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6日夜於廣州東山湖畔[3]文學評論·《商界》再辯《商界》再辯
1988年第三、四期《當代》雜誌連續用兩期連載了錢石昌、歐偉雄的長篇小說《商界》，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隨之主要是來自“北派”的“非認同”與保留，以及“南派”的批評，更多的是“沉默”。有感於此，三個月後，我撰寫發表了長達逾萬字的《〈商界〉初辯》一文，從文學的曆史縱向坐標與現實橫向坐標比較中，充分肯定了其思想與藝術上獨特的發現、獨特的價值與獨特的位置。
1991年，當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結果公布時，我曾在多個文學公開場合說過一句話：《商界》的落選，是茅獎評選的一個失誤，後來又說是茅獎評選的一個曆史性錯誤。
整整二十年過去了，當廣州市文聯舉辦“改革開放與廣州文學論壇”，希望我就《商界》的價值進行再認識和評價時，我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可稱之為《〈商界〉再辯》。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預言之作”
在《〈商界〉初辯》一文中，我使用“開拓之作”、“拓荒之作”的評價予以褒獎，今天，在再辯中，我要說，《商界》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年第一部正麵反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預言之作”。
在當代中國，商品、商品經濟、資本、市場經濟是一個遲來的實踐，理論上的認定，更是一個遲來者。
在《商界》誕生之前，現當代中國文學史上，隻有兩部長篇小說作品，堪稱與之關聯，即茅盾的《子夜》，它主要反映資本原始積累的血腥與罪惡，還有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寫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及計劃經濟與之同化。前者文學價值上是一部名著地位，後者同樣具備曆史認識價值，但藝術整體水平顯然要弱。
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廣東著名經濟學家卓炯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被稱為廣東乃至中國商品經濟之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醞釀誕生的《商界》，從文學創作的實踐上，證實了它的艱難啟動與演繹經曆，在當時卓炯提出的商品理論並未在學界及社會形成大的影響時，無疑為一部“預言之作”。
在藝術表現的形式與文本上，《商界》並不標新立異，依然循例典型的傳統寫作，但卻在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換這個大時代背景下，重點突出商品經濟中的“人”以及人與人之間主體的經濟行為關係，並通過跌宕起伏的商戰，回避與淡化慣有的政治色彩與權力角逐，從而完成了人物現代理念與現代人格與現代人性的轉化，最終以悲劇的格調、悲劇的樣式與悲劇的結局來祭奠。展示了當代性作品的現時性與共時性的文學魅力。
反文學思潮的“叛逆之作”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兩股思潮慢慢褪去它的光環時，文學界又冒出了新的思潮，即“尋根文學”與“現代派(先鋒、實驗)文學”。“尋根文學”產生了作為其光榮載體的優秀作家與優秀作品，但它最後沒有深入下去，有點強弩之末的感覺：“現代派(實驗、先鋒)文學與它的生存土壤一樣，極其貧瘠與脆弱，從未形成過比較完備的文學形態，今天，如果不是追溯曆史，人們可能已經把它遺忘了。”也許它唯一的成就，是朦朧詩的顯赫一時，是留下了兩個同樣顯赫一時的名字：北島與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