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下半年，當“尋根文學”的主張提出後，在新時期文學現實主義這個主要潮流之外，又出現了兩股文學潮流：“尋根文學”與“新潮（先鋒、實驗）文學”。尋根文學是對傳統的反思與認同。無論是較為徹底的批判、摒棄，還是有保留的繼承、弘揚，本質上依然是黃土文化的“根”，是在黃土文化的“根”上重塑新的民族形象。“新潮文學”則以西方現代文化為乳汁，為基因，試圖建築中國現代派文學。從創作實踐上看，中國並未誕生自成體係、自成個性的現代派文學理論與典型的現代派作品。“尋根文學”與“新潮文學”，在南國的廣東影響甚微、甚弱。廣東的幾代作家，仍以現實主義為其主潮。而嶺南文化的開放傳統，現實較為發達的商品條件，廣東理應產生完全區別內陸的新的文學品格。而正是從《商界》中，看到了它的種種影像。
還有論者，將《商界》一般性地納入“改革文學”的範疇，對此，也必須作具體分析。新時期的“改革文學”，從本質上說，是以“官”本位、“權力”本位、“政治”本位的轉換為其內核的。隻是，它要擊敗的是“官僚”的本位，被腐蝕的“權力”的本位，非道德、非人性的“政治”本位，而恢複順應時代潮流，順應民心，發揮自我意識的鐵腕與仁義並舉的權力和道德的秩序。從曆史的角度看，從現實的情境看，這仍然是文學的一種進步。這也就是所謂“清官意識”這個文學古老的母題曆久不衰的奧秘。《商界》沒有回避實行商品經濟規律時“權力”的幹預，但它更尊重規律自身，以及它對“權力”的動搖力量。從宏觀範圍講，《商界》寫了處於整個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商品經濟的建立，但它畢竟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改革文學”的重複。至於“改革文學”自身，下一階段，會出現什麼文學新質，這需要待以時日，另題探討了。
關於南方文學品格，青年女評論家陳誌紅有過精彩的表述：“當北方相當多的作家仍在憂心於民族的種種劣根性而孜孜不倦地排除那些曆史沉積下來的疽癰時，廣東的作家已經開始在一種新的經濟、文化氛圍中展開自己的文學話題……《商界》的推出，更表現出廣東文學的一種嶄新姿態。”這裏需要補充的是，當不少作家在摹仿西方現代文化時，《商界》則試圖尋找一種汲取了西方現代文化精英的中國式的現代文化（當然，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論：在同時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精英與西方現代文化精英的基礎上，融合成一種新的中國式的現代文化，也許，這更切合國民的文化素質、文化層次與文化習慣）。在《商界》中，曆史的傳統意識隱沒了，強調了現代意識和觀念的主旋律作用，及此在現代商品條件下產生的競爭品格；在《商界》中，最能體現現代廣東物質文明的高層建築的歌廳、舞廳、咖啡茶座被作家有意識地忽略了，但人物的思維方式、心理方式、觀念方式、行為方式及價值取向，則充分體現了現代文化精神；在《商界》中，現實的變動與固有的傳統這個當代中國文學經久不息的衝突性主題，僅僅被當作一種遠景極大地淡化了，人物關注的隻是現實的運轉與現實的競爭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與決斷；在《商界》中，作家所要否決的，也是在現代商品競爭條件下生成的新的劣根，新的惰性，新的羈絆，新的疽癰。在《商界》中，理性精神、悲劇意識，已經不是曆史傳統的概念，而是現實格局的把握與駕馭的難度、難點所帶來的一種現代責任感、心理負荷與憂患意識；在《商界》中，經濟活動是人的中心，由此而帶來人生、人際、人倫關係的優勝劣敗，政治和道德的評判再也不是唯一準繩。批評者指認《商界》“未能從文化深層意識方麵去審視商品經濟中人的活動”是否有偏頗之嫌？隨著現實演變而演變著的南方地域地理環境與人文生態環境，直接影響著人的生態與文化氣質、眼光，從而造就一種新的民族性格。即是智性的凝聚與超前，思維的開放與廣闊，觀念的多元與容納，氣質的灑脫與豁達，心態的堅毅與健全，精神的務實與優越。
不管《商界》作者是否意識到，《商界》創造的南方文學品格，事實上是在創造一種現代“資本”形象與資本觀念。雖然，就某個具體人物而論，它並沒有這種典型的力量。但是，在整體上，它確實勾勒了現代“資本”形象的一個大體輪廓，尤其是作為全書命脈的資本觀念，則始終在強有力地搏動著。由《商界》始，期待著廣東作家創造一個當代“吳蓀莆”，一個在現代商品條件孕育下的當代“資本”形象。那麼，廣東文學貢獻於全國的，會是南中國文壇一聲名副其實的“響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