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鬆岩對珠江三角洲的風俗風物風情，可說爛熟於心。你甚至很難看出外表碰撞的生硬痕跡。即使如此，也要提請餘鬆岩注意，不僅要增加作品地理地域性文化的濃度，更要自然貫通地把它契入當代商品意識和當代文化觀念的變動中。對整個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和觀念的容納，《生活的漩流》有一個良好開端，但還要掘進深入。長於故事鋪排，情節有聲有色，善於結構人物關係，是餘鬆岩藝術上所長。但似應突破現有人物關係和情節結構過於對稱、規範的“嚴謹”，使之更接近生活本身的非對稱、非規範的“散漫”。
依我所見，廣東境內（海南現已劃出），汕頭地區（尤其是傍海地區）的人種最為優良，最為俊美；而從自然地理環境及人物風俗而論，則珠江三角洲最有特色。試問，商品發達，經濟繁榮的珠江三角洲，將以多少年限為計，湧現多一些作家、大家、大作品呢？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登上廣東文壇的二十幾位業餘作者，現在較有名望、仍不時拿出新作的，隻剩下王杏元、陳國凱、楊幹華、程賢章、餘鬆岩（我們還不會忘記逝世不久的譚日超）幾位了。我們可以而且要求學經濟出身、又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餘鬆岩貢獻更多。
1988年元月21—22日於廣州南湖竹園賓館——區莊村[3]文學評論·南方文學品格與現代“資本”形象南方文學品格與現代“資本”形象——《商界》初辯《代價》（陳國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白門柳》（劉斯奮，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12月出版）、《天堂眾生錄》（楊幹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與《商界》（錢石昌、歐偉雄，《當代》1988年第3、4期）是新時期廣東最好的四部長篇小說。——這自然不是所有人的結論。但至少我是這樣看的。
據知，我的文學批評界的不少同行、朋友，對《商界》持低調態度。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當我們的文學處於貧瘠境地時，批評界極少有人敢於秉筆直言，對來自“北派”的所謂“責難”更有一種天然的反感；當我們的文學有著某種突破時，則諸多挑剔，不是熱情洋溢而又果決地肯定它應該肯定的部分。這種批評心態，不也是“二律背反”嗎？
而無論肯定還是否定，文學評判的尺度、評判的標準，首先一條就是在曆史的縱向坐標和現實的橫向坐標比較中，把握其思想和藝術上獨特的發現，獨特的價值，獨特的位置。
唯其“第一”，才樹起了“先驅者”、“拓荒者”的形象
西方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曆史，但這類題材的小說一直不發達。像英國出生，加拿大籍，多年僑居美國，以反映美國商品社會生活為主的著名作家阿瑟·黑利，已是鳳毛麟角。當代文學史卻一直未能給予他公正的地位和公正的評價。他的幾部著名長篇小說，如《大飯店》、《汽車城》、《錢商》、《超載》、《烈藥》等，觸及了美國商界的許多層麵。純粹的商戰小說，似乎隻是近些年來才在美、日等國流行開來。商戰小說重要一翼的金融小說，日本則優於美國。迄今為止，堪稱世界級的商戰小說大師、大作品，似難論斷。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文學命運，如同它在政治上、經濟上一樣脆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唯有茅盾的《子夜》，為反映資本的原始積累寫下了光輝的史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寫民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無論作品的重心還是典型性，都要遜色於《子夜》。《商界》有其文學的淵源，但它也確實是建國四十年來第一部真正反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活動的開拓之作。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不隻是作為理論概念，而首先是一個實踐的概念，法的概念，則是近十年才得到首肯。因之，《商界》也是新時期第一部正麵反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艱難啟動的拓荒之作。
任何時代政治的、理論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學的“先驅者”、“拓荒者”，都是以其思想的鋒利和現實的勇氣而燭耀人類，燭耀社會的。將來寫文學史的人，如果還尊重起碼的事實，尊重文學發展的曆史過程，《商界》必然占有一席地位。在廣東文學史上，理應有更高更重要的地位。這並不因“先驅者”、“拓荒者”無可避免的遺憾而改變其自身已確立的價值。
唯其“獨特”，才奠定了“史”的地位
《商界》無論持肯定還是批評態度的同誌都認為：“《商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學與經濟漂亮的混血兒”，“是一次文學與經濟聯姻的成功嚐試”。論者更多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肯定《商界》的價值。我則要從純粹文學的角度探討：《商界》在文學上貢獻了什麼？
《商界》並非從經濟學的演繹，而是從文學的特性上展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初始及其延演的曆史過程。這個曆史過程，既由人物現代人格化和現代人性化來完成，又由作家賦予其悲劇的格調、悲劇的樣式與悲劇的結局來祭奠，從而顯示出真正文學的魅力。
這個曆史過程的契機與萌動，在於有計劃的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過渡，在於金融係統由財政預算，銀行撥款改為信用貸款。由此而暴露出社會的、經濟的、倫理的、心理的、權力的、行政的、法律的、體製的、人才的網絡式的、連環套式的全部矛盾和困惑。《商界》以新舊兩種經濟體製轉換為背景，將人的經濟活動，以及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心態、個性、性格、素養、氣質、行為編織其中，具象地展開人向現代化人格和現代化人性轉變所經曆、所需要的堅實而豐厚的真實體驗，痛苦的磨礪，創造的歡欣。
現代經濟運動的本質，是在發展和提高生產力的行程中，創造新型的純良、純正的現代人格和現代人性。不管《商界》作者對此理性的意識是否明朗，但卻實實在在把對新經濟生活的這種內在感覺描繪得逼真可信。《商界》在文學上的成功，首先在於此。雖然，作家依然采用典型的傳統手法，但這並不妨礙對人物進行新的創造，不妨礙給人物注入時代新質。作家筆下的幾十個人物，身世、經曆、氣質、個性、稟賦、教養、才華不一，但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都在經曆著觀念、意識、人格和人性的蛻變。
《商界》人物活動及其人格、人性轉變的背景，整體結構中回避了慣有的政治色彩和曆史意識，隻突出現實商品經濟規律和經濟觀念的君臨，有較鮮明的現時性和共生狀態。作品中三個公司的三個首腦人物——穗光實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漢池、銀河勞動服務公司總經理曾廣榮、東喜工商企業聯合公司總經理廖祖泉，他們的進取或退縮，成功或失敗，都離不開新經濟運動的生態環境。雖然，傳統的觀念和傳統的思維模式偶爾像幽靈般出現，但畢竟淡化了，而現實的活力與掣肘，才是人物最活躍的前沿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