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央音樂學院黨委書記郭淑蘭
《禮記·樂記》中寫道：“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治聲如治政。在中央音樂學院擔任了18年黨委書記的郭淑蘭，譜寫了兩篇樂章：一篇在詩內，真情流露；一篇在詩外，感人肺腑。
中央音樂學院，作為一所公認的最能代表中國專業音樂最高水平的高等音樂學府，是中國藝術院校中唯一的一所國家重點大學和“211工程”建設院校。在中央音樂學院迅速發展壯大的近20年裏，郭淑蘭有18年相隨左右，在學院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郭淑蘭與中央音樂學院18年的相濡以沫，不僅隻是工作，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一種責任和使命。采訪中，我很少看到客觀淡定的郭書記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情感。但是，當她說“我非常喜歡中央音樂學院”這句話時，流露出的眼神，飽含著對學院的深情厚誼。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情感，才使得她對中央音樂學院70多年的榮譽和曆史分外看重，才能讓她用火一樣的熱情點燃自己，照亮學院。
“中央音樂學院培養了我，曆練了我，也給我帶來了很多快樂。這裏就像我的家，我麵對工作上的事就像做自己的事一樣。”
1996年，41歲的郭淑蘭離開曾經工作了17年的文化部教育司，來到中央音樂學院擔任黨委副書記。對於這不惑之年的轉變，郭淑蘭的想法很簡單：在文化部從事了多年的高校宏觀管理工作，很希望有機會真正深入一所高校，把管理工作做得更加專一和深入。盡管這項工作很有挑戰性，郭淑蘭卻欣然接受。她深知，一個人永遠無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來。當時文化部下屬9所大學、7所中專，加上全國各地的30所獨立建製的高校、140多所中專，總共近200所院校，郭淑蘭幾乎全都跑遍了，她對這些院校的情況非常了解。而她之所以對中央音樂學院情有獨鍾，主要是因為這座音樂聖殿是中國音樂藝術界的珠穆朗瑪峰，是全國藝術類高校中唯一的一所重點大學，是文化部所屬院校中的排頭兵。按照郭淑蘭自己的說法，她非常喜歡它，並因喜歡而生愛。尤其是，自建校以來，中央音樂學院一直發展勢頭良好，人才輩出，名聲享譽海內外。但由於某種原因，在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在向新千年邁進的途中，卻出現了腳步放慢的趨勢。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變是一種進步。郭淑蘭自己需要改變，中央音樂學院也需要改變。
由於專業特色明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幹部幾乎沒有從外麵“請進來”的先例，都是從學院內部選舉產生。對於這樣一所聲名顯赫、人才濟濟、大腕雲集的院校，一般人也隻是仰望，沒有勇氣敢輕易踏進。而郭淑蘭，這位吉林大學中文係畢業、搞政策製定和宏觀管理的音樂門外漢，以她特有的堅毅和自信，從容淡定地走向了中央音樂學院黨委副書記的領導崗位。
“怎樣把這樣一所學校辦好確實很有挑戰性，我自己也有壓力，主要是因為我不是學音樂出身，我的專業是中文，從專業的角度來說，確實有它的難度。好在我當時年輕，我可以學習，中文又是基礎學科，和音樂也會產生必然的聯係。我不一定要當音樂專家，我的目標是要努力成為音樂教育管理的行家。既然自己給自己設置了挑戰，就要堅持，去迎接這個挑戰。”
如果單純從字麵上把最高音、最強音與“郭淑蘭”這麼一個溫婉平和的女性名字聯係在一起，或許很難。但是，當走進中央音樂學院，走近郭淑蘭書記之後，卻發現這種連接是那麼恰到好處。作為藝術類院校中唯一一所國家重點高校和“211工程”建設院校，最高音和最強音是中央音樂學院在中國藝術界和音樂界的定位，它要用最高、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成為音樂界的翹楚，成為這一曲國樂的最強音。
“我們的人才培養目標就是高、精、尖，為國家培養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音樂人才。”郭淑蘭認為，即便在教育大發展、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的時代，中央音樂學院依然要堅持最強音的定位，堅持走高端人才培養之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打破過去中央音樂學院曆史上自產陣容的新任領導班子，決定進一步提升學院的辦學層次，進軍“211工程”。
“211工程”是教育部實施的一項麵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立項，在高等教育領域進行的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重點建設工程，是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重大舉措。這項工程對於參與高校在教育質量、科學研究、管理水平和辦學效益等方麵均有較大的提高，在高等教育改革特別是管理體製改革方麵有明顯進展，成為立足國內培養高層次人才、解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基地。
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央音樂學院就進入了全國30多所重點大學的行列。但是，要想長久保持重點大學的地位，使學校名副其實，一定要進一步提高辦學層次。而進入“211工程”行列，是提高辦學層次的最好契機。由於當時的“211工程”院校，全國沒有一所藝術院校身在其中，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讓學院新任領導班子在申報“211工程”院校的道路上，咬定目標不放鬆，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實際上，對於一所藝術院校來說，成功申請“211工程”並不是一件容易之舉，其中經曆了許多艱難和曲折。一開始申報，由於時任文化部長對“211工程”項目有不同意見，他一直壓著不向教育部申報，一直等到文化部新任部長孫家正上任，郭淑蘭和王次炤院長第一時間來到孫家正部長的辦公室，向他充分介紹了學院的情況和實力，並再次向部裏遞上申請報告。孫部長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很快就批複同意向教育部申請中央音樂學院進入“211工程”院校。當學院把申請報告送到教育部時，申報時間已經過了，說是“關門了”。郭淑蘭和王次炤院長當時真是心急如焚，一次次找教育部相關職能部門和部領導說明情況。當時主管“211工程”工作的韋玨副部長非常理解學校的難處，可是“關門”的時間是中央規定的，教育部也不能自己打開。於是，郭淑蘭和王次炤院長找到當時主管此項工作的中央領導李嵐清同誌。他特別重視音樂教育，作為特事特辦，批示同意教育部請專家對中央音樂學院進行申報論證工作，專家們聽取了王次炤院長的申請報告陳述並查看了申報材料，中央音樂學院以高分順利通過了“211工程”院校的申報。郭淑蘭作為新任學校領導班子成員的小字輩，清楚地看到了“211工程”的地位與學校的學術定位和未來發展的必然聯係。
郭淑蘭的個性是，一旦方向看準了，深思熟慮想好了，就會立即決斷，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快馬加鞭改變局麵，因為她不希望留下與曆史機遇失之交臂的遺憾。她和王次炤院長這種敢為天下先的誌向和信心，敢於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的決心，使中央音樂學院在申請“211工程”項目的道路上，邁出了實實在在的步伐。
藝術院校的人，既有鮮明的個性，也無比的真誠。當看到外表柔弱、內心堅定的郭淑蘭在挑戰“211工程”的道路上要踏步有印時，學院的藝術家們開始人人參與、積極行動起來。盡管平時有這樣或那樣的磕磕碰碰，但大家卻在為成功申請“211工程”的準備工作中表現出了空前的熱情和凝聚力。無論是撰寫學校整體建設項目、重點學科建設項目的論證報告，還是學科點申報各項資料的彙集，或者其他方麵的工作，每個承擔工作的人都是夜以繼日，寒暑假無休息，能所能及。郭淑蘭更是如此，那一陣子，她每天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工作是她生活的全部。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也總是留給有思路、有誌向、有韌勁的人。經過一年多的辛苦努力，1997年，中央音樂學院順利通過“211工程”驗收，成功跨入“211工程”的行列。“211工程”的成功申請，對這所本已有著優良辦學傳統、獨特學術優勢以及桃李芬芳、人才輩出美譽的高等藝術學府來說，簡直是如虎添翼。以郭淑蘭書記和王次炤院長為代表的新任領導班子在就職之初的舉措，讓中央音樂學院的廣大師生刮目相看，他們對新班子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作為一所高校，要把人才培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是高等學校的首要任務。在人才培養方麵，郭淑蘭的觀點是隻有堅持高、精、尖的人才培養模式，才能為國家培養出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即便是在1999年教育部出台《麵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而1999年全國普通高校錄取人數比1998年增加52萬人、增幅高達48%的背景下，全國高校拉開擴招序幕之後，中央音樂學院仍保持相對穩定的招生規模。
從表麵上看，中央音樂學院的行為與國家教育大背景有悖而行。但從藝術人才的特殊培養角度來看，郭淑蘭的觀點又是如此符合藝術教育規律。當時的郭淑蘭雖然僅僅履新3年，但由於此前有在文化部教育科技司《藝術教育》雜誌10多年的工作經驗，以及統管全國藝術教育工作的規劃處的7年經驗，使得她對藝術教育有較為深刻的理解與認識。
“多年的文化部工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使我經受了很多鍛煉。”在文化部期間，郭淑蘭的工作是宏觀的教育管理，負責高等院校的招生、就業等，其中，藝術類院校的管理也是她的工作內容之一。因此，她對藝術教育從招生、培養到最後的就業整個係統都非常熟悉。來到中央音樂學院之後，她的工作重點從原來的宏觀管理轉為具體的對高校全方位的管理。由此看來，她對中央音樂學院人才培養模式的堅持便不是無本之木，而是按照人才成長規律改進人才培養機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長。
從2000年起，中央音樂學院從文化部劃歸教育部管轄。郭淑蘭認為，無論歸屬於哪一個部門，中央音樂學院走高端路線的定位不能改變。作為重點高校，一定要具有引領作用，當年隸屬於文化部時，中央音樂學院是排頭兵，歸屬於教育部後，依然不能失去排頭兵的作用。
“小而精，多樣化”的六字方針，是郭淑蘭在中央音樂學院始終堅持的辦學理念。而這一建立在文化部17年工作基礎之上、對藝術教育體係及其規律有著透徹了解和精辟見解的她所持的觀點，並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現實生活中，所有的遠見必然會受到短視的挑戰。尤其是涉及經濟利益之後，更是如此。當時，中央音樂學院就有一些教師向郭淑蘭建議，既然國家有合理合法的擴招政策，社會上又有這個需求，擴大招生規模完全合情合理。況且，這樣做，一來畢業生增多能夠擴大學校的社會影響，二來又能增加一些收入，這樣一舉兩得的好事，何樂而不為？郭淑蘭則認為，作為國內最高音樂學府，一定要代表國內音樂的最高發展水平。如果擴招，勢必會良莠不齊。從藝術人才的培養角度來看，一個拔尖人才的培養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十幾年、二十幾年完全正常。
“我們學校的人才選拔是從小學開始的。先是從全國選拔優秀的苗子進入附小，然後進入附中，大學再培養四五年，這樣一條龍的培養方式，一個人才培養過程的完成至少要十五六年。既然我們的定位和發展目標有別於一般的高校，走特色化的人才培養方式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今，盡管教育擴招政策已經實施多年，中央音樂學院還是始終堅持自己的定位。目前，中央音樂學院的本科隻有1500人左右，加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就2000人。而且，在各高校紛紛抓住時機，在周邊乃至全國跑馬圈地、大搞多校區之際，中央音樂學院還是始終堅持穩中求進，不追隨擴張潮流，沒有建立任何分校區。按照郭淑蘭的觀點，多校區能擴大辦學規模，但她擔心因師資力量不足而影響學術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
由此看來，堅守需要勇氣和力量。郭淑蘭的堅守，不僅是一個時期或者一個政策下的堅守，而是在遵循藝術教育規律的前提下，對一所金牌學府堅持高定位和高水平辦學理念的堅守。
達則兼濟天下——雙贏基礎上的兩校並購
不擴大招生，不創辦分校，堅持走內涵式發展道路的中央音樂學院，為了拓展校內發展空間，合並了一所專業反差大、屬於中專層次的學校。
“院校合並這件事，本來是學院發展曆史上一件難辦的事，也就是這樣的一個曆史機遇，我們抓住了。”說起十年前的那次合並，郭淑蘭說她至今難忘。
2001年，中央音樂學院領導班子調整，郭淑蘭擔任黨委書記。當時，她思考最多的問題是如何拓展學校的空間，因為空間狹小已經限製了學校的未來發展。由於不想讓兩個校區相距太遠，郭淑蘭把目標鎖定了中央音樂學院東南50米左右的北京鐵路運輸學校——一個隸屬於鐵道部、由北京鐵路局管理、並受北京市教委領導的寄宿製普通中等專業學校。
郭淑蘭之所以選中這所中專學校，首先是因為鐵路運輸學校的前身是鐵路師範學校，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和良好的教學設施與完整配套的生活設施，而且，為適應鐵路及地方對中職藝術人才的需求，這所學校還辦過音樂教學，有些藝術底蘊；其次就是地理位置較近，能更好地發揮它的空間作用；再者，鐵路運輸學校也是以教育為主，教育和教育的合並相對容易操作。除此之外，當時還傳出一個信息，北京鐵路運輸學校有可能撤校，隻是還沒有正式下達文件。“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郭淑蘭在了解學校情況的同時，與學校領導也進行了深入交談，為下一步的具體實施做充分準備。
鐵路運輸學校撤校的文件下發之後，中央音樂學院便在第一時間作出了反應。由於撤校涉及很多部門，包括鐵道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等，在組織層麵上有很多環節，為了理清關係，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中央音樂學院也兵分三路，由黨政一把手親自掛帥，以及分管人事和教學的領導分別帶隊，去鐵道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做溝通說服工作。其實，鐵路運輸學校的撤銷程序遠比想象的要複雜，各個部門的關係就像一團亂麻，需要細細梳理。首先是鐵道部要承諾下放到地方，即下放到北京市。在“下放”這個環節，還有很多想法和歧義。有的說直接下放給企業，還有的說下放給行業，眾說不一。最終，根據高校是由中央和地方兩級辦學的原則，決定將其下放到地方後由北京市做決定該學校的歸屬。但是，又由於鐵路運輸學校的直接管轄部門是北京市鐵路局，學校的最終去向必須要經過北京市鐵路局的同意。當時一派意見認為，既然這個學校已經劃歸到地方，又是個中專，不如由北京市鐵路局接收最為合情合理，劃歸到一個完全不相幹的學校沒有任何意義。這如此多的環節和如此複雜的劃歸程序，都增加了鐵路運輸學校歸屬中央音樂學院的難度。經過再三協商，反複溝通，中央音樂學院終於說服了北京市鐵路局。黨政一把手親自帶隊的三路人馬展開的說服工作，終於圓滿落幕。
鐵路運輸學校的行政歸屬確定之後，郭淑蘭和領導班子成員就開始著手想辦法解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怎麼能讓鐵路運輸學校的教職人員愉快滿意地融合進來。當時，鐵路運輸學校的教職人員情緒上很抵觸這件事，並提出強烈抗議。一則他們覺得中央音樂學院是為了要地盤把他們的學校給吞並了，使他們由獨立走向附庸，於是產生了沒有歸屬感的心理；二來由於兩校學科相差太遠，他們不知道合並後自己能幹什麼，覺得前途未卜；第三個理由，也是最實際的一點，他們關心工資待遇體係。
在郭淑蘭看來，兩所學校要實現融合，行政歸屬是一方麵，關鍵還要人心融合。為了打消鐵路運輸學校教職員工的顧慮，讓他們產生真正的歸屬感，實現合並中的雙贏，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經過反複討論，作出如下規定：第一，工資待遇方麵，對鐵路運輸學校人員高看一眼，實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則；第二，人員安排方麵，實行崗對崗，如果實在沒有相適應的崗位，要設置新科室，保證每一個人員都安排妥當。第三，教學方麵，語、數、外等學科的老師進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有些畢業於北師大或首師大的非主流學科的中年教師，一部分被安排到各係做秘書，有的擔任輔導員，還有一些被安排在圖書館、遠程教育、繼續教育、社會教育等部門。
合並鐵路運輸學校時，中央音樂學院共接收對方將近200人，其中一半是在編人員，另一半屬於離退休人員。在人員安排方麵，由於前期的深入調研、崗位的精心設定以及談話的具體到位，實現了百分之百的滿意度，令所有的教職人員都非常感動。包括原有的領導班子，全部保留了原職，做到了絕對的對口。
“由於合並時考慮到對方學校有些人員有自卑情緒，對中央音樂學院這樣吃專業飯的學校望而生畏，我們在人員安排時非常注意打消他們的顧慮，不僅重用他們，把他們很多人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還高看他們一等，對於幹得好的還給他們提升，讓他們在學校生活工作得舒心愉快。後來的事實證明，再也沒聽見一聲抱怨。現在在職的那些人員，他們幹得都特別好，逢場合就感謝學院，說學院給了他們很好的發展前途，待遇好，氛圍也好。中央音樂學院真是包容大氣，容納了學校曆史上與自身學科專業毫不相幹的一所中專，我們一定要好好報答。”
以誠感人、以心暖人，這是中央音樂學院在合並鐵路運輸學校時所堅持的原則。對在職人員妥善安排的同時，學院還惦記處理好離退休人員的待遇問題，而這也是工作的難點。由於鐵路工資和地方工資是兩套完全不同的係統，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把鐵路係統工資轉成地方係統執行，難度相當大。盡管有困難，中央音樂學院還是一直堅持努力，這項工作的複雜程度令人難以想象。隻是中央音樂學院人事部門的力量還不夠，甚至需要教育部人事司勞資處幫助解決難題。考慮到一些老同誌退休早，工資不一定高，生大病的時候難以承擔高昂的醫療費，中央音樂學院為此設立了兩項基金：一個是給予特困的資助，另一個是給予患重大疾病的資助。雖然錢不一定很多，但在最關鍵的時候能幫上一把，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以至於受惠的老同誌感慨地說：“我們這麼困難，從來都沒有人來看過我們，你們還能給我們拿這麼多的錢，真是從來沒有過的待遇。”
愛才識才——為人才成長營造和諧寬鬆的環境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才就是未來。中央音樂學院非常注重對人才的引進與培養，始終堅持在實踐中發現人才，在活動中培育人才，在創新事業中凝聚人才，把大力培養造就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列為治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說起師資與人才隊伍建設所取得的成績，郭淑蘭一再強調，這主要是以院長為主的行政領導班子的努力和功勞，黨委主要起的是配合作用，配合支持行政班子順利開展工作。
“確切來說，黨委的作用是營造寬鬆和諧的環境，包括學術環境、育人環境，以及人才成長的環境，讓人人想幹事也能幹成事。作為黨政一把手，我和院長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和追求：誰想幹事，想幹正確的事，我們就支持誰。‘十二五’規劃後，我們進一步完善了中央音樂學院的辦學理念：學兼中西、融通古今、包容開放、傳承創新、全麵育人、追求卓越。隻有在一個相互關愛、相互包容、相互鼓勵的環境中，上述理念才能得以充分踐行，大家才能想幹事和幹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