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喜工商企業聯合公司總經理廖祖泉的女秘書梁依雲對他並不隱忍。要求婚姻的形式與內容的絕對和諧，更帶現代色彩。而廖祖泉與他妻子魏可儀的婚姻，則是典型的老派傳統。梁依雲以純粹現代女性的眼光，評判廖祖泉在現代商品競爭中的成敗優劣。她欣賞廖祖泉的現代商品意識和才智，但又不滿足她自認為高層次的駕馭與宏觀的決策的欠缺，她想揳入廖祖泉的家庭生活，又有所顧忌與憂慮，廖祖泉畢竟不是她實現自身人生價值最理想最合適的伴侶。麵對廖祖泉的分寸與矜持，廖祖泉對家庭堅守的責任，梁依雲隻有徹底皈依西方文化，以至為遠走異域構築人生夢幻而不惜犧牲女性的貞潔。魏可儀與梁依雲一樣受過高等教育，隻是時代背景不一樣，最終卻成了沉淪安命，失去女性獨立性的典型的家庭主婦。在商品競技場上，則始終是旁觀者。
曾廣榮、馬俊發、陶麗佳的“三角”關係，則有著現代商品原始積累時期的惡濁與新奇。這一組人物關係本可以深化，尤其是曾廣榮入獄之後，陶麗佳從一個依附型一躍而變為獨立人格的現代女性形象，更可以反映現代商品殘酷競爭中造就新的女性形象的普遍的價值觀，然而，由於作家整體布局，尤其是小說後半部顯然的倉促，更未能如願。
在人倫關係之外，穗光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少達、派駐香港中方銀行的利英的形象，為《商界》的現代商品意識增色不少。李少達那種中國現代商品運動中“少壯派”的許多重要特點，諸如博學多能，顧盼自雄，宏觀、超前、網狀的思維特點，乃至哲學觀、文化觀，都線條分明；利英作為長期接受西方和西方現代金融熏陶的現代意識，則處處閃爍著靈性之光。
《商界》在現代人格化和現代人性化，以及人倫關係的開掘中，為初始階段的現代商品經濟運動輸入了精神血液，而它最終彌漫出來的悲劇意識與悲劇氛圍，注進了作家自己獨立的思考與判斷。作品中現實的描寫與作品中體現出來的作家的某些超前意識，都足以說明，作家並不是單純的歌功頌德式的“功利主義”者，《商界》已並非所謂趕時髦之作，它對邁進了現代商品階段的中國現實的把握及其前景的預見，顯示了作家的深刻程度與憂患意識。對現代中國人來說，也許過於悲觀與過於樂觀同樣不足取。在樂觀中滲入憂慮，始終清醒如一，也許最能反映現狀的全部真實性與全部複雜性。古老的泱泱大國——中國嗬，您要聳立於世界先進民族和國家之林，百折不回的進取是唯一通途。
在現代商品競爭中，張漢池失敗了，羅泰康自焚了，廖修儒崩潰了，曾廣榮入獄了，梁依雲遠走異域了，連統領人物唐風翔也捉襟見肘，不知是因有功還是有過被調離了，順風順氣者廖祖泉也在收獲中流露出淡淡的悲戚……現實的窘境，現實在開拓中的重重阻遏與風險，似乎全部證實了《商界》作者早於1986年的預言。難道這僅僅是一種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遠見，而不是文學的力量嗎？不是在文學中透露出的哲人的睿智嗎？《商界》的這組“三角”關係，豐富了商品經濟的容量，豐富了商品經濟中“人”的內涵。
唯其“創造”，才貢獻了新的價值
毫無疑問，《商界》作為新時期第一部正麵反映商品經濟運動的作品，它的稚嫩與它的創造一樣令人注目。倘若由大手筆經營，可以在更高的哲學意義和文化意義上實現它的文學價值。如紀實與寫實並重的手法，前者對於虛構作品，容易限製其藝術想象的空間；後者卻使現代讀者可能減少閱讀上的快感與新鮮感。結構上過於戲劇化與懸念化，又會導致失真感。在謀篇布局上，如果圍繞銀行信貸主幹事件展開情節，再壓縮幾萬字的篇幅，也許可以寫成一部更典型的金融小說。但凡此種種，並不能掩蓋《商界》創造的光芒，不能掩蓋它對當代中國文學新的貢獻。
《商界》的出現，標誌著南方現代文學品格在孕育中，在成長中，這也是《商界》最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