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蘭坦言自己是農民的女兒。1955年，她出生於吉林省突泉縣農村。“文革”開始時她隻是個小學生，雖然也一度停課，鬧過“革命”，但畢竟還隻是小孩子，對“階級鬥爭”、“成分”之類沒有概念，對年長的大學生在街上遊來遊去的到底在幹什麼也似乎是懵懵懂懂。在郭淑蘭的童年記憶裏，對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動亂隻是有些印象，但是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後來，隨著鄧小平同誌的複出和教育受到重視，她又重新回到學校，在突泉縣比較好的一所中學就讀。1974年高中畢業之後，她又回到農村接受鍛煉，直到1977年考上吉林大學中文係。
對於一個生活在東北偏僻農村的女孩子來說，在那個年代能一直堅持讀書，實在是令大多數女孩羨慕，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那時候在農村，讓女孩子上學的人家不多，當時在整個大隊就隻有我們一家。分班的時候，老師就刻意給我找女孩子多一點的班，說得給我找個伴。可惜，那時候女孩子能讀書的確實很少。”女孩子的入學比例低，表麵上看是經濟條件不允許，但實際上還是男女不平等的觀念在作祟，大多數家長認為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頂梁柱的男孩身上。在這一點上，郭淑蘭深感幸運，曾經上過教會學校的母親給了她堅定的支持，“由於母親受過一定的教育，充分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觀念要開明得多。她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隻要有條件，我一定供我的女兒上學。她甚至對我說，隻要你有能力，能考到哪兒，我就供你到哪兒。”正是由於母親的支持，郭淑蘭度過了一段有書相伴、有學可上、有別於同齡女孩的幸福時光。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如果說郭淑蘭擁有一位重視教育的母親，為她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是充分的外部條件，那麼內因就是她自己的追求。“我小時候的理想就是一心想進學校讀書，我堅信隻有通過知識、通過教育才能改變命運，將來通過考大學走出農村。這是我當時最大的一個動力，也是我童年一直到青年最主要的追求。”
讀書是為了改變命運，但改變命運的途徑有很多。就在郭淑蘭高中畢業回鄉參加勞動鍛煉的時候，她們全家麵臨著一個選擇，有機會跟隨她在礦山工作的哥哥去爭取城鎮戶口。在當時，城鎮戶口可是令農村人極其豔羨的好東西，它意味著脫胎換骨，從此不再做“泥腿子”，變成城裏人，吃上商品糧，過上朝九晚五的安逸生活。而且，那時候的知識青年要想跳出龍門，主要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上大學，但當時沒恢複高考，沒有機會；還有一個渠道是參軍，但能應征入伍的畢竟是少數。就在絕大多數農村知識青年感到前途迷茫的時候，一心渴望改變命運的郭淑蘭能有這個機會，實在是幸運。但是，令家裏人沒有想到的是，這讓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機會，居然絲毫沒有打動郭淑蘭。
“我當時就想，我不要圖一時的安逸，我要往遠看，我想山外一定有山，我要學習，我一定要實現上大學的理想。”於是，郭淑蘭做了一個決定，繼續留在農村參加鍛煉。當時，她還不滿20歲。在父母和曾經一起陪她上學的姐姐都離開後，她一個人在農村待了一年半。
因為讀過書屬於知識分子，郭淑蘭在農村大隊做了會計。在農村的這段日子裏，郭淑蘭從來沒有放鬆過學習，她知道她必須要開闊眼界，要更多地了解外麵的世界，看書讀報，聽收音機，來檢查工作也正是這種好學的精神，讓縣裏來檢查工作的教育局局長和婦聯主任都為之驚歎。郭淑蘭談到這段經曆的時候說，“他們總會跟我說外麵的世界怎麼樣，後來我在求學上麵遇到問題就向他們請教，我覺得他們在幫我開闊思路的方麵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很慶幸，她的堅持和努力在一年半之後終於取得了圓滿的收獲。1977年，郭淑蘭考上了吉林大學中文係，圓了多年的心願。
郭淑蘭從吉林大學畢業時，由於成績優秀，被推薦進京，分配到文化部。當她到文化部報到的時候，又再次麵臨選擇，她既可以到教育司，也可以到人事司。當時文化部最好的司有幾個，一個是藝術司，一個是外聯，還有一個就是教育司。由於有教育情結，願意從事教育工作，郭淑蘭就主動要求進了教育司，這一幹就是17年。
進入文化部的郭淑蘭，最初是從藝術研究室的工作做起，主要是研究藝術理論教學和藝術教育的有關問題。當時文化部有一個《藝術教育》的刊物，她從事了10年的編輯工作。此後她被調到教育司的規劃處開始統管全國的藝術教育工作。
教育司規劃處主要負責宏觀的事業發展規劃，從各類學校的設置、布局、招生、學位授予到畢業生就業。在教育司工作的17年，既鍛煉了郭淑蘭，也培養了她。由於那時候國家實行統招統分政策，藝術類招生和分配政策由文化部製定，規劃處就承擔著這些政策的規劃和起草工作。為此，郭淑蘭對藝術教育的全過程，從招生到培養再到最後的就業，全套體係她都非常熟悉。當談到在教育司承前啟後的17年時，郭淑蘭感觸頗深地說：
“那個階段，正是我國教育體製改革的關鍵時期。我的前任們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他們在很多方麵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後來我們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並有所突破，最終以製度的形式將這些成果確立下來。”
郭淑蘭在教育司規劃處工作期間，先後參與製定了關於藝術類選拔推免政策、藝術院校就業政策，以及藝術院校招生收費政策等。尤其是在招生選拔改革方麵，規劃處一直都在進行探索，做了很多新的改革和嚐試。一個是在會考基礎上的統一高考，這是一個路子，如果堅持走下去會有很好的發展；還有一個方麵是招生並軌，這是當時做得比較大的一項改革。由於藝術類有很多特殊性，藝術人才的選拔從來都是兩種考試，即先進行專業考試，再進行文化課考試。為了擴大人才選拔的範圍，規劃處在製定招生政策時，打破以往隻招收文科類考生的限製，把有藝術天賦的理科學生也納入同樣的招收範圍。當年這個為了擴大生源、提高人才素質的選拔標準的嚐試，到現在也一直在延續，給很多有藝術天分的理科學生提供了實現夢想的機會。況且，像有些專業，比如提琴製作，它是交叉學科，要求具有聲學、物理學、材料學等綜合方麵的知識，光有文科基礎遠遠不夠。由此看來，文理打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在文化部教育司那一段的工作曆程，郭淑蘭覺得很有意思，她非常享受那一段時光，除了研究宏觀的招生、就業、院校設置、院校評估政策之外，還要通過這些政策贏得地方政府對藝術院校建設的支持。比如，新建院校的占地、硬件條件、師資等等都要通過政策來加以指導。那期間，郭淑蘭總是樂此不疲地工作，不知不覺就是17年。在文化部教育司辛勤耕作的17年，也是她收獲碩果的17年。這期間，郭淑蘭的教育情結越來越深，越來越難以割舍。帶著這割舍不斷的教育情結，郭淑蘭走向了她的下一站，開啟了一段新的事業，點亮了另一段精彩人生。
在和郭淑蘭書記對話的時候，始終能感受到她深深的教育情結和對教育那份堅持不懈的追求。不論是學生成長時期的理想，還是成為管理者之後的目標，她都是那麼執著、堅定。
“我當學生的時候，努力做一個好學生；做教育管理的時候，努力製定好的教育政策，為院校提供好的發展環境。從事教育工作，是我最快樂的事情。假如說再有什麼選擇的機會，我還是會選擇教育。可以說，教育是我一生當中最珍重的事業，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無論什麼事業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在出現問題時及時地解決，就是將它推向進步了。中國的教育有過波折，即便是現在也仍然有這樣或那樣讓人詬病的方麵，但是從來沒有人因此質疑過教育的重要性。”郭淑蘭的這句話，是對教育的最好定性，也是對教育問題的最好回應。
郭淑蘭所處的時代，是國家經曆“文革”後重新重視教育、不斷提升教育地位的新時期，這使她認識到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未來，怎麼重視都不為過。在她的眼中，教育非常神聖，並一直能為從事教育工作而深感幸福與欣慰。而且，無論是教育發展的大好時期還是遭遇到瓶頸的時候，她都永遠堅信教育是最光明的事業。如果有人對教育提出不公正客觀的批評，郭淑蘭會據理力爭。她認為，教育要適應社會的大環境，甚至是國際環境的影響。教育是社會的晴雨表，應該不受各個方麵的幹擾。關鍵是辦教育的人要有定力。盡管也會有些人經不住誘惑，但那畢竟是少數。崇尚學術、追求真理、傳授知識，一輩子辛苦經營的人大有人在。為此，郭淑蘭對我國的教育依然充滿信心。就藝術這一行當來說，現在國家每年的教育工作會都會報道這一年的工作發展情況，總體上來說，教育發展還是在一直向前。
上善若水——溫柔地改變世界
在中央音樂學院的18年，是郭淑蘭繼文化部教育司之後的另一段精彩曆程。說到當黨委書記的體會，郭淑蘭認為，首先要從作為一名女性、一位母親的角度來說，然後再談一個大學女領導的感受。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對於郭淑蘭這樣一位女性領導而言，“修身”是作為一名女性的自身涵養，“齊家”是作為母親的天職和責任所在，“治國、平天下”其實就是事業，是她奉若至尊的教育事業。對女性作為大學領導者的優勢和所能發揮的獨特作用，郭淑蘭有著這樣的認識：
“我覺得女性做了母親後就會成為啟蒙老師，等於天生賦予她從事教育最合適的一個角色。孩子出生到上學之前都是受母親的影響，女人本身就是一所學校，相夫教子本身就是在從事教育。”正因為有著從女人到母親的這種天然過渡，所以，女同誌似乎與生俱來就有一種天賦去從事教育，而這也是教育崗位上女同誌較多的原因。對於領導班子中的女性定位，郭淑蘭認為應該至少有一位女性，當然這也是中央要求的一個政策。這首先是因為女同誌比較溫和的性格，這也正如世界大學女校長論壇所倡導的理念：女性是溫柔改變世界的力量。同時，女性有著不同於男性的親和力，這也是由母性所決定的。“有愛心，愛孩子，而學生就是不同年齡段的孩子。而且，有愛就有包容，而這種充滿愛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女性的這種包容不僅僅是針對學生，同事之間也是如此，甚至包括政策性的協調，以及對與她持不同意見的人。因此，女性在與人合作方麵，尤其是對於曆經磨礪成長起來的女領導來說，她們一定會把各種關係處理得很好。
在團隊建設中，領導人的氣質決定團隊的氣質。郭書記的大愛與包容的性格，也使得中央音樂學院這個大家庭裏充滿了一種相互關愛、相互包容、和睦相處的氛圍。一向笑容燦爛的郭淑蘭，每年新生入校的時候，總會有學生撒嬌地對她說：
“郭老師，您給人的感覺特別親切，看到您就會想起我媽媽，好想和您擁抱。”
作為女性領導，堅韌的意誌力也是郭淑蘭分外強調的一個方麵。一個女人能夠在看似性別平等，但實際上“玻璃天花板”現象依然存在的社會環境中走到大學領導人的位置，她一定是優秀甚至卓越的，一定是有著堅韌不拔的意誌力和強大的耐力，也一定是克服了很多來自於家庭、性別、社會等方方麵麵的困難和阻礙後，一步一步走向這個成功的平台。而一旦曆經磨煉走到大學女校長或女書記的位置，卻既是終點，也是起點，會有更多、更新、更複雜的問題需要麵對，事情變多了，責任變大了，擔子變重了。但是，在家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的要求不能變，在單位做一個稱職、體察的好領導的要求也不能鬆懈。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同時做到這兩點很不容易，必然要犧牲割舍掉一些東西。
“一般在這種情況下，犧牲最多的就是自己。”實際上，做到高校領導位置的女同誌身上都有這樣一種特點，也是她們最大的特點——做了蠟燭，犧牲了自己，照亮了別人。至於名和利，根本不去想。如果謀名就沒辦法踏踏實實地工作，如果好利就不可能帶好班子。既然坐到這個位置上，就應該以整個學校的發展為己任，要更多地為下麵的人考慮，把各種獎勵和榮譽評比的機會作為鼓勵或者動力讓給其他人，讓他們幹得更舒心，這樣才能有更好的教學成果，學校也才會有更好的發展。說到女性領導的耐力，主要是來自於內在的堅忍。在大學校長或書記這樣的位置上，必須要有博大的心胸，要有氣度，有包容心。因為無論做任何事情，一定不會贏得一致的讚同，都會有支持和反對的聲音。同時，要勇於擔當。如果是必須要擔的責任，就一定要承擔起來，要替組織擔過，替上級領導擔責。即便承擔的是很多的不理解和怨恨，也不要急於辯解，要有忍受委屈的胸懷，要相信時間可以證明一切。作為自身，對於沒有空間釋放的壓力和負麵情緒，則需要一種氣度，一種理性的包容心去自我調節和化解。就責任擔當這一點而言，女性作為母親，母性的本能使她對待事情就像對待孩子一樣，不大善於說“不”，寧願委屈自己也要擔當責任。
女性是溫柔改變世界的力量，以柔克剛是女性領導最明顯的特質。人與人之間的事情，很多時候直來直去並不能很好地解決，尤其是一個班子或者對話的人都是男性，很可能就是鋼對鋼、槍對槍。而男女領導搭配工作，正好是剛柔相濟。尤其是女性的黏合劑作用，往往出其不意創造性地提出一些建議，恰恰有利於氣氛的緩和與問題的解決，這是女性特有的魅力。因此，如果一個領導班子裏沒有女性，就會感覺氣氛過於陽剛，總是感覺欠缺了點什麼。另外，女性領導一般都具有細致的性格特點，而這種細致往往體現在把政策、製度的關鍵環節處理得更加完善和完美。就比如衣服做好後常常會遺漏下一枚扣子，而女性領導往往就是釘扣子的那個人，這很重要，否則衣服就不完美，因為“天下大事，必做於細”。
說起郭淑蘭作為女性領導身上固有的那種不輕言說不、不輕言放棄的韌勁，還是那次宿舍樓的拆遷。在一棟宿舍樓拆遷折騰了三年都沒拆動的情況下，她依然苦口婆心，從不輕言放棄。為此，她一家一戶地說，一家一戶地談。一次沒有成功就再次登門。當時，那棟樓裏住的既有學校內部的普通老師和知名教授，也有外來的住戶。很多人都不願意搬走，不停地和學校提條件、找借口，甚至到教育部上訪，認為學院領導們敗家，好好的一棟樓拆掉是極大的浪費。實際上，很多人不願意搬遷並不完全是因為麻煩，而是出於對領導班子的不信任，不相信這屆領導班子能把這件棘手的事情做成。原因在於，一是當時中央音樂學院資金緊張，雖然已經申請上了“211工程”院校，但是國家還沒有給實際的撥款，如何能籌集到這麼一筆巨額資金是一個難題。二是搬走後去哪兒落腳，這是大家更關心的切身問題。那時候中央音樂學院的土地很匱乏，隻有目前新6號樓的那一塊，還不屬於自身，“文革”期間被電信局占為己有，甚至連土地證都一並在對方手裏。麵對此種情形，如何不讓搬遷者產生“畫餅充饑”的感覺？即便是校內的老教授也幹脆直言，“這個年紀隻管今天的事，不管明天”。外來的住戶更是堅決，誓與樓房共存亡。
在這種情況下，郭淑蘭帶著領導班子成員雙路並行。一方麵，挨家挨戶地做溝通工作，一方麵，積極籌集資金，決心動用一切力量拿回土地。最終，在李嵐清副總理的大力協調下，九個部委領導在中央音樂學院召開現場會議，將供電局占用的土地收了回來，建起了目前的6號樓教職工宿舍。一棟宿舍樓的拆遷，耗費整整4年的時間。對於這期間的堅持，郭淑蘭這樣認為：
“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事情。要是沒有點韌勁兒，這件事早就推行不下去了。說到堅持，有些事往往就在你堅持不下去的時候，拐點就來了。凡事一定要堅持，狹路相逢勇者勝。”
結語因摯愛而重生
“凡事一定要堅持，狹路相逢勇者勝。”當郭淑蘭書記說這句話的時候，盡管語氣平淡，卻掩飾不住她瘦弱的身軀下那顆強大而堅定的心。也許正是她內心的堅持，“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堅定信念，使她一路走來，越過溝溝坎坎，萬折必東。即便是在身體遭到癌細胞威脅，病重之際，她仍然不放棄希望，堅信自己是勇者，堅信體內的正能量一定能戰勝負能量。
2003年，對於郭淑蘭來說，是一個並不尋常的年份。心裏從來隻有學校、隻有工作的她被常年的辛勞擊倒了。醫院檢查的結果更加讓人難以置信，她被查出得了癌症。如果換成內心脆弱的人，在得知這個消息後肯定如晴天霹靂，頃刻間心理大廈坍塌。但郭淑蘭則不然，她對這個挑戰的第一反應是首先要麵對它，想辦法解決它，既然癌症這個字眼已經成為她的生活中既定的事實，唯一的辦法就是能量抗衡，想盡一切辦法增強自身的正能量，使癌細胞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無處逢生。同時，要一如既往地保持樂觀情緒，在心理上藐視它，放下它。
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是郭淑蘭與癌症抗衡的砝碼。而產生樂觀心態的原因，卻源於她對中央音樂學院的摯愛。
“我太愛這個學校，太愛我們的老師和同學，所以我就更加珍惜我的生命。我必須以積極的心態和疾病作鬥爭。”正是因為郭淑蘭有這樣一種“一定會好而且必須好”的信念，才使得她能經受住治療過程中難以言表的種種痛苦。對於郭淑蘭來說，身體是生命的物質載體，沒有了健康就沒有了一切。但是，她所熱愛的教育事業，她所摯愛的中央音樂學院，又何嚐不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正是這種對教育事業的鍾情，對所從事職業的熱愛，讓她一直堅持沒有倒下。
在郭淑蘭與癌症鬥爭最艱難的時候，中央音樂學院的廣大師生給了她最大的信心，領導班子團隊給了她最大的鼓勵。
“我們學校的老師非常好，他們給了我很多關心和愛護，是他們不遺餘力的支持，讓我在戰勝疾病的道路上始終充滿信心。還有我們的領導班子，為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尤其是我們的院長，我們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給了我很多的鼓勵。就在我逐漸恢複的過程中，院長愛人也不幸得了癌症。麵對共同的遭遇，我們互相支持。一方麵，我們要共同戰勝家裏和自身的困難；一方麵，學校的工作還必須推進，不能放下。於是，我們就相互勉勵，扶持著往前走。由於我們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動學校發展這個方麵，為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藝術追求而不懈努力這個過程中，我們因此也都度過了最難熬的一段日子。在事業上能遇到如此理念相同、觀點相近、亦師亦友的合作夥伴，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郭淑蘭在鍾情的事業中辛勤耕耘了30多年。在這30多年的生命曆程中，郭淑蘭有過挫折，有過苦難，但是，她憑借執著的天性和女性“溫柔的力量”走過來了。對於其中的質疑，她以一種母親對待孩子的態度，以一種包容的氣度與平和的心態進行了自身的化解。雖然這30多年的跋涉之路並不平坦，但是對於有著濃厚教育情結的郭淑蘭來說，這既是追求理想也是鍛煉和成長的過程。“譜曲樂之音，諧弦外之聲”，簡簡單單的十個字，是對郭淑蘭在中央音樂學院期間所有努力的最好概括。郭淑蘭在中央音樂學院走過的18年，既是她在教書育人崗位上彈出的一曲美麗的樂章，同時也是她在書記崗位上發光、發熱譜寫的一篇盛世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