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得好，“真《三國》，假《封神》”。大體上說來，《三國演義》是講史，雖非絕對的信史，但“怪力亂神”者確實不多。就算存在著想神化諸葛亮的傾向，“狀諸葛多智而近妖”，但也隻是偶爾有神異出現。章學誠所總結的“七實三虛”，不見得就是非常科學、非常精準的計算，但至少說明，人們承認《三國演義》對曆史大體上的忠實。
當然，所謂的“真”，對於《三國演義》來說，不是我們現在的科學意義上的“真”，但它仍然是曆史意義上的“真”。《三國演義》裏出現的神異現象，象“借東風”之類，盡管我們現在人受過科學教育，不太相信，然而對古人而言，也並非完全的無稽之談。我們看看曆代正史，神奇怪異的事情並不少見，象什麼劉邦出生之前，下大雷雨，他爸爸到地裏一看，一條龍和他媽媽在一起之類的，就認是非常神聖並堂而皇之地記在正史裏。為了說明劉邦是真名天子，不惜否定他父親的血統。對於現在人而言，應該是可笑甚至是人身侮辱，但在古人的價值觀中，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們在中國正史的煌煌臣著中，經常可以看到關於皇帝的這些“神話”。
但《封神演義》則不同，它雖然有曆史的影子－－武王滅商，但是這個過程卻與曆史有了很大的出入。在曆史上的休養生息、出兵東征，變成了薑子牙出兵東征、各路神仙鬥法比寶、最後封神封王的過程，可以說，《封神演義》由人的曆史變成了神仙傳奇。
“滿紙荒唐言”
人是怎麼樣變成神的呢？這情況很複雜，然而大體說來，也不外乎幾點：一是先民們剛走出蒙昧混沌的世界，以他們的知識，本來就分不清曆史與神話，故而他們多以神話傳說來反映曆史、反映生活；二是由於曆史久遠，記載闕如，遠古的曆史被籠罩於迷霧之中，後來的學者與民眾很難找到比較確切的記載；三是在悠久的歲月中，久遠的曆史越來越神秘，在人們的傳說中可能會越來越豐富，但同時也逐漸被神化了；第四個原因便是《封神演義》的作者有意識地用神仙來突出故事的神奇，以其奇特的幻想來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
我們知道，華夏民族是一個非常注重曆史的民族，也被人們稱為“史官文化”。但是，在文明的曙光剛剛照亮的時候，先民們睜開眼睛之初，他們的心靈仍然是模糊混沌的。對於他們而言，獲得食物以保持個體及種族的繁衍，是首要的任務。精神生產，隻能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對應。
先民們對自然界及人類自身的認識（即他們的科學體係）極其有限。在先民那裏，文明的曙光首先表現為神話，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裏所說的，“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希臘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正如希臘人把雷電變成宙斯統治世界的主要武器一樣，先民也將各種自然力加以神化。在中國古代著名的神話中，就有共工怒觸不周山及女媧補天的故事，還有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有後弈射日的故事，這些故事，應該說，都有一定的曆史依據。
許多人認為，共工怒觸不周山及女媧補天，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實際上是反映了人類早期的大洪水故事。關於大洪水的故事，可能是世界性的神話，不光中國有。象西方的諾亞方舟的故事，也是以大洪水為背景的。其它少數民族也有相類似的故事。
大洪水的故事，反映的是什麼呢？有的學者認為，可能在人類遠古時期，真的有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世界各地的大洪水故事，即是以這次大洪水為背景。也有的學者認為，人類早期都住在河穀之中，河流能給人類漁獵帶來方便，供給人類生活用水，也適合農業，但河流的定期泛濫，同樣會給先民們帶來滅頂之災，大洪水的故事，可能以此為背景。
大禹治水，正是華夏民族對水患鬥爭的反映。黃河流域是世界最早出現人類文明的地方之一，它富饒，是華夏民族的“母親河”，但它也是一條性情暴烈、經常帶來水患的河流。曾經有學者將中國大一統歸結於黃河水患的治理，因為治理這樣的一條大河，需要聚集起巨大的人力。象其它國家那樣，諸侯割據，是不可能治理黃河的，當然，黃河這樣的一條大河也不允許子民們一盤散沙。也有學者說，中國之所以實行君主專製，完全是因為水利的需要，治理河流時，需要有許多的人合作，因此，也需要有人全盤統籌，取得專製權力。
大禹治水的神話，充分反映了華夏民族治理水患的艱難。在大禹治水之先，禹的父親鯀，就是因為治理水患不力，而被殺害的。但是，艱難險阻並沒有嚇壞華夏人民，在鯀的肚子裏又孕育了禹。禹長大後，繼承治理洪水。他繼承了父親的遺誌，但吸取了父親的教訓。鯀治理江河，是以堵為主，結果不見成效。禹接手治理時，以疏導為主，讓江河洪水順著地勢流入東海。這既是先民們在失敗的鬥爭中吸取教訓並進而獲得科學知識、取得成功的形象反應，同時也反映出治理水患的艱難。即使是經過兩代人，大禹也還外出十載，三過家門而不入。
盡管有兩代人（其實，恐怕曆史上遠遠不止兩代人）的努力，盡管有大禹帶領人民艱苦卓絕的鬥爭，但人們還是將他們的努力歌頌為神力。在大禹治水的過程中，大禹本身能夠劈山開河，他手下也有各種各樣的神仙鬼怪，如能劃地成河的應龍等。這也是勞動人民對自身能力的一種不自覺的反映，一種自豪地歌頌。
後弈射日亦可作如是觀。古代傳說天上本來有十個太陽輪流當值，但有一天，突然十個太陽一起出來，這下子可烤得人們受不了，莊稼也全都死了，老百姓沒法子活下去。這時候，出來一個英雄，他是著名的神射手，叫後弈。他張弓射箭，一下子射掉了九個太陽，隻剩下最後一個太陽，老老實實地天天出來，天地之間又恢複了秩序。
這個神話故事，同樣地反映了人們對大自然的鬥爭。在最初的農業生產中，人們征服自然力的水準不高，基本上靠天吃飯，因此，水、旱災害必然會對他們的生活發生重大影響。但是，古人又不知道水、旱災的真正形成原因，他們隻能憑借自己的想象，將亢旱炎熱想象成十個太陽一齊照耀，就如同炎熱的天氣，太陽的熱量有平時的十倍。
當然，人們並不願意束手就擒，在大自然的威力麵前，他們仍然要反抗，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太陽，亦是如此。於是人們想象出一個善射無比的英雄後弈，他能夠拿著硬弓長箭將天上的太陽射掉。這種想象，既是基於農耕民族對於風調雨順的祈求，更是對自己想駕馭天氣的渴望。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先民們對於自己發明的弓箭，持著一種怎樣的自豪，對弓箭的威力，又是一種怎樣的自信！
神話不光反映了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同樣，神話也反映了人們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女媧補天裏，共工怒觸不周山的起因，是他與人爭戰，不勝，而怒觸不周山的。這裏的爭鬥，便是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的鬥爭。
更能反映這個進程的，是黃帝與炎帝鬥爭，以及黃帝鬥蚩尤的故事。黃帝與蚩尤的鬥爭，便有許多神仙鬼怪。比如說，能夠呼風喚雨的雨師風伯，能夠讓天地幹旱的魃（這顯然是人們對幹旱的神化），以及神仙們的各種寶貝，以及人類的智慧結晶，象黃帝造出的指南車。神仙鬼怪各顯神通，再加上各種寶貝及器械，用這些來反映黃帝與蚩尤的戰鬥，這與《封神演義》用神仙來反映武王滅商，完全是一個理路了。
先民們分不清自然力，將各種自然現象神化，同時，他們的原始思維方式，使得他們的精神世界中充滿了神秘的力量。故而，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在原始社會以及隨後的社會中，人們對於外在的客觀世界，所遺留下來的痕跡，肯定是充滿了神話色彩的。
人們用神話來認識、反映世界，後人所能了解的，就是這些夾雜了大量神秘色彩的故事。盡管華夏民族很快就走向了理性，但這些原始材料畢竟是當時留下來的重要資料（在考古發現之前，甚至是唯一的資料），因此，後人在考覆早期的曆史時，無法繞過先民們的神話。
當然，曆史學家們對於神話采取了自己的態度。如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他將神話曆史化了。比如說，上古傳說黃帝四麵，可能是說黃帝有四個腦袋，或者說他的腦袋是四四方方的，每一方都有一張臉－－他竟然有四個麵孔。這並不奇怪，我們經常說哪吒是三頭六臂，有的時候孫悟空也能變成三頭六臂，這種累加是人們對於自身能力的一種直觀的誇張。但是，孔子卻說，黃帝派了四個手下去治理四方，治理得很好，就象黃帝自己有四隻眼睛一樣。
還比如，古籍記載說，“夔一足”，大概是說這位不同平凡的人物隻有一隻足。這也不難理解，我們在上古傳說中經常看到有的神怪人麵蛇身，或者上身上人下半身是馬，那麼夔隻有一條腳也正常，誰能說蛇有幾隻足？誰又能說美人魚有幾條腿呢？然而，孔子不這樣理解，他說，夔這個人很能幹，精通音樂，象他這麼能幹的人，是舉世無雙的，有一個也有就足夠了。
象孔子這麼一解釋，那些稀奇古怪的神話都變成了老老實實、平淡無奇的曆史。長著四個腦袋或者四個麵孔的黃帝成了一位賢明的君主，道貌岸然，威嚴可敬；隻有一條腿的夔成了舉世無雙的大音樂家，優雅恭敬地表演著音樂。聽起來固然象真實可信的曆史，但到底符合不符合上古的曆史原貌，那誰也說不清楚了。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倒也老老實實的。他是太史，掌管國家圖書與檔案，再加上西漢緊接著先秦，古籍還不少，因此，他看到的資料肯定比我們今人看到的更多、更全麵。但是，司馬遷不太了解上古先民的思維習慣，覺得上古那些神話，不可能是真實可信的曆史。因此，他秉曆史學家的嚴謹，將這些在他看來是“荒誕不經”的史料都一掃而光，“縉紳先生難言之”。這樣嚴謹的作風，再加上他的實地考察，《史記》是中國史學界的一部信史，但早期的曆史民十分簡略了。
古希臘的神話保存得相對比較完整，而中國神話由於中國文明的早熟，被有意識地摒棄、改造了。隻有極少數的神話故事還片斷地保留在各種古籍之中，即使這少數的神話故事，還經過了一定的改造，不再是曆史的原貌，因此，從神話來考察中國早期的曆史，顯然是很困難的。
除開史官文化的發達對神話的改造之外，上古神話本身的流傳也存在著一定的困難。與早期先民們的科學水平發展相對應的，是文字書寫工具的落後。先民們既沒有記載曆史的意識，也沒有記載曆史的工具。就目前的考古發掘來看，中國最早的相對成熟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而在有文字之初，人們對曆史的記載，隻能靠口耳相傳，或者圖畫，或者結繩記事。關於這些記敘曆史的方式，世界各國都有經曆，我國古籍也多有記載。
即使是相對成熟的甲骨文，從殷墟發掘的實物看，也是以刀具刻在牛骨或龜甲之上。材料難得、刻寫困難、信息量極少、文字體係尚不完善，這些都使得甲骨文不可能完全擔負起記載曆史的重任。實際上，甲骨文主要是用來貞卜所用，即夏商主要是巫祝文化，而非史官文化。至於其他的記事方式，如畫圖、結繩、刻契，隻能作為一個簡單的輔助手段，不能蘊含更多的信息，更不能用來進行複雜的敘事。
比較特殊的是口耳相傳的記事方式，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記事方式，也是民間使用較為久遠的敘事方法。據一些人類學的論著表明，在原始部落中，有專門的人員對世界的起源及本部落的曆史等資料進行傳承。在中國古代的宮廷裏，也有專門的瞽、矇等官職，負責這方麵的工作。為什麼使用這些盲人呢？因為人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息是通過眼睛輸入的，減少信息量的傳輸，會促使這些人記憶力的提高，因為他們可以專門記憶這些相對較少的信息。
古代的著作，如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傳說就是由盲人荷馬創作、傳唱的。在中國少數民族中，有許多長篇史詩，如《格薩爾王》、《江格爾》等，也是由民間藝人口耳相傳保留下來的。這些史詩篇幅極長，達幾十萬乃至幾百萬行，由此可見，人類依靠記憶力保存的信息量是相當驚人的。
但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保存下來的信息，也是有其特點的。第一，它需要有專門的人員進行這樣的工作，在後世的宮廷中，文字代替了瞽、矇的工作，而民間藝人的表演，隨著社會的節奏的加快、獲得信息的方式增多，逐漸失傳了（從漢族說書藝人的消亡便可以看出）；第二，口耳相傳，保存下來的信息會隨著傳唱者的記憶而發生變化。
關於第一點，勿需多言。至於第二點，人的記憶力畢竟有限，傳承授受者也不可能完全準確的複製。在很多時候，會由傳承者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加以改造。由於民間藝人的生活環境及他們知識水平的局限，他們對曆史的解釋、對故事的敘述，免不了要受到民間思維的影響，這一點，可以從民間說書藝人的“講史”可以看出（《封神演義》的前身，也是如《三國演義》一樣的講史）。民間傳播、民間思維，自然少不了怪力亂神，增加其“傳奇”的成分。
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即使是在正史中亦是如此。信息傳播的規律，便是每人傳播者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以想象。著名曆史學家顧頡剛先生也提出，曆史會在傳播中越來越豐富，後出的敘述總比原始敘述更加詳細，這多出來的內容，並非完全是依靠史料的增加，而更多的是敘述者的想象與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