厚厚的口罩，而能不出門的人就極盡可能地躲在家中。當時的北京城，街上空空蕩蕩，所有的公眾場所都門可羅雀，整座古城宛如一座空城。
當時擔任首都醫科大學17年黨委書記、就任校長不到一年的杜金香，剛剛完成院校合並，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趕上這場突發事件。身為醫科大學的校長，她比誰都清楚“非典”病毒的危險性。但是，她顧不了許多，她不但要天天出門，而且還要去最有可能接觸病毒的地方——醫院，去看望站在抗擊“非典”第一線的學生和老師們以及各醫院的領導。尤其是那些在首醫還沒有結束學業、正在各大附屬醫院實習的學生，他們的安危時刻牽動著她的心。醫生的使命讓她覺得這些承載著救死扶傷神聖職責的準白衣天使們，在首都市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脅時，應該義不容辭地肩負起重任。但身為校長，她又有責任保護好每一位學生的健康、安全，不辜負家長們的囑托和厚望。
那段時間，杜金香每天早出晚歸，輾轉奔波於各大附屬醫院，她將自己的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但對學生和老師們卻有著不一樣的關心。每當看到奮戰在第一線的學生們，她的心裏都百感交集。實際上，她比誰都擔心自己的學生。但是，她不能將這種擔心溢於言表，因為救死扶傷和關鍵時刻的挺身而出，是一個醫生義不容辭的職責。盡管麵對的是一場災難，但她始終堅信，首醫人會始終在前線堅守，在最需要他們的地方出現。而且，這次突發事件也是對即將成為醫生的學生們的一次醫術實戰練兵，是一次對醫德的考驗。因此，杜金香每到一所醫院，都要向奮戰在危險第一線的學生們千叮嚀萬囑咐，在盡天職的同時，更要保護好自己。與此同時，她還不停地囑咐醫院領導，一定要關照好實習的學生和老師。她的到來，對置身醫院的學生和老師們是極大的鼓勵與安慰。對於杜金香的行為，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有些好心人甚至幹脆直接勸她：
“你的膽子也太大了，別人躲都來不及，你卻天天往最危險的地方跑，萬一感染上病毒怎麼辦？”
“我的學生們都在最危險的地方堅守陣地，我如果躲在家裏，心裏能踏實嗎？隻有每天看他們一眼，知道他們平安，我這心才能稍微平靜一點兒。”
奔波於各大醫院的她，有時候顧不上吃飯，就在醫院旁邊的小飯店簡單吃幾口。對此，她的家人很不放心，但又阻止不了她。無奈之下，家人隻好要求她加強自我保護，進家門之前把外衣和鞋子都脫在門外，以防萬一。無論是自身的安危還是家人的“芥蒂”，杜金香都不放在心上。而最讓她慶幸的是，當時北京大街上人很少，交通非常順暢，為她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杜金香明白，校外的學生需要照顧，校內學生的安全也不能忽視。在“非典”最嚴重的階段，為了減少人員流動，學校嚴格控製學生們外出。這引起部分家長的不滿，尤其是一些外地家長堅決要求把學生接回家，學校不答應就一直在校門口喧鬧。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當時首醫大護理係的一名學生死亡，盡管其死因與感染“非典”病毒無關，卻以訛傳訛，不但導致學生們情緒失控，家長們更是恐慌。緊急關頭，杜金香堅決果斷地穩定了軍心，不但在全校抗擊“非典”誓師大會上宣誓，更是在家長麵前斬釘截鐵地表態：學生們的安全由她負責。關鍵時刻，校領導的挺身而出，對學生和家長們情緒的安撫和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杜金香的帶領下，首醫打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贏得了抗擊“非典”的全麵勝利。尤其是絕大多數學生的專業思想穩定，沒有因為抗擊“非典”的危險而引起大的心理波動，相當多的學生被戰鬥在一線醫護人員的事跡和忘我精神所感動，更深刻地認識到白衣天使的偉大、神聖和崇高，更加堅定了學醫的決心，更加熱愛醫學專業。許多學生都在問卷上留言，表達他們誓同“非典”病魔作鬥爭的職業選擇，並表示學醫是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誌向，不會因為任何外界影響而改變自己的誌願。
白衣夢想，結緣醫學
杜金香小時候，每當看到醫生妙手回春，使一個個即將倒下的病人重新站起、一個個生命垂危的病人恢複健康、一個個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不再痛苦時，就想長大後自己也要當一名醫生。她的這個想法，家裏人也很支持，救死扶傷，使每個人都能健康長壽，快樂地生活。醫生是一個崇高而又偉大的職業，做一名醫生，是杜金香從小的夢想。
1964年，杜金香高中畢業。在填報大學誌願時，在眾多的誌願欄裏，她隻報了兩所醫學類院校：一個是北京第二醫學院（首都醫科大學的前身），一個是張家口醫專。在杜金香看來，要上大學就一定學醫，其他任何專業，她都不予考慮。執著與實力成就夢想，杜金香最終如願以償被北京第二醫學院臨床醫學係錄取。
入學後兩年，“文革”開始。有了一定醫學基礎知識的杜金香和同學們來到北京郊區平穀縣貧困農村經受鍛煉。在農村期間，僅憑兩年的醫學知識就能為廣大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這使杜金香更加意識到醫生職業的崇高。此後回到學校，在醫院學習臨床課程，她更加努力。
原本設定的六年製教學，後來學校改成五年製。1969年，杜金香畢業。由於當時北京各大醫院都很缺人，而且前幾屆的畢業生又都被分配到外地，於是69屆的畢業生就基本都留在北京。在等待分配期間，一直期盼去醫院臨床直接參與治病救人的杜金香，被學校挑選出留校從事教學。雖然最終的分配結果與個人意願有差距，在國家利益至上、一切服從組織安排的時代背景下，杜金香還是欣然接受了這個非個人意願的安排。
留校任教的杜金香，在學校裏擔任基礎課教學。在當時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杜金香去了北京的郊區延慶縣插隊。插隊結束回到學校後，她被安排在基礎醫學院的藥理教研室。學藥理必須懂臨床，於是她又被派到宣武醫院當實習醫生。此後不久，她又跟隨農村巡回醫療隊到郊區昌平，一邊為農民們看病，一邊帶知識青年。直到1976年，杜金香才再次回到教研室，開始專心搞教學科研工作。
改革開放，委以重任
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國內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我國高等教育也處於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總體發展戰略中，把教育作為關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和社會主義曆史命運的一個根本問題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教育要“麵向世界，麵向未來，麵向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思想成為教育界的共識。
在喜迎教育界春天的日子裏，杜金香也信心滿滿，決心把曾經失去的時間找回來。為了在業務上更加精進，她首先去了協和醫學院進修。進修回來之後，正準備在業務上大展身手的她，又麵臨新的選擇。學校領導希望她離開教學崗位，到組織部做管理工作。如果說當初的留校使她放棄做臨床大夫，當老師搞教學也還能接受，那麼這一次讓她徹底離開教學崗位，完全做管理工作，她怎麼也想不通，尤其是一想到要丟棄從事了多年的業務工作，她就更加感到惋惜。就在那時候，宣武醫院也希望杜金香留下來做臨床醫生。杜金香趁機和領導協商，表達個人訴求。結果領導還是希望她服從組織決定。無奈之下，杜金香提出，可以做管理工作，但業務還是要堅持。領導表示支持，想做什麼都可以，前提是必須接受這份工作。於是，杜金香被調到組織部，擔任組織部長。不久，又被調到黨委辦公室做了副書記。令杜金香沒有想到的是，由於管理工作占據了她絕大部分的時間，加之藥理學科複雜，涉及生理、生化、微生物等方方麵麵，如果不了解各學科發展的前沿，就駕馭不了這門基礎課程。為了對學生負責，力不從心的杜金香慢慢地就脫離了業務，專心做起了領導工作。
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的頒布，對教育戰線提出了新的戰略方針和發展方向。由於一部分老領導離退休，根據中央提出的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的要求，北京市委教工委對首都醫學院（1985年8月北京第二醫學院更名為首都醫學院）院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層層考核、調整，經過各級民意測驗後，選拔了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走上院級黨政領導工作崗位。1985年10月，杜金香被任命為首都醫學院黨委書記，這一年，她僅有42歲。
作為當年北京市教育界最年輕的女高校黨委書記，杜金香深感肩上擔子的沉重。她甚至覺得上級領導的決定實屬大膽冒險，居然敢把年輕的她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尤其是當時學院的老領導們由於年齡問題全都退下來，與她一起搭班子的校長還要到國外讀博士。為了學校今後的發展，杜金香在市委的安排下黨政工作一肩挑，這對於剛上任的她來說，不得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幾年的時間裏，都是她一個人挑大梁，主持全校工作。這副擔子重重地壓在她的肩上，在學校最艱難的時刻，她挺起了腰杆，頑強拚搏。好在她是和學校一起成長起來的土生土長的首醫人，對學校的基本發展狀況比較了解，對廣大幹部和教師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很支持她的工作。老領導的信任和教職員工們的支持，是她堅持一路走下去的最穩定的心理基石。
理順體製，完善教學
領導，就是領袖和導師。一個好的領導，一定是一個好的領導，在帶領團隊起航之前，會對全部的旅程胸有成竹，既清楚要到達的目的地，也了解為實現目的必須采取的措施和付諸的方法，而且，更清楚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團隊才能獲得成功。
從全麵主持工作的那一刻起，杜金香就開始思考首醫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而規劃和目標的實施卻需要有好的管理體製保駕護航。當時，最困擾首醫發展的，一是沒錢，二是基礎和臨床結合的問題。雖然地處首都、醫療資源非常豐富，但由於體製問題沒理順，首醫一直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臨床醫院。與首醫同期建立的一些醫院，比如宣武、友誼、朝陽、同仁、天壇、兒童醫院等，當時隸屬於北京市體育衛生部管轄，首醫與這些醫院的關係是鬆散的聯合體。這種鬆散的平級關係，不利於醫學教育，並一度成為困擾首醫發展的一大難題。附屬醫院暨臨床醫學院，是一所完備的醫學院所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隻有基礎教學和臨床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夠對學校的學科建設、人才全層次多序列培養、科學研究及科技成果開發應用、相關領域社會服務以及促進首都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起到全麵而積極的作用。
杜金香認為，要想使醫學基礎和臨床很好地結合，首醫必須擁有附屬醫院。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就要理順管理體製，即首醫與各大醫院之間的關係問題。為此，杜金香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向北京市委等上級部門反映這一訴求，希望上級領導在全國改革開放形勢一片大好的背景下，協調各方關係，為首醫的發展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