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條陳十道。
聞太師向商紂王具疏，詳細開列了十件大事，要求商紂王立即施行，《封神演義》寫道：
具疏臣太師聞仲上言，奏為國政大變，有傷風化，寵淫近佞，連治慘刑；大於天變，險憂莫測事。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己憂，而未嚐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而眾聖輔德，賢能使職，教化大行；天下為治，萬民皆安，仁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乃王者必世而後仁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遜，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法，所作韶樂，盡善盡美。今陛下繼承大統，當行仁義，普施恩澤，愛惜軍民，禮文敬武，順天和地；則社稷奠安，生民樂業。豈意陛下近淫酒，親奸倭，忘恩愛，將皇後炮手剜睛，殺子嗣自剪其後。此皆無道之君所行，自取滅亡之禍。臣願陛下痛改前非，行仁與義，速遠小人，日近君子。庶幾社稷奠安，萬民欽服、天心效順，國祚靈長，風和雨順，天下享承平之福矣。臣帶罪冒犯天顏，條陳開列於後：笫一件拆鹿台，安民心不亂。第二件廢炮烙，使諫臣盡忠。第三件填蠆盆，宮患自安。第四件填酒池，拔肉林，掩諸侯謗議。第五件貶妲己，別立正宮，自無蠱惑。第六件斬費仲、尤渾，快人心以警不肖。第七件開倉廩，賑民饑饉。第八件遣使命，招安東南。第九件訪遺賢於山澤。第十件大開言路，使天下無壅塞之蔽。
聞太師所列十條十分具體，實行起來也並非難事。可實際上，其中的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最為難辦，也最是觸動了商紂王的痛處。因此，盡管聞太師“立於龍書案旁，磨墨潤筆，將筆遞與紂王”，可紂王卻猶疑再三，最後恰恰是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都不準行。聞太師再三規勸，恰在辯論之時，奸臣費仲、尤渾不知深淺，想利用紂王壓住聞太師，聞太師即刻甩了他們幾大耳光，並令立斬二人。幸紂王有意相救，才免了二位奸臣做那刀下之鬼。
由以上的辯論和處罰奸臣費仲、尤渾的細節，我們既可以看到聞太師的直率性情和毫無畏懼、敢做敢為的高尚品質，也可以想見聞太師在殷商具有極高的威望和絕對的權威。聞太師在殷商的位置和威信是無人能夠撼動的，即便是商紂王本人也是有些懼怕聞太師的。
二是兵伐西岐。
在西周不斷取得對殷商戰爭的勝利之時，聞太師自然是坐不住了。作為國家的棟梁，聞太師請命親自征伐西岐，期望能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多年征伐的戰爭經驗和充滿自信的戰爭技巧打敗西周，以鞏固殷商統治。
可出征的時候，聞太師就被他的坐騎墨麒麟掀翻在地，這本是個不祥之兆，當時是十分講究事件的吉凶的，可當下大夫王變奏請另請別將代替太師時，聞太師卻一意孤行，不以為意，這就是《封神演義》為聞太仲兵伐西岐喪命而埋下的伏筆吧。
聞太師兵伐西岐後，雖沿路收得了多名將領，也得到了殷商一些地方諸侯和守將的援助，但總體說來是事不如意、屢屢失機。在戰場上總是被西周占得先機，這在聞太師以往的征伐中可是十分罕見的，也許這正是西周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充分的軍事準備理應得到的戰爭成果吧。
經過3年的征戰，聞太師的30萬兵馬損失殆盡。聞太師不禁仰天歎息：“天絕成湯！當今失政，致天心不順，民怨日生。臣空有赤膽忠心，無能回其萬一。此豈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最後，在絕龍嶺，聞太師命喪黃泉，可憐成湯太師為國捐軀。
可聞太師即便死了，也念念不忘殷商江山，《封神演義》寫道：
太師忠心不滅，一點真靈借風徑至朝歌，來見紂王，申訴其情。此時紂王正在鹿台與妲己飲酒，不覺一陣昏沉，伏幾而臥。忽見太師立於旁邊，諫曰：“老臣奉敕西征，屢戰失利，枉勞無功，今已絕於西土。願陛下勤修仁政，求賢輔國；毋肆荒淫，濁亂朝政；毋以祖宗社稷為不足重，人言不足信，天命不足畏，企反前愆，庶可挽回。老臣欲再訴深情，恐難進封神台耳。臣去也！”
由此，更凸顯了聞太師的赤膽忠心。
宋真宗時有龐太師龐籍，是個有些爭議的人物。《少年包青天》等曆史劇中均將龐太師作反麵人物描述，甚至說他想投敵賣國。然而，有些曆史學家卻認為龐太師是個對國家和社會有著一定貢獻的人物。龐籍在宋真宗時進士及第，此後為官勤謹有道，累升至宰相，又升為太師。他是韓琦、範仲淹等人的好友，也是司馬光、狄青等人的恩師。上述四人在北宋時期都是十分有影響的曆史人物。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司馬光主持編修的《資治通鑒》更是流傳至今的不朽名篇和恢弘巨製。
至於東漢末三國初的董卓董太師和北宋的蔡京蔡太師，則是中國曆史上絕對的大奸大惡之人了。他們與聞仲聞太師可謂是太師中的“兩極”，一個在“正極”一個在“負極”，一個極忠極善，一個極奸極惡。
董卓，早年是東漢將領，在西方奉朝廷之命平定了少數民族的叛亂，後又參加征討“黃巾軍”的戰爭，雖然在征討“黃巾軍”戰鬥中多次兵敗，可朝廷還是對他稱賞有加，累升為前將軍，因而重兵在手。於是，董卓便擁兵自重，駐軍於河東一帶，不肯接受朝廷的征召而放棄兵權。其時恰逢京城洛陽大亂，何進被殺，董卓趁機進兵京城，掌管了朝政，自此專橫跋扈，更因有呂布等勇將，更加肆無忌憚。董卓為所欲為，廢漢少帝立漢獻帝，引起各路諸侯的強烈反感，袁紹、韓馥、曹操、袁術、孫堅等人便聯合發布討董卓檄文，共同興兵討伐董卓。董卓懼怕，便挾漢獻帝移都長安，將京城洛陽付之一炬，毀滅殆盡。後孫堅進居洛陽，曹操迎漢獻帝都許昌，董卓也在王允的“連環節”和“美人計”中被呂布所殺。東漢王朝從此滅亡，中國曆史進入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代。董卓對東漢的政治和經濟都破壞巨大，在政治上擅權獨斷、廢帝立帝，造成了東漢王朝的即時覆滅，其焚燒洛陽則造成了經濟上、文化上的巨大損害。
蔡京則是北宋末期的太師，典型的大奸。蔡京進士及第後，累官至知開封府，春風得意。北宋末期政局動亂，宰相一位更替頻繁，王安石任相時推行新法，可司馬光隨後上任，就宣布廢除王安石的新法，更正其所有做法，並限令5日內各地方官吏辦妥。結果隻有蔡京在限期內做到了全部執行，因而蔡京得到了司馬光的賞識。宋徽宗年間，蔡京因與宦官童貫相勾結，得到朝廷的重用，並伺機擠走了宰相韓忠彥等人而出任右相，後又靠諂媚手段官至太師。蔡京靠奉迎獻媚，先後4次出任宰相，共計17年之久。
蔡京在位期間，施行了一係列損害國家和百姓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如設立應奉局、造作局；大興花綱石之役勞民傷財；建延福宮等超豪華建築耗資巨萬；設“西城刮田所”搜刮民田；為了彌補財政虧空盡改鹽法、茶法等；鑄當十大錢引起幣製混亂。蔡京災害民眾，是中國曆史上最昏庸的宰相和太師。他與童貫、粱師成、王黼、高俅、朱勔等把持朝政，被當時的太學生陳東稱為“六賊”，蔡京便是“六賊”之首。當時在東京城開封傳唱著一首童謠：“殺了穜蒿（童貫的諧音）割了菜（指蔡京），吃了羔兒（高俅）荷葉在。”“荷葉”是指何執中，當時何依附於蔡京。這首童謠的開唱正是宋江起事的前夜，宋江起義不久就嘯聚了所謂的108條好漢，水泊梁山，殺富濟貧，給北宋朝廷以沉重打擊，是人們心中的“水滸英雄”。人們用“殺”、“割”、“吃”表明了深刻痛恨“六賊”的憤怒心情。直到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欽宗即位後，才一舉消滅“六賊”，蔡京被貶嶺南，在被貶途中，蔡京自殺於潭州（今湖南長沙）。蔡京做太師為害巨大，可他的藝術才能輝煌，是公認的“才子”，他的書法、詩歌和散文都有極高水準，其書法更是躋身於北宋蘇、黃、米、蔡四大家之中，當談及蔡京的書法成就時，當時的人們均認為“冠絕一時”、“無人出其右者”。著名書法家米芾就表示自己的書法不及蔡京。
然而，無論是聞仲，還是董卓、蔡京，他們都未能改變朝廷的命運。
聞仲一心為國，竭盡全力，恪盡職守，可最後終也無法因個人能力而改變殷商滅亡的命運，這是曆史的規律。當一個朝廷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之時，個人的力量是微薄的。隻有在遇到明君、遇上太平盛世時，才能更加好地體現個人魅力和才能，否則再高明的太師也隻能是腐朽王朝的犧牲品而已。就像再高明的廚師，如果給他的原料都是腐爛變質的東西時，他也無法烹製出鮮美可口的菜肴；再嬌羞動人的鮮花，如果遇上狂風暴雨和透骨嚴寒，也無力苦苦支撐終究要凋謝殆盡一樣。
而董卓、蔡京之流，作為太師的另一種典型，他們把持朝政、胡作非為，把王朝政治弄得一塌糊塗，置百姓於水火之中而不顧。他們無疑加速了王朝的衰敗和毀滅，也給自己戴上了“奸臣”的罵名。然而，有這樣的“太師”，就必定有“欣賞”這種太師的昏君。如果不是昏君的昏庸無能，又豈能讓這種奸臣當道？這是一種自然的推論。因此，我們應該把眼光和思想放得更深遠一些，應該從更深刻的層麵去認識奸臣（不單隻指“太師”）的誕生，去認識封建王朝深處的客觀條件、現實原因和內部機製運行規律。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奸臣的誕生、忠臣的無奈和王朝的覆滅。
因此王朝的命運並不是由個別人決定的，因為個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即便是太師、宰相或者權臣，他們的力量同樣有限。隻有當王朝的內部開始動搖或腐朽，支撐王朝繼續統治下去的主客觀條件發生巨大改變之時，王朝才會被代替或被消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師、宰相或者權臣並不能徹底改變王朝的命運，他們至多隻是延緩或加快封建王朝覆滅的進度而已。
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說，封建王朝的統治都是有著極大的局限性的。因為，封建王朝奉行的都是“家天下”的原則，王位世襲製是鐵的規律，這與曆史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隻有全社會的民眾都成為國家的主人，即所謂的“公天下”之時，社會才能和諧發展，才會不存在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才會不存在階級矛盾和政治矛盾。
而且，那種皇帝獨攬政權、獨斷專行的做法極大地限製了社會的創造力和積極性，也製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文化事業的繁榮。畢竟個人的力量、思想和思維方式是有著極大的局限性的，是不完整的和不科學的，也是無法代表全社會民眾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的。因此，封建專製的國家機器必定會走向它的極端和頂點，當封建專製的輝煌時期過去之後，等待它的自然是毀滅的命運，這也是鐵定的規律。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即是如此，當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之時，呈現了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進步，而到了漢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當中國曆史進入宋元以後，已經無法再創造出漢唐時期的輝煌，封建專製製度開始步入了衰退的軌道。最後，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的轟擊和近代文明的侵蝕之下，中國封建製度便自然地走向了滅亡。
我們分析太師的“兩極”，便是要認清封建王朝的命運；我們分析封建王朝的命運，便是要認清中國曆史的發展規律；我們分析中國曆史的發展規律，便是要更好地把握曆史、理解曆史，為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這才是我們解讀曆史的最重要、最真實、最正確的原因和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