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池是帶著傳統的框架走上商品經濟大舞台的。純粹由於各派力量平衡需要的價值視角，這位在產品經濟與產品方式環境中遊刃自如的強者，企業界的“一山之虎”，一躍而為駕馭商品經濟和商品方式的決策人。他既缺少必要的知識武裝，更缺乏心理的準備和商業戰爭必不可少的應變能力。作家無意去渲染和展覽張漢池“過去時”的輝煌，也沒有鋪染他“量入為出”的小生產者式的家庭熏陶，而將筆力集中於他麵對現代商戰的窘境、迷惑以及力不從心的掙紮。他終於敗下陣來。雖然，他曾力圖以個人的完美品格加以挽救，但麵對隻正視效果，而不問動機的價值規律，一個時代的整飭與廓清，往往要以許多單個人的不幸為其血汙的代價。以至連他也不得不承認“惡也是推動曆史的動力”這個叛逆性的結論。個人的道德操行，隻有與現代潮流的進程相默契相吻合，才能迸發出耀眼的智性與悟性之光。張漢池的失敗，毋寧說是傳統思維模式和心理素質的災難，不如說是現代觀念和現代品格的殘缺所致。張漢池代表了商品經濟最初階段最不可思議又最富奇特想象的一種膠著的生活形態與社會現象。
廖祖泉在進入商品經濟角色之前，與張漢池幾乎處於同一個起點上。他們都是產品經濟與產品方式的寵兒。所不同的是，廖祖泉既得益於具有充分商品意識的父親廖修儒的耳濡目染，同時又在無可更變的產品經濟與產品方式的大環境中，尋找突破手工作坊式的一方新地。因之，當商品經濟的大潮洶湧而來時，他立即把握住機遇，思想行雲流水般超前運轉，開拓自己的商戰市場。然而，曆史給他提供機遇，卻不能為他提供施展才華的更廣闊的舞台。才華與環境、與空間的不適度，使他有一種懷才不遇的生存局促感，“實業救國論”支撐著他的思想框架。但他畢竟屬於那種在浪尖上必要搏擊一番的弄潮兒。而正是在廖祖泉身上，看到了商品經濟不可抗拒的潮頭，以及可以預示的燦爛前景。正如張漢池一樣，作為一個具體的個人，他也許在某個曆史時刻失敗了，湮滅了，但作為新生的商品經濟與經濟意識，新生的現代人格與人性，卻鳳凰涅槃。後來者不應嘲笑他們摸索的困苦，挑剔他們潰爛的創傷，而是尊重與正視他們摸索與奮進的財富本身。
曾廣榮則代表了商品經濟初始階段另一種曆史現象。這也許具有相當普遍性，最令人憂慮不堪，也令人無法簡化結論的一種混沌初開的現象。作為曾廣榮個人，他的文化素質、心理品格乃至商品意識，都是不健全的。唯一表現在他身上的活力，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那種瘋狂的欲望，欲望產生的同樣瘋狂的破壞力和建設力。他的最終入獄，從道德的角度看，也許不足取，但從曆史的著眼點看，卻不無認識價值。商品競爭，規律的製約是根本的，但也不可能不受到個人品位的影響。曾廣榮入獄後一度產生的絕望感、死亡感，就是最有說服力的明證。
《商界》倘若僅僅停留於張漢池、廖祖泉、曾廣榮三個人物的描寫上，很可能在帶來新鮮感的咀嚼之餘，造成類型化、單一感。這三個人物，譜寫了商品經濟最初階段許多重要和精彩旋律，但並不是曆史過程的全部，也不是它的多棱鏡的輻射。這裏，必須注意到《商界》所刻畫的另一組人物：商業“才子”類的工商銀行越秀分行行長唐風翔、信貸部副主任羅泰康、原人民銀行高級業務員廖修儒，正是這組人物連接一起，代表了商品經濟在現代中國的命運沉浮及其基本走向。
唐風翔是五十年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的本科生。他初識商品經濟，但他個人不可能超越當時的政治環境和產品經濟格局而變得鶴立雞群。曾在他心靈和觀念萌生過的商品意識，一當新時期由計劃經濟遽變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便有一種超然的適應力，並為曆史的巨變推波助瀾。他是一個統觀全局又能透徹看到內裏暴露與潛藏著矛盾、危機的智者。當權力、人際關係在腐蝕商品經濟規律時，當“行政手”、“法律手”在人為地幹預經濟規律的“隱蔽手”時，他又不得不使用調整與平衡的杠杆。他統觀而不能全部駕馭，洞察而不能全部剖開，決斷而不能實施鐵腕，足見商品經濟在起飛時的艱難。
廖修儒四十年代已是金融行家。堪稱商品經濟理論和觀念的先行者。像建國以來包括政治、思想各個領域在內的引領時代步伐的先行者一樣，在以“政治鬥爭”、“路線鬥爭”為綱的大環境、大氣候下，必然命途多舛，頭破血流。如現實中的“人口論者”馬寅初，經濟所有製“多元論”者孫冶方，哲學上“合二而一”論者楊獻珍，反抗江青集團暴虐的張誌新等等。並像所有思想者一樣，性格上指點激揚，直言不諱，抗衡邪惡，抗衡強暴，堅持公理，堅持道義。思想的超前與個性的鋒芒，使他們曆盡坎坷，遭遇重重挫折。他獨具人格而不備人形，卓越的才華被排斥在社會之外。早在五十年代前期，他已經意識到商品經濟與銀行信貸的價值規律，然而，卻被當作“異端邪說”鎮壓下去。他被凍結了二十年。但思想的銳利，意誌的堅毅並未消磨。進入暮年，冥冥之中還堅信可以破土而出，甚至奢想中國經濟崩潰之日，將脫韁而出，昂首長嘶，疾蹄奮飛。盡管他的理論仍然不乏現代的光芒，但在大經濟變動的格局中，還是可有可無。學富五車，終不得誌。廖修儒不僅是整個現代知識分子人生不幸的一個典型縮影，也是整個現代中國商品經濟命運艱難跋涉的一個悲劇縮影。當他的孫子廖克奉行先選擇自己再選擇社會的人生哲學，翩然出走，書桌的玻璃板下留著“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南史》”的座右銘，這本無具體對象的針對性，而僅僅是某種象征意味的箴言，卻雷電般將誌大心高的廖修儒的精神翅膀折斷，他認為孫子是在為他的命運作出最後的注解。廖修儒未能在這個社會建樹，他唯一的精神遺產與精神遺傳，是無形中為兒子廖祖泉，為孫子廖克塑造了現實的反叛者形象，辛辣與超然的現代獨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