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另幾篇寫新人形象的小說，也在不同程度上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時代特征。《支部書記的女兒》中的陳春蘭，始終恪守一個信條：“大隊千百來人，真才實學的人不少，我沒麵去占（招工）位置。”她不僅拒絕了父親所給予的兩次“特殊安排”，而且，當時代的需求、論人斷事的標準發生變更時，她又斷然拒絕了父親廉價奉獻的“農業技術員”的桂冠。她一方麵腳踏實地，不斷進取，另方麵，又時時惦念著“文革”中被逼走他鄉，下落不明的小農業專家黎亞南同學。最後，她出訪找到了他。這個人物實事求是的精神，博大的襟懷，閃爍著炫目的時代光彩。《阿靚回故鄉》中的楊偉芳大嬸，又是另一種胸懷坦蕩的人。“文革”中，她受了那麼多不公正的淩辱和委曲，可是，一旦當社會把她當作真正的人來看待時，她就不再斤斤計較過去，而是不涉前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去照亮落後者缺損的心靈。這也是一個有時代光澤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蒙上了濃重的陰影，留下了深刻的“後遺症”。作家通過楊偉芳大嬸形象的塑造，賦予這類矛盾以正確解決的途徑和方向，這對今天仍不能擺脫個人恩怨的人們，是有深刻教育意義的。《社會名流》中的新任生產隊長楊大新，既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農村經濟政策（“一上任就以無所畏懼的氣魄率先搞包產到勞”，“打田號，劃地段，責任到人，搞得熱熱火火”），又懂得如何運用黨的政策和策略去對抱殘守缺者進行合理的鬥爭，顯示出今天農村基層幹部經過曆史正反兩方麵經驗的錘煉，更趨於成熟。《她從香港歸來》，寫去了香港的農村姑娘謝銀英，力排眾議，執意回鄉找對象，雖然也頗具新意，但由於小說對這個人物的行動所提供的依據尚不十分充分，因而削弱了她的可信性。
作家在人物塑造上，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時代感，還注意將筆觸伸向頑固守舊人物的心靈世界，鞭撻和批判他們的落後意識。作家這樣寫，是因為深深感到：“農民身上許多落後意識，也導致了他們自身的悲劇。”這個認識，是深刻的，有見地的。當然，公允來說，作家新寫的十一篇小說，在對落後人物的刻畫上，較之先進人物，更能顯出自己的功力。繼《驚蟄雷》之後，作家又提供了彭有福、蔡鳴樓這樣兩個具有概括和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
彭有福與蔡鳴樓這兩個人物，有許多共通之處：在外貌上，彭有福：“癩疤頭，突門牙，一個尖頭撇角的半老頭兒”，蔡鳴樓：“個頭不高，犁弓背，禾鐮腳，一字肩”，都是“其貌不揚”。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一個“窮得沒法買油刮痧”，一個是“懶鬼、窮貨”，“連老婆也被指著他的鼻子，罵罵咧咧，指東派西”，純屬鄉間一等的流氓無產者。在發跡史上，都得益於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的曆史環境，彭有福仗著一封指鹿為馬的歪曲真相的“群眾來信”，“得到縣委書記的垂青”，從此“在田心寨有舉足輕重的人望”；蔡鳴樓搞封建迷信活動，被“微服偵察”的縣革委會郭主任誤以為“以毒攻毒”，一夜之間，“成了被人嘖嘖稱奇的新人”。此後，彭有福的“食祿全在於此”：“公社、大隊召開的各種會議：黨代會、社代會、積代會、雙學會、二先會……那個會議設宴都不會缺他”，“加上民間宴請，他一年能省下差不多一半的口糧”；蔡鳴樓則是：“屋子裏，常常客至如雲”，“酒席間，都有他的玉駕芝顏”。在麵對農村變革的現實麵前，彭有福滿懷怨情，破口大罵：“‘四人幫’倒台你就飛得起來了？”蔡鳴樓則惡狠狠地叫嚷什麼：“‘社會主義’這麵旗，你們是砍不倒的！”“我生是‘社會主義’的人，死是‘社會主義’的鬼！”以至於走路的“步子都很高遠，很悲壯。”似乎都竭誠成為舊時代陳規陋習的殉葬品。這兩個人物的不同之處在於：彭有福獵取名位，主要是為其不勞而獲取得合法性，隻求“富”，這是典型的小農經濟思想；蔡鳴樓則深謀遠慮得多，他不隻求“富”，還要“貴”，集“富貴”於一身。他“參與”“隊裏所有政治、生產、經濟等等的活動”，倘無他認可，一切“將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作者就賦予了後者以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內涵和典型意義。
作家塑造這樣兩個人物，不僅寫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且揭示了形成這種性格和心理的曆史原因、社會條件，以及他們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中的表現形態及其變化，從而反映出人生和社會的某些本質的東西。它告誡人們：如果不對彭有福、蔡鳴樓這類人物進行鬥爭和改造，黨的農村經濟政策就無法落實，農村的變革也就可能夭折。從藝術上來看，這兩個人物有許多地方顯得雷同，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缺陷。
此外，還要提及的又一個問題是，人物雷同在作家關於領導幹部形象的塑造上，存在類型化。在這十一個短篇中，其中有四篇都寫到一個姓莫的領導幹部，他的身份雖有不同，但在形象塑造的成敗得失上，除《農技師和公社書記》中的莫書記寫得較有個性之外，其餘各篇，都較為單薄，甚至有點概念，他們之間沒有鮮明的個性區別，甚至所作所為及經曆、氣質、神韻、風度，大致都一樣。這是否說明，作家在觀察農村生活時，對這一類人物（包括《社會名流》中的縣革委會郭主任），尤其是對他們處於曆史變革過程中的典型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心理，尚未能準確地把握，以致下筆不能像寫那些普通農民形象那樣得心應手，那樣機妙，那樣活靈活現。這幾篇小說中，農村領導幹部的正麵形象，似乎除了《支部書記的女兒》中的大隊黨支部陳支書還寫了一點個性特質外，其餘的，如同是這篇小說中的公社書記、《小鎮理發師》中的公社羅書記等，都顯得筆力不足。楊幹華小說的風格，基本上是屬於以寫農民的“鐵筆”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的。作家在剛開始創作時，“亦曾如醉如癡地愛著趙老大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品”。但從熟悉和描寫農村基層幹部，尤其是縣、社兩級的領導幹部來看，楊幹華與“山藥蛋派”的其他典型作家，如馬烽、孫謙等相比，還有較大距離。在作家這兩年來的新作中，還未能看到一個富有個性，真切感人的農村領導幹部形象。