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希望看到這樣一個人：不甘於平庸，有著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卻看不到成功的出路，找不到突圍的方向；有著多情的心胸，充滿深沉而真摯的熱情，卻又沒有找到愛情。孤獨、疾病、焦慮和壓抑，飽受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在希望、絕望、希望中憑著意誌的力量披荊斬棘地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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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我還閱讀了大量探索人生與命運的哲學書籍，希望能夠從中找到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我找到了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
西西弗被諸神處罰著，不停地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石頭由於自身的重量又滾下山去。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但西西弗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雖然受到了這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但他仍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這沒有效果的事業。
正是因為這種反複的勞動，使西西弗超越了自己的命運。他以沉重而均勻的腳步走向那無盡的苦難。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
西西弗，他完全清楚自己所處的悲慘境地。在他下山時，他想到的正是這悲慘的境地。加繆說：“不存在不通過蔑視而自我超越的命運……不存在無陰影的太陽，而且必須認識黑夜……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種個人的命運，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或至少可以說，隻有一種被人看做是宿命的和應受到蔑視的命運。此外，荒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西西弗永遠行進，而巨石仍在滾動。”
西西弗所處的生活，難道不正是我的生活嗎？看不到意義，看不到希望，隻是活著。但是最後加繆認為：“西西弗是幸福的。”幸福不正是無視痛苦而生活著嗎？
意大利有一句俗語：“我們是奴隸，永遠是憤怒的奴隸。”
我們覺得自己被束縛，身不由己，不自由。可誰是壓迫我們的奴隸主呢？我們對生活憤怒，歸根結底是對自己憤怒。要不怕麻煩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西西弗是幸福的，雖然他在無休止地推動著石頭，但他是幸福的，因為他不感到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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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繆說：“自殺，就是認可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認人並不理解生活……自殺，隻不過是承認生活並不值得……一個人自願去死，則說明這個人認識到——即使是下意識的——習慣不是一成不變的，認識到人活著的任何深刻的理由都不存在，就是認識到日常行為是無意義的，遭受痛苦也是無用的。”
尼采也說：“顯然天上地下最重要的就是長久地忍受。”尼采，他的一生也是受難的一生，病痛和孤獨同樣凶猛地襲擊了他。他說，“冰雪接近了，孤獨是可怕的”，但他以卓絕的意誌支撐著自我。在精神崩潰的前兩年，他還達到了創作的高峰時期，這也是他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使命感最鼎盛的時期。誠如他自己所說：“一個人洞察自己和時代的深度，與自身所受的痛苦的強度是成正比的。”
還有雪萊，他渾身跳動著作痛的神經；還有克爾凱郭爾；還有米開朗斯基；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即使是那以喜劇著名的卓別林也說：“其實憂傷緊隨著我的心靈整整一生，但我不再驅趕，隻是凝視。”我看到了一長串受苦受難者的名單。
當我知道有那麼多的人，並且都是些偉大傑出的人物也經受著各種各樣的艱難困厄時，我心裏得到了許多安慰。我感到在苦難中有了伴侶，即使他們不在我的身邊，不在這個時代，但我知道，他們在那裏，他們經曆過。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希望。雖然他們無法讓我消除神經症和疼痛，卻讓我重新鼓起了生命的勇氣！7
這個時期我也沒有忘記向中國古代的先賢聖哲求助。一部朱熹的《四書集注》放在我的床邊，每天臨睡之前都要翻閱。我從孔孟的言語中得到啟發，它教給我很多為人處事的道理，讓我的心受到鼓舞。
孔子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我把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孔子強調“忠恕”二字，忠乃盡已之事，就是盡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恕乃推己及人，以自己的心去理解別人，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別人。孔子多次教導人們要謹言慎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寡尤，行寡悔”，就是說話不要招致怨恨災禍，做事不要讓自己後悔。
過去我一直對他人存有怨恨，覺得周圍的環境對自己不利，別人有負於自己，所以動輒批評、抱怨他人。孔子的教導讓我對自己有了反思。同時我也記起看過的一則格言：“自然選擇的結果是，動物不能合上耳朵，卻可以合上嘴巴。不遵守這個法則的生物都會被淘汰。”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過去我有一種懷才不遇之感，而讀了孔子的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我更加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而寬恕了他人與周圍的環境。
但是，在我竭力從孔子那裏汲取力量的同時，強迫性的思維又來幹擾和作怪，使我對先賢聖哲的話產生了懷疑。
我想到孔子的一生都是失意的，並沒有達到他所標榜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沒有一個封建諸侯願意把國家政事托付給他治理。他不但沒有機會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甚至在遊曆各國時到處碰壁，最後落得“惶惶如喪家之犬”。他的弟子據稱三千，賢者七十二，卻也沒有一個真正在“治國平天下”上建功立業。孔子到底隻是一介書生、一位教書匠而已。
一個自己都不成功，隻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人，又如何去教導別人成功呢？正如有人推薦毛澤東去讀明代方孝孺的《深慮論》，毛澤東不屑一顧，說方孝孺連自己的事情都沒有考慮清楚(他被永樂大帝朱棣誅殺十族)，又如何教導別人深謀遠慮呢？所以我想，“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是對的，如果用一部《論語》來治天下的話，那可能隻是書生意氣，還可能是酸溜溜、迂腐的書生了。
何況《論語》是孔子的徒子徒孫記錄的，經過眾人的理解和篩選，有準確的，也可能有不準確的。即使記錄得完全準確，孔子說話的對象也隻是學生，這是《論語》的特殊語境。對學生說話，必定是淺顯易懂的，有些深奧的、辯證的道理，為了讓他們明白，也可能隻說一個方麵，隻及一點不及其餘，或者幹脆不講。正如孔子日：“中人以上，可以語知其不可而為之：明知做不到而偏要去做。語出《論語·憲問》。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孔子的學生到底又有多少是中人以上的呢？雖然號稱“賢者七十有二”，可在顏回死後，孔子卻感歎再也沒有愛好學問的人了。所以孔子在麵對他的學生時，一定還有不想說的或者不敢說的東西。性和天道，在孔子看來是高深的學問，沒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理解的。也許基於同樣的道理，“子不語：怪力亂神”，並非孔子不信怪力亂神，而是怕弟子聽不懂，反而以訛傳訛，所以孔子教導學生對神靈隻要“敬而遠之”即可，並沒有多講怪力亂神的事情。或許孔子認為這是性與天道，不好學的弟子們又怎麼可以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